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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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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治近代中国的政治史事，常有事出隐秘，相关各人均不留记录，公开文书又多为官样文章，欲求实证，戛戛乎其难。而愈隐秘之事，因为事关重大，又不得确切的消息来源，坊间传闻愈多，相互歧异，真伪难辨。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接连发生废立、归政、建储、保皇、勤王等多项秘事，即使在风云变幻、绝不寻常的近代中国史上也显得相当异常。若以派分将人物关系截然分割，凡划定为某派者，必凸显其对待各种人事的思维行为与别派的相异之处，而忽视彼此的联系甚至沟通。戊戌政变之后，新旧矛盾极端尖锐，为了维护各自的权势地位，在扑朔迷离的政局变化中保持政治天平上砝码的分量，朝野上下，国内海外派分复杂的各种政治势力，竭力拓展各自的活动空间，为存在多种或然性，难以把握的局势发展留下回旋周转的余地。后人很难依据某一方面的表现，判断其看起来相当复杂矛盾的言行究竟是属性抑或谋略的体现。加之事出隐秘，直接证据往往不易得，官方文献或公开表白多为故作姿态，坊间传闻则系道听途说。公私文档如日记、书信等，一般来说可信度相对较高，至少能够反映事实的一面，而这一时期所留此类文字比较稀疏，朝野人士，或当时已不敢记录，或事后再作清理，缺漏极多。掌故笔记或许透露出若干实情，内容却相互抵牾，甚至张冠李戴，难以征信。欲得大体和全面，实属不易。因此，史事的本相固然应当努力显现，而当时人心目中各不相同的时势呈像，亦为历史真实的一种；况且根本而言，各人对同一史事的记录记忆本来就不一致。探讨不一致的表现及其成因，或者较追求本相更有助于洞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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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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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骤然发生，得知光绪和维新派蓄谋异动的西太后盛怒之下，不仅杀人泄愤，而且一度有废止新法之意，只是保留了部分经济、教育和军事方面的成果。[1]不过，西太后及其所谓后党，最重要的目标还是清除异己。但凡通过政变形式来解决政见与派系矛盾，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将政敌尽可能地赶尽杀绝，以绝后患，坚决杜绝任何秋后算账的可能性。对于戊戌政变后的权力执掌者而言，其政坛异己包括三类，一是最高权力象征的光绪皇帝，二是拥帝的所谓“帝党”官员，三是鼓动变法的维新人士。除被处决者外，光绪囚禁于瀛台，帝党官员或流放或革职或软禁，变法派则或逃亡或隐匿。对此，当朝执政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置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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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是帝党官员和变法派的政治依靠与精神寄托，政变后西太后重新训政，他虽然被剥夺了实权，并遭幽禁，形同傀儡，名义上仍是皇帝。只要光绪的身份不变，甚至只要他本人依然在世，就是帝党和变法派政治上卷土重来的希望，也是令旧党如卧针毡的一大心病。西太后在生固然能够控制局面，却不能不为自己的百年之后忧心忡忡。旧党官僚尤其害怕光绪长命于慈禧的潜在威胁。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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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有问皇上消息于当轴者曰：“已皆问明，尽招认矣。”又问：“终久如何了局？”曰：“俟稍停数日，定有办法。”问：“皇上尚能放出否？”曰：“怕不能。”问：“如此囚禁，无异犯人，实属难过。”曰：“自作自受。”九、十月，有问皇上病者，某大臣曰：“吾料断无病好之日。”又有问枢臣者曰：“皇上如此囚禁，倘太后千秋万岁后，再出来，更不好。”曰：“幸病已深，恐非药石可能奏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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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时事新报》据北京特派员报告：政变后“满洲人之意，以为西后既老，光绪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光绪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西后在时，绝其根也。然彼辈之所恐者，一旦废立，国人必有兴师问罪，而外国亦必责问之，故尚犹豫”[3]。执政者一直蓄谋废光绪乃至将其置之死地。西太后开始大概只想废去光绪的帝位，但担心外强干预，于是试图造成光绪病重的假象，趁机去之甚至除之。对于已被革职流放的帝党官员，当朝执政也千方百计要斩草除根而后快。至于对各地的维新人士，更欲大肆株连，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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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变后极度压抑的气氛中，对于当朝执政的上述企图，地方大员即使有所不满，一般也不敢表达。两江总督刘坤一是个别敢于直言的重臣。赵柏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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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总督刘坤一累电请保全皇上。仓卒政变，海内皇然。有谓皇上已大行者，志士聚海上而泣。坤一闻之，流涕曰：“上一片热心，惜无老成主持之，故致蹶败，此大臣之过也。”因三电政府请保全上，以免天下寒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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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三电，可以查实两次。一为张謇拟稿的致总署电。政变时清廷诬指康有为等人进药毒害光绪，以便一石二鸟，既追究维新派，又加害于光绪。9月25日，清廷明诏急征名医。10月13日，刘坤一致电总署：“国家不幸，遭此大变，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现在谣诼纷腾，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伏愿我皇太后我皇上慈孝相孚，尊亲共戴，护持宗社，维系民心。”他还请总署代奏，查照9月间的两次谕旨，“曲赧康有为等余党，不复追求，以昭大信，俾反侧子自安，则时局之幸矣。坤一受恩深重，图报无由，当此事机危迫之际，不敢顾忌讳而甘缄默，谨披沥具陈，伏乞圣明俯赐采纳”[5]。在当时环境下，如此表态，的确需要勇气。据张謇《啬翁自订年谱》：“为新宁拟《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大意请曲赧康、梁，示官庭之本无疑贰，此南皮所不能言。刘于疏尾自加二语，曰：‘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乃知沈文肃昔论刘为好幕才，章奏语到恰好，盖信。”[6]则是电当出于张謇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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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为陶森甲拟稿的复荣禄电，胡思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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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训政之后，孝钦坚欲废立。贻毂闻其谋，邀合满洲二三大老联名具疏请速行大事，荣禄谏不听，而恐其同负恶名于天下也，因献策曰：“朝廷不能独立，赖众力以维持之。疆臣服，斯天下莫敢议矣。臣请以私意先觇四方动静，然后行事未晚。”孝钦许之，遂以密电分询各省督臣，言太后将谒太庙，为穆宗立后。江督刘坤一得电，约张之洞合争。之洞始诺而中悔，折已发矣，中途追折弁回，削其名勿与。坤一曰：“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遂一人挺身独任，电复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道员陶森甲之词也。荣禄以坤一电入奏，孝钦惧而止，逾年乃建东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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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骤起，光绪缺乏可以应对的力量，只能设法保住康有为等人，密诏让其迅速逃走，留有以待。而康有为则深知没有光绪作后盾，自己就失去权力来源，因此出逃之前，于9月19日匆匆拜访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希望通过他们探询向英、日两国政府寻求帮助的可行性。[8]救主不及，康有为等人被迫逃亡海外，途中即设法谋求复辟之道。政变后局势的急转直下，以及关于光绪病重和废立的种种传闻，尤其是9月25日清廷公开向各省急征名医，使得康有为等人感到光绪危在旦夕，救上迫在眉睫。在稍后草拟的《奉诏求救文》中，康有为强调：光绪亲政之时，康强无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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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废立次日，忽矫诏书，称四月以来圣躬不适，求医天下，布告四方……其如何鸩毒，虽不可知，而预为谋弑，道路共见。……自古废立，岂有免于幽弑之祸者哉！此则神人之所共悲，友邦之所同愤者矣。近见西报传闻，立穆宗嗣以为亲王，将来少帝，必是晋明，以吕易嬴，用牛继马，祖宗血食从此不祀，神州疆土自尔陆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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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生不测，事起仓促的情况下，求助于外强仍是首选，康有为决心效申包胥痛哭秦廷，向友邦求援。为此，他将所奉第二道密诏中“汝可速出外”改为“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为“奉诏求救”的行为张本[9]，使救主言行蒙上一层正统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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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有为等人看来，英、日两国支持变法维新的态度较为积极，因此开始主要是向英、日求救，希望由他们出面，联约德、美等国，借助外力保全光绪，并进而迫退慈禧。这方面康、梁无形中有所分工，前者主要与英国人士交涉，后者则展开对日联系。9月25日，康有为与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Baurne）谈话时，热切地请求英国政府拯救光绪，他说：光绪已经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除非英国出面干涉，一位小孩子将继承皇位。“假如英国肯派两百名（？）军队帮忙，就可以扶持他重新执政”[10]。到香港后，又试图说服英国议员贝斯福相信英国应出面拯救被守旧派幽禁的光绪，帮助他实行变法[11]；并且面晤提督白丽辉，请求援助[12]；还屡次致函李提摩太，请其代向英国求助，主持公义，保全皇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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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梁启超和王照在日本军舰上听说《国闻报》刊登光绪病重，清廷明诏征集名医的消息，担心光绪不堪忍受或旧党暗下毒手，致函伊藤博文、林权助，告以“寡君现时闲居南苑一室，名瀛台者，四周环以水，行坐饮食皆有人看管，命在旦夕。一二志士妄思援手者，皆已计穷力竭，呼吁无由。若贵邦及诸大国不救之，则为绝望矣”。到日本后，两人又不断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联络，“深望贵邦之助我皇上复权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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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借助外国力量达到光绪复辟的目的，有所谓“公明正大之策”和“隐微之工夫”两种办法。所谓隐微之工夫，亦分两类，一是康有为所希望的由英、日等国派少数奇兵再度发动政变，迫退西太后；二是如康有为与宫崎寅藏在香港所讨论的，派日本壮士刺杀西太后。[15]此类计划在戊戌政变发生不久，局势混乱之际或可趁乱实行，一旦慈禧控制住局面，就不是少数兵力或侠士可能做到。梁启超等人认为：“仆等初时欲主隐微之工夫，此乃贵邦一国之力即可办，无俟再约他国者。然恐贵国未必肯出此策，且此策于半月前当易行，今已难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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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明正大之策，即梁启超对日本人士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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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与英、米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或致书总署，揭破其欲弑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告之曰：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国将下国旗，绝邦交，兴问罪之师，代支那讨弑君贼云云。则彼等或有所惧，而不敢肆其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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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以武力为后盾，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干预，达到政治解决的目的。而这样做单独一国的威力不足，需要数国联合施压。除英、日两国外，进入康、梁视野之内的还有德国和美国。“若仆倾所谓仗义执言者，则公明正大之策，然似必联英、米始能有效。借此事以成日、清、英、米四国联盟之局，亦地球之一好机会也。若贵政府肯相助，则仆等将再航米、英而乞之。”[16]11月康有为再度致函李提摩太，提及“近闻贵国大集兵于威海，并议联约德、日、美各国，仗义执言，将以救我敝国皇上复辟。”[17]10月31日，有人以“中国各省士民”的名义发布“合呈上海英总领事禀”，呼吁其电达英京，扶持光绪恢复皇图，“退衰谬而进贤良，斥佥壬以安社稷，革除旧习，重布新猷”，再造中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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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交易，首要原则是避害趋利，仅仅靠施助的一方仗义执言和接受的一方心存感激，往往并不可靠。康、梁等人主要从三方面设法打动英、日。其一，强调恢复新政有利于各国尤其是英、日两国的利益。康有为告诉李提摩太：如果复辟成功，“我皇上必将有格外图报，以扶亚东大局，抑贵国实利赖焉”[19]。梁启超则一再强调中日两国利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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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东方之安危，全系乎敝邦之能自立与否。敝邦立则日本之边防、商务、工艺皆受其利，敝邦危则皆受其害……然敝邦之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敝邦之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然则我皇上今日之失权，其牵动于日本之国础者，甚相切近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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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突出俄国与守旧派的关系，或明或暗地指示光绪如果不能复政，亲俄派的守旧党将使中国日益为沙俄所控制。9月25日康有为在与班德瑞会谈时就言词闪烁地将政变与沙俄拉上关系，指“皇上与西太后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了，因为皇上是为了英国而西太后则是为的沙俄”，甚至称西太后为“沙俄的走狗”。虽然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政变有任何外国的影响，班德瑞还是得出结论：“西太后的重新当政是一种退步，且对沙俄有利。”[21]梁启超致函李提摩太，也刻意指出：“惟东方之局日急，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22]不无巧合，《知新报》刊登的“中国各省士民合呈上海英总领事禀”同样有此内容：“中国之势，现分二党，旧党恃俄之力，俄得旧党附和，必得中国。新党望英美之援，实欲力保主权，以与泰西均势而底太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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