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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康有为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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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内部分歧主要不在宗旨手段，而在人事派系。其中重要因素，便是周善培函中提到的“某君”，即康有为。汪、唐两派的门户之见，与保皇派关系密切，特别是汪康年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宿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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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结仇，主要源于两件相互关联的事，一是《时务报》之争，一是汪康年与孙中山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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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与梁启超、康有为在《时务报》问题上的争执，历时近两年[114]，背后的确有张之洞的压力和影响。但汪康年等人除奉命办事外，也有自己的看法或主见。对此不能以康、梁之是非为是非，一言以蔽之曰洋务与维新之争。陈寅恪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此二源即“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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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治今文经者，除皮锡瑞外，语多妖妄，容易引起非议。加上康有为曲解孔学，自命教主，党同伐异，早已引发与章炳麟的冲突。[116]戊戌时叶瀚、陈汉弟等鼓动汪康年组织浙学会，认为：“方今各省学会，舍湘学而外，无人创设。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萌芽，先发制人”，“欲与同志独立一帜，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117]因汪康年不肯出头，叶瀚便代而倡兴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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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学会为总目，而以时、格、农、蒙四会为体。且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但目今其声气可席卷天下，被累不少，故弟与同志约，不容彼党侵入浙界，务须仿日本进步党所为，留以有待。众佥谓然。故浙学速成，则彼党来，公逐之可矣。[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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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学会为总目，而以时、格、农、蒙四会为体。且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但目今其声气可席卷天下，被累不少，故弟与同志约，不容彼党侵入浙界，务须仿日本进步党所为，留以有待。众佥谓然。故浙学速成，则彼党来，公逐之可矣。[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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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学派分歧，实属维新势力内部不同派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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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期间，康门师徒以布衣沐皇恩，不免“有腾驾云雾之势”[119]，倚仗皇权，飞扬跋扈，四面树敌，不仅遭到后党和洋务派官僚的疾视，也得罪了不少往日的同道旧友。如横滨的孙中山、陈少白，港澳的王质甫，湖南的邹代钧等。康有为借光绪龙威压制《时务报》，排挤汪康年，“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120]。即使调和派也不满梁启超等始则挟诏旨与汪为难，“继又腾书各报，极力痛诋”，以为“迩年以来，言新法者群推汪、梁，若一旦为人所轻，则凡言新法者皆将见轻于人，守旧者有所借口，而维新之机失矣”。[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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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的内讧甚至惊动海外，日本人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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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清交战后接踵而起者，在民间有广东的康长素派和上海的《时务报》馆派等，这两派表面相结托，其实完全不同，如广东人与江苏一带中国人的差别。特别是康派稍带宗教味，外面观之，有东林党之嫌。[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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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政治中枢的康有为党同伐异，导致维新势力四分五裂，是加速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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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两派因《时务报》而龃龉横生之际，出现了汪康年与孙中山交往的一段插曲，令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汪康年愤于清廷“弭患无术，善后无方”[123]，借考察报务为名，和曾广铨一同赴日本，遍历东京、横滨、大阪、神户、长崎，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决心结合两国民间势力，救亡图存。在日期间，曾与孙中山有所交往。1898年1月，孙还专程陪同其到大阪，与白岩龙平、山本宪及侨商孙实甫、留学生汪有龄、嵇侃等会见《大阪每日新闻》记者。[124]有的日本人士遂将汪、孙并称。[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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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东游，会见孙中山似在日程安排之内。[126]此事缘起，当在1897年孙中山返回日本之后，“欲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127]。是年冬，曾有一陶姓之人到沪访康有为，“穗卿、菊生往康处适见之，此人即行者遣以召康者，其言甚诞。菊生以告兄，穗卿未尝言也”[128]。所以汪、曾东渡，事先曾向梁启超函商进止日程。[129]但归国后，汪认为“行者之无能为”，且将此意“遍喻于人”。[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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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了解孙中山，最早还是从梁启超处得到若干信息。1895年3月，梁函告汪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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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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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维新人士一直关注孙中山的动向。1897年，吴樵致函汪康年，几度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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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即孙文）闻已设议院，制船械，沪上有闻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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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不得湘中书，不审彼中如何？都中、粤中（逸仙先生近状如何？）又不审如何？念之辄为焦急。[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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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东渡见孙中山，本来是国内维新人士的共同意愿，但恰在此时，汪、康双方关系恶化。1898年3月，梁退出《时务报》，以后又与康有为试图借光绪龙威夺回报馆。而《时务报》馆与孙中山暗中接触之事为驻日公使裕庚告发，汪大燮函告汪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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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菊生来言，译署接裕朗西函，言孙文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大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近以办事不公，诸商出钱者颇不悦服等语，即日由总办带内回邸堂云云。当即往见樵，言狱不可兴。樵颇深明此意，惟谓长、卓二人在此设堂开讲，颇为东海所不悦，有举劾之意。而译署有东海，弟设以此言告之，即增其文料。如果发作，则两邸皆旧党，虽瓶公不能遏，无论樵矣。此时两公能为掩饰计，但又虑朗西归来，直燃之恭，亦甚足虑。此间已密嘱长、卓诸人弗再张皇，并致电尊处，未知作何动静，鄙意且弗张皇为妙。君客腊神山一夕之谈及交姚某带去之函，均登东报，此间颇有人知之，行事如此，真可谓不慎矣。如有主意，望密示，惟断不可瞎撞瞎跑。卓有令君出游之说，未见高妙，似且以镇定为主，弗再自蹈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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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汪大燮又来函，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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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事近已无复言者，惟恭邸病则又愈矣。前此所以询君且急急者，其时菊生言译署人颇有讶之者，且欲兴风作浪，而清河告康。康、梁终日不安，到处瞎奔。此事宜静不宜乱，诚恐其奔出大乱子也。梁自抵京后，与兄未一晤。渠来两次未值，而兄去四次亦不值。因此事又往访之，亦不见。其弟康、麦见兄垂首速去，似不欲见兄者，是以愈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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