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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一马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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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辛亥革命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里，人们亲眼见证了国家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田地，大清王朝最窳败萎靡时，都没有出现过这等局面。国会作为“主权在民”的一个崇高象征，已从一个光荣神圣的殿堂，江河日下，沦落卑污，渐渐不成体统矣。四川省长刘湘痛心疾首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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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辛亥革命后，称共和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宪法尚未成立，国会到处搬家，少数高等流氓，挂起中央政府的招牌，天天卖国肥私，几个无聊军人，顶着督军巡阅使的头衔处处杀人越货，自谋生活，彼此不通商量，甚至同室操戈，不惜糜烂天下，这种局面还算得是一个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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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大家的政治观念、是非观念、道德观念，都还是比较清晰的，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什么是法治，谁守法，谁违法，还有基本的概念，现在反而愈搅愈成糨糊了。国会是最高的立法机关，带头违法，无视自己制定出来的法律，这样的国家，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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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一定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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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之所以让人又爱又恨，原因恒在于此。无论官僚、军阀和政客们如何胡天胡帝，但这个社会的最后底线，依然未被击穿，仍有一股向上的力量，不断把沉沦的社会托起，几千年的人文精神并未失坠，继续维系着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伺时，因政治管治系统的松弛，不能完全操纵学术，反激起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出现政治日衰，而学术日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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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自治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勃兴，使中国再次看到了走出困境的希望。这个概念，据张继自称，是他提出来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民国九年（1920）……赴湖南，适太炎主张自治同盟，余易名曰联省自治。”其初衷仅为保护四川、湖南不受北方侵暴，但在学术界、文化界的积极推演之下，自治的理想鹄的，被提升到“民权”、“民治”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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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担心，联省自治会导致地方割据分裂。但事实上恰恰相反，辛亥革命后，南北分裂，军阀割据，国家长久不能统一，才导致出现联省自治的思潮，谋以自治形式，达至联省统一。从时间上看，分裂在前，联治在后，三论史者不能颠倒因果。因此，联省自治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分裂，而不是制造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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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前后，《新湖北》（1920年9月）、《新安徽》（1920年10月）、《新浙江》（1921年2月）、《新四川》（1921年3月）、《新江西》（1921年5月）、《新山东》（1921年7月）等杂志纷纷创刊。而拥有最多读者的报刊如《时事新报》、《东方杂志》、《改造》、《太平洋》、《努力》、《大公报》、《时报》、《民国日报》、《华字日报》等，亦无不开辟专栏，刊登讨论与研究联治的文章，连篇累牍，大吹大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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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皖战争后，由于国会解散，议员们星散各地，参与家乡的政治事务，或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组织民间团体，对联治无形中起了推动作用。1920年7月，梁启超在北京发起组织“国民制宪同志会”，其中发起人籍忠寅、黄群、蓝公武等，都是国会议员。虽然梁启超悲观地认为，在这种混乱政局之下侈谈制宪，根本是痴人说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狗嘴里出不了象牙”，但仍必须保持“社会对于此事之热闹”，这样才能对当局形成影响，让体制内的有志者不至于彻底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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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冬，江苏、湖北旅京公民组织自治联合会，河南、山东、甘肃、江西、四川、福建、广东、安徽、山西、广西等省相继加入。11月6日，各省代表齐集北京，在江西会馆开成立大会。各省省议会代表34人，也在上海开会，准备共同制定省自治法。自此，“湘人治湘”、“川人治川”、“粤人治粤”等自治口号，风行一时，形成山呼海应的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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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热闹的局面透露出的信息，其实颇令人沮丧。它说明国人对顶层设计的宪政路径，已丧失信心与期待。历史的目光，将从中央转向地方，希望地方能够承担起铺路架桥、刷新全国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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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省自治运动中，扛大旗、走最前的是湖南，因为湖南的地理位置处于南北战争的四战之地，久罹锋镝，饱受摧残。当年湖南督军张敬尧，督湘不及两年，残杀人民，敲削脂膏，军队军纪涣散，压买强赊，霸占民房，城内抢劫、奸淫之风盛行，又组织清乡队，到各乡搜刮地皮，无所不至其极。有报道说，在1918年南北战争中，张敬尧的军队在株洲、醴陵烧杀抢掠，无辜死亡的民众达十余万人，骸满沟壑。战事结束时，偌大一个醴陵县城，“仅遗二十八人”。湖南百姓身丁荼毒，哀声遍野，称张督军为“张毒菌”，把张敬尧的统治称为“黑色恐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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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夏天，吴佩孚撤防北归。湖南人以此为契机，发起驱张运动。三千头戴篾笠、精神饱满、晒得像黑炭头的“粮子”（湖南人称士兵），在全湘民众支持下，奋勇出击，硬是把装备精良的北洋第七师驱逐出湖南地界。章太炎兴奋地称赞谭延闿是“为扬子江全域争存人格”，鼓动他借此机会，实行自治，使湖南成为全国“模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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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谭延闿以“快邮代电”宣布，将参合国会讨论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行条例，实行“湘人治湘”。当时在汉口明德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李剑农，看到谭延闿是以“快邮代电”而不是通电宣布自治主张，便冷了半截，断定他缺乏诚意：“谭延闿如果真有诚意听人民自治，自然必发真的电报，如今竟用快邮代电，来宣布湖南自治的主张，当然是毫无诚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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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怀疑眼光去看谭延闿的，不只李剑农一人。报纸上就有文章，劝告民众要警惕假冒的自治。但怀疑并不是止步不前的理由，有人便豪气十足地说：假冒也不要紧，“总算是自治的动机勃发了，真真假假且不管他，即此一端，便可以断定我们理想中的联邦，迟早总会有实现的希望……他既可以利用这个名义来遂他的私图，人民又何尝不可以利用他的私图来谋群众的公益？”这种言论，反映了民间的自信，哪怕官家有假冒之心，民间也有逼官从良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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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谭延闿没有诚意，颇为冤枉，但他内心犹豫，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联邦制、联省自治这些议题，社会讨论虽然日久，但并没有达成共识。在湖南知识界还有一种更前卫的声音，就是把湖南从“大中华民国”中分离出来，成立“湖南共和国”，代表了在无政府主义影响下，一部分知识分子愤世嫉俗的情绪。在前路多歧的情形下，要真正做开山劈石的第一人，把三千万湖南人的命运押上去，毕竟任重道悠，令人有利深祸速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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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宛若一颗璀燦明星，全国目光顿时集注于此。熊希龄、范源濂等在京的湘籍名流，兴奋不已，马上通电支持，熊希龄起草了《湖南自治法大纲》，又请梁启超起草了一份《湖南省自治根本法》，专门派人到长沙与谭延闿接洽。孙文也很在意谭延闿的向背，因为他将来从两广北伐，湖南、直皖战争后，由于国会解散，议员们星散各地，参与家乡的政治事务，推动了联省自治运动的发展。其中，湖南一马当先，走在自治运动的最前端。图为领衔“湘人治湘”运动的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是必经之地，于是先后派李执中、周震麟、李汉丞、陈嘉会等湘籍国会议员，从上海到长沙活动。但谭延闿这人，性格圆滑阴柔、不温不火，有“母性督军”之称，少对南北的态度，一概若即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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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谭延闿通电全国，明确提出民选省长，全国实行联邦制的主张。湖南各界欢声雷动，如登春台，一个“东方的瑞士、自治的乐国”，仿佛已向三千万湘人招手。9月13日，谭延闿以省长名义，召集湖南各界名流，在总司令部举行自治会议，讨论熊希龄与梁启超的两份“自治法”。但《民国日报》随即质疑，由省长召集自治会议，讨论制宪问题，甚为不妥。谭延闿从善如流，马上改为以私人名义。但以私人名义开会讨论省制宪这样重大的问题，本身又陷入另一种荒唐。几个私人开闭门会议的结果，到底能否代表公众？如果不能，开会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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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谭延闿总希望把事情做得人人满意、无懈可击。他请大家对实行自治法的程序提出建议。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良久，都无结果。有人提议，不如先由省政府、省议会各举出相当人员，组织起草委员会，然后再讨论实施程序，大家一致赞同。最后决定省政府出十人，省议会出十一人，组成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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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扩大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性，谭延闿建议：“政府推举之人，不限于行政机关人员，凡各团体、各党派具有政治经验、学识之人，都可以由政府推举为起草委员。凡事须有反对方面之意见，方可讨论详尽，期于至善。希望议会方面所出之人，亦不必限于议会之内的人。”湖南省议会议长彭公望对此显然有所保留，他回应说：“今日到会，系以私人名义，关于此事，尚须召集驻省议员开协议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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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定五天内组成起草委员会，以一月为期，到期后可延期十天，脱稿后再征集全省民众意见，以凭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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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自治，举国俱瞻。历史的车轮，就这样开始缓缓转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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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政府一连下了几道命令：一、湘省自治，决以军政府所定之县自治制为蓝本，酌加参订，详细研改；二、筹设市政厅，以为推选市自治制之准备；三、由省署设立全省地方自治筹备处，筹办一应事宜；四、通令各县知事，将各县自治经费，详细查明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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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直到省议会忽然提出异议，认为省宪起草委员会的组织方式，有“官绅包办”之嫌。提议由全省人民组织宪法会议，否则将拒绝派人参加。宜风宜月的湘江，骤起波澜。省议会的意见，亦不无道理，省政府不是立法机关，不应作为制宪的主办机构。谭延闿马上作出让步，接受省议会的决议，将省宪草案交给全省人民宪法会议解决。这个会议由省议会负责召集，以昭慎重。省宪的制宪权，由省议会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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