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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四一 磨难与成长：蒋经国旅苏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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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在黄浦江骚动不安的霓虹灯影下，一艘毫不起眼的小货轮悄没声息地开出了上海港。在这艘狭小拥挤的船上，有100多名中国年轻人，他们忍受着船舱中龌龊难闻的猪屎尿躁味和初次出海所引发的晕船反应，一些人默默地席地而坐，另一些人却兴奋地传看着几本小册子并热烈交谈着，借着昏暗的灯光，照见了小册子的封面：《共产党宣言》、布哈林《共产主义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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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艘开往海参崴的货轮，但海参崴并不是这些年轻人的目的地，他们要去的地方是红色圣地——苏联莫斯科。由于这艘货轮之前载运过猪牛羊等牲口，船舱里浓重的臭味令人闻之欲呕，在等待起航的几个小时里，其中的一个少年便几度起身，想逃离这里回家去，他就是当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这一年，他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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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于1910年4月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他既是蒋介石的长子，也是蒋介石的唯一亲生子（蒋纬国系养子，其父传为戴季陶）。对于这个儿子，蒋介石是十分严格甚至严厉的，陈洁如曾在回忆录中说，她初次见到蒋经国的时候，这个十一岁的小男孩经常被父亲高亢的吼叫声吓得全身颤栗；陈洁如问他话时，也只知道羞赧地摇头。在父亲走后，陈洁如让这个小朋友坐在椅子上，发现他全身仍旧在抖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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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蒋介石对次子纬国却十分厚爱，他经常抱起纬国，一边逗他玩，一边要他喊陈洁如“姆妈”。厚此而薄彼，或许是因为蒋经国比蒋纬国大六岁，或许是因为蒋纬国从小长得乖巧又体弱，或许应了蒋介石对两个儿子的评价……“经国可教，纬国可爱”……或许仅仅是蒋经国作为长子，蒋介石对他抱以了极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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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母王采玉去世后，十一岁的蒋经国离开溪口来到上海，在陈洁如的照顾下，他不久考入万竹小学，后来又进入上海浦东中学学习。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由此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十五岁的蒋经国也愤而加入并被选为浦东中学示威队伍的领队，后来因被捕而遭到校方开除。数日后，蒋介石把他送到北平并让他进入党国元老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但在北平期间，蒋经国再次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这一次，蒋介石干脆把他送到苏联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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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秋，苏共决定在莫斯科成立一所学院以帮助国共两党培养革命人才，这就是后来的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苏方代表鲍罗廷的指导下，中方考试委员会选拔了首批280名学员前往苏联学习。出于中国国情的考虑，鲍罗廷又从国民党要人的适龄子弟中特别推荐了20名学生，其中除了蒋经国之外，还有邵力子的公子邵志刚、叶楚伧之子叶楠、于右任之女于秀芝、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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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货船在上海等候出港时，足足等了五六个小时，年少的蒋经国差一点就动了逃回家的念头，但他转身看见这么多同伴都留在船舱铺位上，又不禁自问：既然他们能忍受，为什么我不能？我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如果中途开小差，将来别人会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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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蒋经国终于说服自己并继续留在船上，由此也开始了他的苏联之旅。他当时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去就是十二年，成为当时所有去苏学员中在苏联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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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参崴后，学员们改乘普通火车前往莫斯科，在经过漫长的铁轨旅途后，这批人终于在11月底到达了红色圣地莫斯科并入读中山大学。当时的中山大学是一座庞大宏伟的四层楼房，就在毗邻莫斯科红场的沃尔洪卡街十六号。这座建筑原本是某俄国贵族的府邸，十月革命后改成了一所中学，后来又改为一所农业大学，如今则被改成了中山大学的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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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的学制一般为两年，蒋经国在入学后与另外21名同学编为一班，其中蒋经国和冯玉祥的长女冯弗能（在1926年初冯玉祥访问苏联后留下学习）是年龄最小的，两人当时都只有15岁。据目前苏联解密档案中的几封书信来看，这两人最初还出现过一段纯真的初恋，只不过因为冯弗能不爱学习、不图上进，后来两人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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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大学开学后，从国内及在欧洲留学而转到这里学习的学员一度达到600多人，其中就包括了后来的一些著名人物，如邓小平、左权、王明、乌兰夫、赵一曼、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杨尚昆、伍修权等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山大学又成立了一个特别班（又被戏称为“老头子班”，因为学员都是年纪较大、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其中就包括了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杨之华、杨子烈、夏曦、施静宜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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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为了方便管理，他们给中国学生都取了俄文名字，其中蒋经国被称为“尼古拉同志”，王明则是“古路比夫同志”，诸如此类。在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蒋经国的表现很上进，他在抵达苏联几个星期之后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段时间里，蒋经国苦修俄文，还经常在学员自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对大众进行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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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后，蒋经国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大挑战：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并对共产党人实行搜捕和屠杀，革命形势瞬间逆转，风云为之变色。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中山大学的学员们立刻召开会议展开大批判，年轻的“尼古拉同志”当时或许真的很进步，他在讲台上公开谴责自己的父亲是“叛徒”和“杀人凶手”，说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而成了反革命分子”，甚至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叛贼！”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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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苏联政府的机关报《消息报》发表了“尼古拉同志”给父亲的公开信：“今天，我要重复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要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惟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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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尼古拉同志”再次回到自己的国家并变回“蒋经国”时，他宣称自己当年说的话都是迫于环境的压力，其实这种“事后翻供”的自我辩护大可不必。以其当时仅17岁的年龄，加上处于中山大学这样的革命环境，蒋经国在“四一二”政变后与“反革命头子”的父亲划清界限甚至大义灭亲，这一点都不奇怪。至于后来，他心智已经成熟后再发表类似的言论，那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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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蒋经国从中山大学毕业，当他要求与其他一些同学一起回国时，遭到了苏方的拒绝。共产国际的人说：“我们已经决定让冯宏国（冯玉祥的儿子）回去，假如蒋经国获准返国，他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把他留在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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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被拒绝，除了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外，还有个原因是他被认为是“托洛茨基派”。当时苏联内部的斗争已日趋激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形同水火，而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拉迪克是“托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拉迪克是蒋经国的老师，因而他难免受到托派思想的影响。蒋经国当时也承认：“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在斯大林大举肃清“托派分子”的时候，中山大学也有36名“托派”中国学生被捕，其中有一些人便就此葬身异域。好在蒋经国身份特殊，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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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申请被驳回后，蒋经国获准以学员的身份加入驻莫斯科的红军第一师，虽说是普通一兵，却也开始了他弥足珍贵的军旅生涯。在受训的一年中，蒋经国从操练、装备、武器、战术、军纪、野战、扎营等开始学起，最后被保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政学校深造，后来的共和国大将肖劲光当时也在这里学习（与蒋经国同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左权则在毕业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当时与蒋经国同期来苏联学习的人成百上千，但能进入这样的军校学习的人屈指可数，这显然是苏方有意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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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玛契夫中央军政学校的学制为三年，在这里，蒋经国受到了系统的军事学习和训练，他甚至在军事演习中担任了连长、团长和师参谋长，他的毕业论文则是《游击战术》。这个学校的学员均为共产党员，不过蒋经国是唯一的例外。直到1929年，他才成为苏共候补党员，那是在他发表公开声明脱离“托派”之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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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蒋经国毕业后提出了两个申请，一是回国，二是加入红军，但这两个要求都被驳回。在被冷落了一个多月后，蒋经国被任命为列宁大学（前身即为中山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副指导员，并陪同这些即将返回国内的学员前往外高加索地区和乌克兰参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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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陪同参观的任务完成并回到莫斯科后，很不幸，蒋经国大病了一场，几乎不省人事。在重病中，蒋经国的情绪十分低落，因为在住院期间，只有三个俄国朋友来看过他，而那些所谓的“中国朋友”，一个也没有来过。蒋经国心里很难过，他当时心想：“好几个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在这里死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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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二十岁的蒋经国身处异国他乡又病得气息奄奄，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此时的孤单和伤感没有人可以诉说，而他与父亲蒋介石之间的直接联系，早已因为政治原因而中断好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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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蒋经国终于病愈出院，随后被分配到迪拿马电器厂做一名学徒。从学校突然转到工厂劳动，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蒋经国在做了两天后便腰酸背痛，两只手也肿了起来。更糟糕的是，那时苏联的物质供应十分紧张，面包要配给、鱼肉等更是价高而罕见。蒋经国在《我在苏联的生活》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生活：“今天六点钟就起身，要比平时早起一小时，因为肚饿得睡不着，同时想早起一点到面包店，或可领到今天的面包。六点钟的时候，天还没有明，当我到面包店的时候，店门外已经有十多人等在那里了。过了二十分钟，店内的职员出来跟大家说，今天没有面包。大家听了都很平静地散开了。其中一个女子，大概是新到莫斯科来的，她对职员说，昨天我也没有领到面包，请问你昨天和今天的面包票，明天还可以用吗？职员说，面包票只可当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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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当时的月薪只有45卢布，不可能有更多钱去买配给外的食品，因而他经常空着肚子工作。为了谋生，他一方面进入夜校进修工程学，另一方面找到一个机会在工厂里教军事课，借以改善地位，增加收入。由于在夜校学到不少知识，工作中的技术也得到提高，五个月后，蒋经国的月薪便提高到105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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