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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才九年，三国会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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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东风解冻，蛰虫始振。西南进入了季节性的政治动荡期。桂军与滇军在粤北爆发冲突，张继跑到昆明煽风点火，对唐继尧说，驻粤滇军快变质成为桂军了。唐继尧一怒之下，把岑春煊秘密和北京直接议和的证据都端了出来，包括曹锟、张作霖、李纯提出的五点和平建议。其中关于国会的解决办法是：新旧国会同时停会，由北京中央政府召集各省议会联合会，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召集新国会，由新国会依据《天坛宪法草案》制定宪法公布之。南方国会的议员大哗，指责岑春煊这是在背后出卖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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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描述当时国会所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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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宪法会议因政学会议员不出席，即行停顿；上海南北和议，亦因条件不合停止。广东军政府岑春煊等，又仇视驻粤国会，断绝经费。海军既为收买，滇军人又被强夺。国会在粤极无存在之余地，势不能坐听军政府将国会消灭，不得不另筹奋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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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林森、吴景濂、褚辅成和伍廷芳暗中商量，国会搬到上海或云南，另辟新天地。伍廷芳也决心脱离军政府了，他利用财政总长的权力，给每位议员发了200元路费，又秘密汇了100万元到上海汇丰银行。1920年的农历新年一过，国会议员便纷纷收拾细软，准备迁徙了。3月间，吴景濂已安排子女“急速离粤”。行动十分隐秘，形同秘密逃亡，议员分批离粤，吴景濂第一批，伍廷芳第二批，林森、褚辅成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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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分，议员们乔装打扮，分批搭船，先去香港集中。留在广州的，仅政学系议员。吴景濂回想起三年前乘军舰赴粤护法，同行尽是伟人巨公，大有登高一呼，天下云从之势。如今却急急如丧家之犬，别了陆公，投奔唐公，不禁悲从中来，拍遍栏杆：“三年在粤护法成绩，为军政府当局摧残，未告成功，半途出粤，言之可为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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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在香港时，接到唐继尧的电报，欢迎国会到云南，但国会经费，他无能为力。大家又犹豫了，到底是去云南好呢，还是去上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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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但钱的问题，在3月29日好像有了一线转机。这天，伍廷芳头戴一顶旧毡帽，化装成落魄的金山伯，乘坐轮船三等舱逃往香港。谁也看不出来，这位满脸风尘的老人，身上竟带着从军政府卷走的180余万关余税款。吴景濂大喜过望，这笔钱虽然不能全部给国会，但至少可以拨一部分，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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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4月3日，岑春煊才接到报告，说国会已人去楼空，急派宪兵驰往两院搜查。果然空空如也，经费、印信、重要案卷，都被吴、褚二人带走，只剩下稀稀拉拉几名政学系议员，也在互相打听消息。接着又听说伍廷芳把关余卷走了。这个打击比国会不见了还要可骇，岑春煊不禁手忙脚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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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留在广州的300名议员召开联席会议，推举孙光庭为参议院主席，陈鸿钧为众议院主席，代行议长职权，通电宣布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参议院议长林森等“带印潜逃，嗣后如假议长名义在外发表文电，一概认为无效”。照搬当年孙文南下时的桥段，在广州开非常国会，选举岑春煊为大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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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的代议政制，搞了九年，搞出三个国会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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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褚辅成等人都到香港后，议员们举行谈话会，讨论前途问题。昆明是首选，因为云南毕竟是西南军政府的区域，但因经费不足，议员们只能兵分两路，一路二百多人，由林森、吴景濂带领，前去上海，其余由褚辅成带领，前往昆明。会后发表通电，声明国会另择地点开会，以贯彻护法救国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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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分途登船，挥手作别。4月8日，维多利亚港一声汽笛，恓恓惶惶的千里大迁徙，就在这个“路上行人欲断魂”的黄昏，从香港起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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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到达上海后，与唐绍仪、孙文等见面，征询对时局的意见。这时的南北关系，基本上是徐世昌与岑春煊联洽，段祺瑞与孙文联洽。徐世昌想避开南北国会，直接与广州军政府谈判；但段祺瑞却想绕开广州军政府，由王揖唐的安福国会与林森、吴景濂的旧国会携手合作，共同制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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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上海固然好，但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况且，这是皖系大将卢永祥（浙江督军）的地盘，虽然孙段绾合，春暖花开，卢永祥对国会无比欢迎，但当年国会是与皖系闹翻，才南下护法，现在南方待不下去了，又回到皖系“怀抱”，面子上未免有点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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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林森、吴景濂犹豫不决之际，军政府在香港控告伍廷芳携款潜逃，诉讼成立，伍廷芳汇到上海汇丰银行的钱被扣留了。水龙头一关上，马上有断炊之虞。这件事促使林、吴下决心离开上海了。5月5日，在上海的旧国会议员召开谈话会，决定迁往云南。5月15日发表宣言，定于6月1日第一批议员动身。但后来又延期了，似乎是为了等孙文、唐绍仪、伍廷芳等人正式对外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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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孙文、唐绍仪、伍廷芳、李烈钧在孙宅开会，林森、吴景濂、王正廷、褚辅成等两院正副议长都出席了。会后，三位在沪的前总裁，加上唐继尧，四总裁联名发表宣言，否认广州军政府和国会，宣布在云南组成合法的军政府，责成南方议和总代表即日与北方议和总代表恢复和谈。当天，王揖唐便接到唐绍仪送来的公函，昔日求见一面而不得，今日竟主动送上门来，何前倨而后恭也，王揖唐咸鱼翻身，其喜可知。谐谑者又戏言“王揖唐亦揖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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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国务院却给王揖唐来了一电，提出连串疑问：唐绍仪的总代表，是军政府委派的，今唐否认军政府，这个总代表资格是否还存在？上海不是西南范围，孙文、唐绍仪、伍廷芳诸总裁，或已辞职，或已离任（唐绍仪从未就职），现在仅以私人资格在上海的私邸集议，是否能发生效力？孙、唐、伍诸公既已否认军政府，将来和议有成，军政府是否接受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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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必答题，非顾左右而言他可以搪塞得过去，否则，到最后和会必然又沦为一出自导自演、自弹自唱的轩轾戏。但安福国会急于恢复上海和谈，生怕国务院搅局，6月7日，派了20名议员，到总统府求见徐世昌，要他澄清对上海和会的态度。徐世昌避而不见，议员们死也不肯离开，在总统府门前喧闹不休，僵持至晚上10时许，秘书长苦苦相劝：总统今天抱恙，各位议员明天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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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上午，安福俱乐部的头头在太平湖开会。有人提议，徐世昌与军政府直接议和就是破坏和平，国会应提出弹劾。但又担心弹劾案提出后，万一国会通不过，岂不更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最后决定由两院议长亲自到总统府，向总统提出质问，并由两院通电赞成上海和会，这样才称得上是合法的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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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参议院议长李盛铎、副议长田应璜、众议院副议长刘恩格一起去见徐世昌。徐世昌终于露面，他不动声色地倾听，听毕对大家说：“一，政府并无不信任王揖唐；二，军政府发生内讧，政府当然可以置身事外；三，军政府已改派温宗尧为南方议和总代表，政府尚未承认，所以政府并无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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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双方都在谈论法律，但谁也没有真正可凭的法律依据，法律一词出现愈频繁，只说明离法律愈远。南北关系形如一团乱麻，谁是正宗国会，谁是冒牌国会，谁能代表政府，谁不能代表政府，甚至谁才是合法政府，云里雾里，都在各说各话。连最基本是非黑白都没分清，说什么与这个代表谈，与那个代表谈，全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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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方国会和总统讨价还价的时候，南方国会开始了西迁之旅。从云南传来的消息说，唐继尧与当地“实力派人士”，对国会口头“欢迎之至”，但内心都是一百个不愿意。大家顿时冷了半截，谋划半年，历尽曲折，以为山清水秀的云之南、四季芳华的春之城，已为他们搭好舞台，原来却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只好匆匆更改行程，改去重庆。伍廷芳从带到上海的关余现款里取出一部分钱，发给每位议员300元路费，包下了美商隆茂号轮船，从上海直航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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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回忆说：“决议后，一方通知云南两院同人，一方电商四川督军吕超、省长杨庶堪，得吕、杨之复电欢迎。予同林议长及两院议员遂定于9月7日由沪启行。”然而，纵观大局，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政治被军人把持，遍地烽烟，根本没有一个行宪的环境，国会无论搬到哪里，都唯有依附实力派。其结果都是为强僭的军人、政客制造机会，而民主共和，则渐行渐远。曾经有过一线宪政微光，卒在政潮的反复震荡中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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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过汉口时，适为夜晚，要在码头停泊一晚。当时湖北督军王占元是直系大将，他会不会扣留议员？吴景镰内心七上八下。好在一夜无事，王占元没有为难议员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他们的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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