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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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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储使得保皇会复行新政的期望几乎完全破灭，清政府与维新派的矛盾急剧激化。上海绅民除电阻外，已经提出罢市集议，要求诛斥权奸，表示与贼臣不共戴天，并以各国干预瓜分，会匪乘风而起为警示。而中国内地尤其是长江一带确有异动迹象。据说1月25日金陵得电，湘军统领多人密见刘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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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奋勇，请举义旗勤王。时岘帅已交印，不敢举非常之事，婉谢之，但痛哭而已。湖湘义士顿足长吁，曰：“公守区区而甘解兵柄，公即不自计，独不为上之安危所系，四万万人性命所关计乎？公，前明之史阁部也。惜哉胡文忠、左文襄已死矣！使其尚在，则李莲英等逆贼早已除灭，而圣主早已复政矣！惜哉痛哉！”[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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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寓沪各省会党头目”的名义致函某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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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谓我等虽草莽英雄，颇知大义，因中国贪官污吏，不恤民隐，故逼迫至此耳。会中党羽在长江一带，约有十数万人，久仰先生爱护中国，我等从不与贵国教士为难。去岁八月以后，我等即思起义，因皇上安然无恙，冀中国尚有富强之日，故未敢多事。今读二十四日上谕，知皇上废立之事，已不能免，我等不能再行忍耐，要叩求先生设万全之策，阻止废立一事，仍请圣上复辟，大政亲操，以救中国。如蒙赐复，请登报章，五日后无回信，则亦不能久待，恐中国从此无安靖之日也。[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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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恰值正气会成立不久，此函极可能和与会的会党首领有关。武汉有人遍贴匿名揭帖，“论废立之事，语多骇听，并谓太后如不撤帘，我等忠义党人数万，定当举兵勤王，并不与各西商及教堂为难，各西人毋庸疑惧云”[132]。四川绅民则表示：“若朝廷果有变故，即当恃其险固，自据全省，奉光绪之年号，举诛奸之义旗。”[133]江西南昌绅民亦谓：废立果行，“则该处必起勤王之师”[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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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保皇会员的情绪更加激烈，暹罗华侨陈斗南等人上书李鸿章和张之洞，告诫其切勿继续叛国叛君，应立即举兵勤王，清君侧，复大仇，立大业。他们继发电力阻废立后，听说光绪被毒咳血，再度电告清廷：“若遇弑害，勤王之师立至，决斩庆、刚两贼种，以泄天下之愤。”[135]新加坡华侨致总署电文则直接提出：“大众骇怒，同心欲起师勤王，而诛逆贼。”[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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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机关报《知新报》和《清议报》先后发表论说《论立嗣即已废立》《论建储即为废立》，断言立皇嗣的目的在于立新君，废立既定，联电抗争或责望于督抚均难以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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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今之计，惟有民办民事而已。……凡我大清士民，联合大群，驰檄内外，公认光绪皇帝为真主，虽至不讳，必奉光绪正朔，无论所立何人，誓不承认，然后布告各国外部，执公法以申之。……若其不行，则惟有合众力以正朝廷，举大义以清君侧，宾王之檄，柬之之师，必有怀忠抱义，响应从之者。如此则皇上虽危，犹可望生；皇上虽往，犹可复仇。[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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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也认为：自电争废立以来，海外各埠皆问勤王之师，以往空电相争，后此则必须具有应变实力，才能于事有济。[138]《清议报》甚至提出：光绪废与不废，均在我臣民，“民所归往，匹夫可蹑帝位，民所离畔，帝王亦为独夫。”[139]这很可能反映了保皇会内部激进一派的观念，照此看来，光绪复辟与否，已非最关紧要。等到北方义和团蜂起，保皇会更以勤王讨贼为“再造中国之第一要策”，而且认为“今日而望各疆臣勤王，是真望梅止渴也”，呼吁国民以独立自主之精神兴师勤王。[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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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立储，有两种可能，一是鉴于内外反对，不得已而求其次，一是以立嗣为踏板，试探各方反应，适时再行废立。在保皇会看来，无疑是后者，因此异口同声，认定立嗣即已废立，建储即为废立，并将筹划已久的勤王谋略推上实际运行轨道。而在清政府方面，无论是退而求其次，还是以退为进，立嗣引起举国上下、海内海外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公开反对，的确出乎意料，令其政治权威大为动摇，戊戌政变以来的不安心理严重膨胀，为了挽回面子，反而进一步倒行逆施。其反弹表现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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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加紧镇压保皇会和国内维新人士。宣布立嗣的同一天，清政府再度颁布悬赏购线拿办康、梁的上谕，迫使康有为离开香港，前往南洋。看过经元善等人的奏电，慈禧勃然大怒，较诸康有为事败时犹觉利害，连在场的各太监及进呈电报的礼亲王亦惊慌异常，恐遭怒及。据太监旁观，其所怒不在电稿，仍归怒于康有为及其维新之党羽。事后慈禧告诉奕劻：康有为、经元善等须设法除去，然后政府可以安然无虞。[141]清廷随即下旨捉拿经元善，经氏避走澳门，清方仍穷追不舍，以亏空电局经费为名，试图引渡，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42]又下令密拿发电谏阻列出姓名的50位士绅，尤其是叶瀚、王季烈、汪诒年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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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叶、王二君草创《至各省大吏禀稿》，请谏阻废立；汪则为《中外日报》主笔，发传单、集义士之故也。五十人之外又开新党，闻有二百余人，何人在内，何人不在内，尚未能得其信消息。前数日，上海道拜各国领事，请签名协拿，诸领事斥绝不应许，始得保全此数百人性命。然发之五十人均不能回家乡矣，忠名震于地球，而身家之际可悲甚矣！……闻此外各省指拿名士又共有三百余人（此信已确，惟名单未传于外），但未知地方大吏实在举行否耳？情形已与明代末年无异。[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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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诛杀戊戌被贬的帝党大臣，以防止其为新党拥戴，根除后患。清廷既行立嗣，“又谕各省督抚，将前岁政变已获咎诸臣再行拿究，牵连之人，闻颇不少”[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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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有名望数人，即翁师傅、沈鹏、前湖南巡抚陈宝箴、御史宋某、翰林张某等。沈鹏前已被拘，翁师父住宅，现亦派人严行看守，以防逃脱。观其情形，未必敢将翁师傅正法，以犯众怒。惟其必逼使之自尽，而后乃能绝皇上之羽翼也。至两江总督鹿传霖者，效忠于西后者也，接谕后，即密电上海道，促其将彼党设法拿获，又密派委员八九人至沪，探查维新党中人之寄居租界者，共有几何人。闻所欲拿者多皆系前经莲珊电争废立有名诸人云。[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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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鹏奏请诛三凶，因其为常熟人，“刚毅见此稿大怒，曰：‘此必翁同龢主使，吾必先杀翁同龢，再杀此人。’自有此折，翁师傅之性命盖危于累卵矣。自去年八月以后，翁公日居破山寺，非僧人不敢接见，然犹密旨再三着督抚严密查看，幸两江督抚尚肯保全正类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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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建储之时，刚毅再次提出：“‘……翁同龢不死则祸根不除，必先急除！’于是主者即饬拿翁。旨未下而廖大臣寿恒力争，求免其拿，遂蒙斥出军机之谴。王大臣文韶继以苦求，李合肥亦求免其死，于是暂得免拿。”此后清廷追拿经元善不得，“于是下密电两江，着将翁师相、沈太史立刻就地斩决以绝帝党之领袖。（沈鹏）现已监禁苏狱，陆中丞欲免其死，电奏假报疯求宽，未知得免否？翁师相住宅已发兵围守（数日内事），闻有日本义士救之出难，或云已逼令自尽，二说未知孰实？荣、刚又下密电于江西，着将陈宝箴中丞就地正法，其余稍涉帝党，无不着令严拿。上海派密差七八人专拿帝党”，要将文廷式、宋伯鲁、张元济指拿立决，“看来陈中丞如不出亡海外，必不能免死”。[146]此后清廷果然加紧迫害，终于借义和团大乱和八国联军入侵之机，为了防止后患，下毒手将张荫桓、陈宝箴饬死。翁同龢虽然屡次避过大难，西太后一直不肯放过，逃到长安后，“即欲以待张南海者待翁常熟，荣（禄）垂涕而言不可。既至今年（辛丑）正月初六，老西之念又动，荣又力求，西云：直便宜却此獠”[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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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废立之谋不能得逞，当朝执政迁怒于保皇党人鼓动外国横加干预，而西太后又特别担心列强干涉，于是设计排外。关于此事，保皇会指为“贼臣载漪、荣禄、刚毅等，内不得逞，外欲示威，以为外能排逐强邻，而后内可压抑民庶，于以肆行废弑，莫敢谁何，乃抚用拳匪，杀逐外人”。具体情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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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逆以其子既立，而内畏保皇会数百万众，外畏各国，不得逞，又虑废弑皇上，各国或行干预，故于十二月欲行废立，先于十一月下一伪谕，言各国以强力压中国，各督抚皆存一私字于胸中，后此若各国有事，各督抚当即开仗逐敌，无得畏葸。此时中外无故，忽下此谕，中外惊矣。……逆端王欲觊觎神器，庆王、荣禄、刚毅既为首谋废弑皇上，赞助立端子之人，事难中止，故皆辅媚端逆，欲成此废弑之举，而虑保皇会新党人数之多，非另结民间一大党无以敌之。董福祥部下素多拳匪，于是二月之时，荣禄献策，逆端决计，通拳匪以敌保皇会，以恶仆变用西法之故，而恶及各国人，更虑废弑而各国干预之，于是端、荣、刚诸逆决计攻杀西人，以绝其干预，而千端百计，皆为废弑皇上而起。[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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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生动的描述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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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嗣之诏既下，载漪谓其仆曰：“各国公使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至夜寂然。初二日载漪又命仆备茶点，至夜又寂然。初三日载漪复命仆备茶点，至夜复寂然。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也，几于不共戴天之势。凡有满汉官员之谒见载漪者，载漪辄谓之曰：“予见中国说部中，恒有剑仙侠客，何至今寂寂无闻？”谒者叩之曰：“汝欲剑仙侠客何用？”答曰：“吾欲用其力以杀尽外国人。”谒者乃笑谓之曰：“世无剑仙侠客久矣，汝将安所求？即求而获之，只杀一二外人，安能将外人尽杀之耶？汝欲杀尽外人，不必求诸剑仙侠客也，但求诸义和团可耳。”于是义和团之祸，胎于此矣。[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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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认定立储为废立之先机，而一般传闻，也指立储是不得已求其次，因而主张废立的守旧大臣对这一结果极为不满。据说1月24日宣布立嗣后退朝，“刚毅、赵舒翘颇有后言，大意谓立嗣而不废立，非计之得云”[150]。“徐、刚、漪、崇辈稔知太后久已褫魄于洋人，非先制洋，不能振太后之气。于是急煽拳匪，不数月而燎原势成。”[151]成因虽异，结局却大致相同，在排外复旧的鼓噪声中，中国一步步陷入内外交迫的亡国危机。戊戌政变以后本来就十分紧张的社会矛盾，终于无法化解缓和，不得不以外在冲突的形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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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朝执政的倒行逆施令一班宦术娴熟、守成持重的老臣感到左右为难。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或本人多少了解国内实情和世界大势，或受身边幕僚的影响，主张中国实行变法维新，但反对康有为等人的操之过急，不能容许变法的结果导致其权力的削弱丧失。虽然张之洞、李鸿章曾一度表示对变法派的善意，通过政变将康有为等一班日益受到重用的新进赶下台，也符合他们的利益，因而亦与赞同。但是政变后当朝执政日趋明显的排外复旧，却势必危及他们的根本利益，同时经验告诉他们，任何正常的执政者，都不能与人心大势背道而驰，因此他们有的甚至不惜与朝廷正面抗争。戊戌变法期间，刘坤一态度消极，抵制躁进，用他自己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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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于新法初行，即拟奏请熟思审处，勿过纷更，忽涉急遽。旋奉严旨申饬其泄沓因循，则前折不敢上陈矣。新法如改练洋操、设添学堂，实为当务之急。至欲改变衣冠，以新耳目，未免有拂人情。而康有为等遂进离间之言，敢为挟制之计，若非立时破败，大局尚堪问乎！[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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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后他却敢于抵制停罢各项新政事业的朝旨，主张“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农商类的学会、学报不应在禁止之例。[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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