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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时代：以细节还原历史，让历史照亮未来 [:170679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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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情缘——王国维与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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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时期，很多清华学子的毕业证上，在导师一栏都赫然写着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的大名。在近代中国，这里面的每一位都堪称令人仰止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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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北洋时期的清华学子们是幸运的。1925年清华国学院刚刚成立时，招来“四大导师”同时任教，就算在那个学术界群星璀璨的年代也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过两年以后，清华国学院再一次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关注，这一次的关注是因为国学院痛失了一代宗师—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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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12月3日生。他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是北洋时期国学的一代宗师。1923年遍习西学又留学日本的王国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不过王国维帝师的身份并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对此事，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从此王国维就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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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在清华，王国维教出了谢国桢、刘节、徐中舒、戴家祥等人，这些人都是中国近代文化界最中坚的人物，分布在全国各知名大学任教，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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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王国维也结识了史学界的另一位大家—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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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江西义宁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学习梵文、巴利文等古文字，并了解西方文化。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所以他的见解总有独到之处，也往往被国内外的学者所推崇。1925年陈寅恪受聘清华，不过因为要为父亲侍疾，陈寅恪是1926才来到的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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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王国维和陈寅恪算是真正见面认识了。但他们的联系远远不止于清华，其实陈寅恪与王国维都深受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特别受晚清学者沈曾植的影响更大。王国维一直视沈曾植为师长般敬仰，而沈曾植与陈寅恪的父亲也是莫逆之交，陈寅恪是晚辈，对沈曾植产生仰慕是很自然的。后来陈寅恪从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的研究，与沈曾植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此外，王国维与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沙畹等都有密切关系。陈寅恪在巴黎时结识伯希和，也是由王国维写信介绍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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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陈寅恪来到清华园的当晚，便在吴宓的陪同下拜访了王国维。这是两位神交已久的大师的初次见面，这一见就不可收拾，在短短两月的时间里，两位大师就多次交谈，以至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大赞陈寅恪：“此人学东方言语学，言欧洲学问界情形甚详。”可见这段时间里两人的交谈涉及了东、西文化的多个领域。两人还常常结伴到海王村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淘书，王国维审定中文书籍，而陈寅恪审定外文书籍及佛藏等。陈寅恪在晚年大作《柳如是别传》中也还在回忆和王国维一起淘书的事情。除了一起淘书，两位大师最大的乐趣就是一起探讨学术，如果有友人在家没有找到王国维，便会马上想到他在陈寅恪家中。王国维五十大寿时，陈寅恪和吴宓早上8点便到府祝贺，晚上又准时到王府赴寿宴。这样的交情在当时的清华园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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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两位就结成了“风义生平师友间”的忘年之交。尽管两人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但是，由于学术渊源以及治学方法比较接近，彼此情趣也很相投，两人成为了学术心境最为相知的挚友。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寅恪走进了王国维的内心，成为他不可多得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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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王国维独自一人从清华园坐车到了颐和园。购票入园后，他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一跃！园丁听见有人落水，便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但不到两分钟，已气绝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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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殓时，在王国维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一纸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句话引起了外界对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诸多猜测。有“愚忠殉清”说，有“逼债”说，甚至有“惊惧”说。众说纷纭，似乎王先生之死，死得蹊跷，死得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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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对王国维的死猜测众多，但唯有陈寅恪才真正了解王国维的内心。陈寅恪有一段著名的文字：“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也许是对王国维自杀原因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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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国维的葬礼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只是行三鞠躬礼，唯有陈寅恪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一些学生见此情景也跟着行跪拜礼。两年后，陈寅恪又亲自为王国维写了墓志铭《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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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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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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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大时代：以细节还原历史，让历史照亮未来 [:170679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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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重口味的“五四”运动——文化反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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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被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传颂至今，“五四”精英也被塑造成当下年轻人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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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确实具有无可辩驳的积极的历史意义。不过百年后的今天，在民主与法制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的社会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激进行为及其深层社会影响进行理性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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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学者专家开始反思和探讨“五四”运动的口号，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口号没问题，但是从实施的角度来看，仅靠科学和民主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当时中国真正需要的还是人权——老百姓的权利。把这个“科学”和“民主”口号与后来的史实联系起来看，会发现效果不大。实际上“五四”运动以后的北洋乃至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并没有明显的进步，甚至一度出现倒退。这些专家甚至提出，如果“五四”运动的口号改成民主和法制，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可以更好地实质性地促进社会进步。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社会的问题依然很多，能解决问题的也只有民主和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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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倡导民族传统文化的国学专家在痛惜当下传统文化断层的时候，有时也会把原因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身上。他们大胆提出一系列假设：没有“五四”，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不是不会如此严重？由此导致的全民性丧失传统道德信仰的程度会不会轻一些呢？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中一些学生贸然闯进北洋官员私宅家里的鲁莽行为，从而取得“五四”运动的标示性胜利，后来中国是否还会出现不顾法理的暴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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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反思。让我们先回到1919年5月4日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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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诞生了八年的北洋政府刚刚换了第四任总统。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也是在这一年，中国首次以胜利者的名义站上了国际大舞台。1840年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几乎被西方各国以各种不平等条约瓜分殆尽。民众希望中华复兴的情绪也被压制到了极点。在中国成为胜利者后，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饱读诗书的学生们，仿佛看到了中华崛起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