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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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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9月，江浙爆发了战事，在直系支持下，齐燮元的江苏军队，首先向浙江进攻，卢永祥率浙军起而应战。至9月底，浙军战败，卢永祥下野。但这时张作霖的奉军却以援助卢永祥、讨伐贿选为名，大举入关。第二场直奉大战，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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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奉军展开全线进攻。9月18日，吴佩孚在北京“四照堂”召开直系军事会议，策划守战，号令四方。吴佩孚出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冯玉祥任第三路总司令，吴佩孚亲赴秦皇岛督战。10月19日，冯玉祥接奉总部命令，率领西北军迅速增赴前线。但冯玉祥对吴佩孚早有二心，在途中突然宣布倒戈，杀回北京，囚禁了曹锟，推举段祺瑞为大元帅，复逼前清逊帝迁出紫禁城，造成震惊全国的“甲子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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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当了一年总统的曹锟，在西北军的威逼之下，宣布辞职，他的弟弟曹锐吞鸦片自杀。早知今日，当初何必千方百计要当总统?由于后院起火，前线直军无心恋战，奉军乘势占领滦州，抄了直军后路，而山东又宣布中立，切断了津浦铁路，拒绝吴佩孚假道。山海关、秦皇岛的直军不战而溃，纷纷坐船浮海南逃，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吴佩孚半生英名，因冯玉祥的倒戈，一朝丧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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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发生后，形势峰回路转，瞬息万变。10月25日，全体政变领袖在北苑召开第一次会议。冯玉祥作为国民军总司令向会议提出：“请孙文北上主持大局，目前中国政治纷乱，非有一老成持重，信实不欺的真君子出面收拾残局不可。”此人非孙文莫属。但在孙文北上之前，由段祺瑞主持大局。随后，苏、皖、赣、浙、闽、湘、鄂、川、陕、豫各省都来电拥戴段祺瑞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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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褚辅成、田桐等国会议员，忽然在一片混沌之中，看到了重振国会旗鼓的一线希望，遂在上海发出通电，提出对贿选议员应予惩处。另有一批议员也在天津集会，由焦易堂提出“淘汰贿选分子，维持国会”的主张。11月中旬，沪，津两地议员，在天津会合，设立“反对贿选议员办事处”作为联络机关，呼吁各地的护法议员，放下手头杂务，摒弃以往成见，迅速到北京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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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已久的国会舞台，又闻急切的开场锣声，但这时谁还对这些角色感兴趣呢?戏总要有人去演，但谁会真正想看呢?谁对它有真诚的期待?一个人不喜欢你，可以说这个人有眼无珠，十个人不喜欢你、一百个人不喜欢你，可以说他们是党同伐异，但全国上下都不喜欢你，还能怪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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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段祺瑞到了北京，组织临时执政府。这是一个全国最高权力机关，集总统、内阁、国会于一身，对外代表国家，对内总揽军民政务，不再另设监督机关，被史家称为“组织之单纯，权力之集中，为民国以来所仅见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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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时，段祺瑞在天津发表“就临时执政通电”，宣称“法统已坏，无可因袭。唯穷斯变，更始为宜”。他提出要召开两个会议：一个是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另一个是国民代表会议，援美国费府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以三个月内召集，其集议会章，在善后会议议定后即行公布。所谓“费府会议”，指1787年美国十三州的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制定联邦宪法一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段祺瑞要走美国的道路，因为费城会议明确提出了联邦制的概念，而段祺瑞需要中国的“费府会议”，是制定一部中央集权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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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在执政府中担任司法总长，他在替段祺瑞向记者解释政策时，已明确表明不会附会法统。他说：“至于临时执政府，乃革命的，与法统无关。而段氏之所以不组织所谓‘革命政府’，一则因不欲自居一手造成革命事业者，二则因此种政府为暂时过渡之性质，与其多事纷更，实无宁因陋就简，留待未来两种会议之解决，并非有附会法统之意存于其间。”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对于还想坚守代议政制的国会议员来说，舞台的灯已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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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与段祺瑞关系密切的官员曾毓隽（安福议员，曾任段祺瑞的秘书长）、梁鸿志（执政府秘书长）在新丰楼设宴招待林长民、刘以芬等拒贿议员。大家七嘴八舌，痛骂投票议员，有人主张严惩，刘以芬叹息说：“受贿投票，法固宜惩，然尚有受贿而不投票者，将何以处之?若同一受贿，所差者只在投票与否，而一惩一奖，岂得谓平?”一时间大家都面面相觑，举座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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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然，在一个大黑泥潭里，能长出几朵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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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127名议员在北京太平饭店开会，成立“国会非常会议”，以“国会反对贿选议员二百七十九人”的名义，发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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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民意机关绝续之交，同人自觉代表国民之职责益为重大，特于本日在北京成立国会非常会议，其存大法于一缕，共策国事之进行。俟政制完成，民意有托，同人即解除责任，以谢国人。会后，非常会议委派王家襄、童杭时等六位议员为代表，拜访段祺瑞，征求他的意见。但段祺瑞避而不见，让人传话：他对国会非常会议没有成见，然须考虑协商后，才能与代表们见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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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张作霖也进了北京，形势顿然改变，冯玉祥很快被段、张踢出了局，倒戈者往往被人瞧不起，出卖吴佩孚的结果，是替他人作了嫁衣裳。11月25日，段祺瑞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第二天，王家襄等人见段祺瑞还没有下文，又去拜访。段祺瑞派梁鸿志出来接见，反过来问议员有什么想法。王家襄向梁保证，非常会议纯属过渡性的民意代表机关，但求草定国民会议的组织法，提出一种宪法草案于国民会议而止。非常会议也绝不会向政府提出弹劾案和质问案，请转达执政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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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议员把身段放得很低，但段祺瑞实在讨厌“非常会议”这个名称，也许令他想起1917年广州的“国会非常会议”，唤起许多不愉快的记忆。他建议由拒贿议员组织一个国宪起草委员会，重制宪法，停止非常会议。而议员们却认为非常会议已经成立，且对外公布了，突然改换名称，太过儿戏。而且国会不能行使职权，宪法起草委员会只能由政府任命，将来宪法出来，还是贻人“钦定宪法”的不良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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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已如燕巢危幕，个别议员还想保持其独立地位。吕复等19位议员联名提议，不需政府任命，由拒贿议员自行组织国宪起草委员会。但经过大家讨论，均认为在目前环境下，根本行不通，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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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24年冬天的来临，国会落幕前的一些小插曲，开始陆续上演了。段祺瑞上台后，首先责成章士钊迅速查处国会在贿选丑闻中应负的罪责。在11月30日的国务会议上，章士钊把这件事提出来请大家慎重讨论，多数主张采取断然的法律手段来解决国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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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再把总检察长、高等厅、地方厅检察长请到家里开秘密会议，根据两院列出的议员名单，把第一批被检举议员用红笔圈出来，由地方检察厅依法检举。最后，他吩咐大家：“要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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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风声早已外播。当各检察官分成十一队，分别前往各议员的住宅和相关银行搜查证据时，涉案议员纷纷仓皇走避，状极狼狈。据刘以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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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知有若干人，睡梦中闻逻骑至，仓皇逃窜，有不及履者，有不及衣者，有登屋逾垣堕而伤者，种种丑状，令人为之喷饭，结果并无一人被逮。盖政府用意只在恐吓此辈，以杀其此前之威风，非真欲令作阶下囚也。反之，不投票议员，除少数与政府有特殊关系，正在参与密勿外，其余则仍保持不完全之国会躯壳，不愿遽尔舍去，月尚以非常会议名义，向政府领费，政府亦以决策末至实行时期，且若辈均属患难相随，不能不略为敷衍。从前议员月领四百元，今则减半给二百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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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国会已处于“不解而散”的状态。非常会议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自称“本会议由未参加十二年十月五日非法大总统选举会之国会议员组织之”。非常会议属于临时性的立法机关，不设议长，设行政委员会，由各省议员互选一人充任委员，执行一切事务，开会时由行政委员依次担任主持。希望以此为国会留住最后一点香火。12月10日，召开大会，各省推举出行政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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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下午，王用宾、沈钧儒等6位议员代表，再到铁狮子胡同和执政府交涉，他们向段祺瑞说明，某些议员有罪不等于国会有罪。国会机关问题应留待国民会议解决。段祺瑞断然答复，这次是革命，约法和国会应该同时消灭。十三年来内乱不断，都是约法造成的。曹锟公布宪法，早就革了约法的命，现在再来革曹锟的命，消灭他的宪法。但约法和国会，早已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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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从执政府出来后，听到更骇人的消息，段祺瑞已拟就三道命令，准备发表：一，撤销曹锟公布的宪法；二，临时约法失其效力；三，解散国会。议员们大惊失色，12月15日开紧急大会，讨论应对办法。有议员气愤地说，如果解散国会，“中华民国”四字，从此不能再用，更不能继续民国十三年的年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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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愤激的声音，为国会的末日增添了几分悲凉的意味。北京《晨报》以《旧国会已达最后五分钟》为标题，报道了这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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