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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170679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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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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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府院之争”：一场新的斗法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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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接任总统后遇到了第一个麻烦，那就是接任的法律依据是1912年制定的《临时约法》呢，还是1914年袁世凯时期的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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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6日的国务院通电中，段祺瑞称“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所谓“代行”，依据便是袁氏约法，其中规定“大总统因故去职或者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但期限只有三天，不能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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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自命为北洋系的接班人，他当然不希望将袁世凯一踩到底，因为对袁世凯过多的打压贬斥反会损害自己的合法性，此所谓“投鼠忌器”是也。为了表示自己继承的是袁世凯北洋系的衣钵，老段在必要的时候还得将袁世凯的牌子扛出来为自己树威，这也是他坚持袁氏约法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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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段的说法，南方护国军方面当然不能接受。他们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早已丧失了合法性，袁世凯制定的约法，也是其称帝的一个工具，断断不能成为黎元洪接任总统的依据。因此，黎元洪继任总统应该是按照民初的《临时约法》继任，而不是什么“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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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军方面对段祺瑞说法的驳斥，聚集在上海的两百多原国会议员也纷纷表示赞同，他们发表联名通电，要求以《临时约法》和1913年国会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继任前总统袁世凯的任期至民国七年十月止（即1918年10月）。国会议员们之所以坚决要求按《临时约法》来处理总统继任问题，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按袁氏约法，第一届国会的恢复将遥遥无期；而要按《临时约法》，被袁世凯解散的第一届国会将重新恢复，议员们可以再次行使他们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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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接任总统的法律依据，从小里说，是关系到黎元洪、段祺瑞及议员们切身利益问题；往大里说，这可是关系到民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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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黎元洪，此刻却支吾其词，两边都不敢得罪，也不敢轻易表态。从感情上来说，黎元洪愿意接受南方的说法，因为按《临时约法》的规定，他可以名正言顺的继任总统，而且任期有两年有余；如果要按袁氏约法的话，他只有三天的代行期，虽然他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大总统，但难保实权在握的段祺瑞中途会不会变卦。在北洋系的包围下，黎元洪也不好公开响应南方的意见，只能装聋作哑，静观其变，以换取段祺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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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的压力下，段祺瑞却并不想把这个问题搞得太清楚，他一会说黎元洪接任总统是“代行”，一会又说是“继任”，再不然就用一个中性的词，“接任”，以图蒙混过关。但老段越是心虚，南方就越是揪住不放，各种质疑、质问乃至抗议的通电如同雪花般的飘到了国务院，非要把两个约法的事情问个明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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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论是民初的《临时约法》也好，后来的袁氏约法也罢，老段其实都不喜欢。因为按民初的约法，虽然大总统的权力是虚、总理的权力是实，但国会的权力太大了，总统和总理都要受到国会的严格监督和极大限制；而按照袁氏约法，总统的权力又太大，总理不过是总统的执行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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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老段提出一个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仿照民初临时参议院的召集办法，由各省各派三名代表赴京组成“修正约法委员会”，以制定一个新的约法发布执行。对此，无论是南方护国军方面还是上海的议员们，都纷纷表示反对。要知道，南方护国军争的正统地位，而议员们要的是恢复国会，老段抛出的这个什么“修正约法委员会”，不痛不痒，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的用意和利益，他们如何肯轻易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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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说南方护国军和议员们不答应，就是北洋系内部也不以为然，譬如和老段同样老资格的冯国璋就不甚赞成，他的代表与南方互通声气，明里暗里的拆老段的台。正当各方为此事争执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意外的事件打破了僵局，这就是海军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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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6月25日，驻沪海军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发布联合宣言，宣布独立，并要求按照民初约法召开国会。由于当时的中国海军分为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而其主要力量又在第一舰队，第二舰队仅仅是一些巡防长江的小型炮舰，因此这次事件等于是整个海军都倒向了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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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淞沪一带是冯国璋的地盘，他害怕海军在他的背后捣乱，于是向段祺瑞施加压力，要求迅速解决约法问题。在南方步步紧逼而北洋内部又出现裂痕的情况下，老段也只好做出重大退让，在四天后以总统令的方式宣布遵行《临时约法》，并续行召集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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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袁世凯死后的第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下来，而唐继尧也随后代表南方护国军通电全国，宣布取消军务院，南北军事对立也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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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布遵行《临时约法》后，黎元洪再次以总统令的形式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委托其组阁，由此，继袁世凯之后的新一届民国政府也就算是正式运作起来了。6月30日，段祺瑞提交了内阁名单：外交唐绍仪、内务许世英、财政陈锦涛、司法张耀曾、教育孙洪伊、农商张国淦、交通汪大燮、海军程璧光，至于陆军总长，还是老段自兼……不论是因为军事上的自负还是出于控制实权的考虑，老段对于陆军总长的这个位置，一向就是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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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段的这个组阁安排，黎元洪照单全收，两人配合默契，相处也还算融洽。即便是黎元洪稍稍提出点自己的意见，老段也能做出调整，以示尊重，譬如后来张国淦、汪大燮请辞不就，内阁成员便改由许世英任交通总长、孙洪伊任内务总长、范源濂任教育总长、谷钟秀任农商总长，而外长唐绍仪一直未能就任，后由伍廷芳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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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的新班子搭配了南北双方的人马，颇有团结统一的意味，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黎、段体制的一大特点是“黎虚段实”，虽然南方这套班子里占有几个名额，但实权仍旧掌握在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系手中。至于总统黎元洪，他也极力在南北间斡旋，调和彼此间的矛盾，力图新一届政府能够正常运作。在各方努力下，新班子虽然谈不上万象更新，倒也心领神会，各尽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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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团和气的后面，南北分歧依然存在。在新班子成立不久，南方便提出要惩办帝制祸首，并提交了一份十三人的大名单。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觉得奇怪，要说起推动袁世凯称帝的祸首，林林总总应不下几十人，其中还不乏目前盘踞各省的督军们，但为何只有十三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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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单是有玄机的。在这十三人中，最早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这些手无寸铁的文人们，自然是毫无悬念的上榜。另外，就是在袁世凯复辟中闹得最厉害的“洪宪七凶”，即梁士诒、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七人，合起来正好是“十三太保”。至于其他人，要不就是手握实权不好得罪，要不就是小虾米，姑且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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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惩办帝制祸首，老段开始并不同意，毕竟“十三太保”中的一些人都是老朋友，自己刚一上台就拿老朋友开刀，未免不太厚道，于是他主张将帝制派和原先在二次革命时缉拿的革命党人一并特赦，大家就算玩笑一场，岂不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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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段试图和稀泥的态度，南方极不满意，而黎元洪此时正被南方遥尊为领袖，自然得站出来坚持一下，以表示对原则的尊重。考虑到黎元洪及其背后的南方势力，老段也只好稍做让步，在经过多次的协商和交易之后，最后拟定了八位祸首名单，即：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顾鳌（前法制局长）、夏寿田（内史，草拟帝制文电者）、薛大可（《亚西亚报》经理，帝制鼓吹者），人称“八大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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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八人新名单剔除了北洋系的几个老朋友，又把几个摇笔杆子的文人给加入了进去，更是显得不伦不类。最妙的是，还没有等惩办命令下发，这些人早已得知消息并窜出京门，逃之夭夭去也。唯独前法制局长顾鳌动作慢了一点，结果在乘车出京的时候被抓到，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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