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16763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第五章 革命党
1706816764
1706816765
庚子勤王运动并非汉口自立军一枝独秀，而由保皇会的两广战略、江浙士绅的江淮密谋以及汉口自立军三股势力结合而成。三者从宗旨政略到组织系统既互为联系，又各自独立，彼此交错，为了改变戊戌政变以来中国上下萎靡不振的局面，造成全国大举的形势，进行联合角逐，关系十分复杂。合组兴汉会的湖南哥老会首领不仅始终在自立军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是革命派的依靠力量。孙中山与兴中会为了趁乱争胜，接受梁启超的意见，同意用借勤王以兴民政作为联合阵营的旗号。他们不仅与自立军的行动保持一致，相互呼应，还努力争取保皇会澳门总局的协助，并与汪康年等江浙士绅协议合作。包括保皇会在内的各派均参与发起以反对当朝执政，革新变政为宗旨的行动。只是在实行以武力扫清变政障碍的过程中，一些派系感到实力不足，不能适应，遂放弃使用武力的企图，并极力将有关史实隐讳掩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构成庚子勤王阵营及其运作的重要一环。
1706816766
1706816768
第一节 自立军与革政派
1706816769
1706816770
讲到孙中山及兴中会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首先应当注意兴汉会在自立军中的地位和作用。
1706816771
1706816772
兴汉会是兴中会与湖南、广东会党的旧式结盟，与盟兴汉会的会党首领多为挑选出来的代表，他们在自立军系统中的地位一直未被动摇。同时，尽管这些会党首领接受过康有为的赠款，令毕永年一度失望而削发为僧，唐才常与林圭等人的政治宗旨又不尽一致，兴中会对自立军系统的影响却一直赖以保持。
1706816773
1706816774
汉口义群公司成立后，容星桥、张尧卿到日本与孙中山商议行动计划，“中峰待之甚恳挚，然所商尚无一定之规”，只是委派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林圭从返回汉口的张尧卿处获悉有关情况，致函容星桥，请其
1706816775
1706816776
此次与中峰必须商定一是，否则本公司之名已流播四方，而实在尚未起蒂。今日之事，我辈如大舟已行至江中，舵不灵稳，则舟将覆；人工不力，则将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则不惟贻笑目前之大众，即后来传道亦属难堪。[1]
1706816777
1706816778
由此可见，至少在义群公司时期，汉口的兴中会、兴汉会和湖南维新派联成一体，而视孙中山为舵手和引导。
1706816779
1706816780
1706816781
1706816782
12月下旬，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正气会，参与者除了湖南维新派和江浙革新士绅外，还有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张尧卿、辜人杰以及容星桥等人，则正气会可以视为兴中会与湖南维新派的合作向着长江下游的扩大。毕永年弃事为僧不久，终无死心，仍起而救世，1900年1月24日，杨衢云告诉谢缵泰：“湖南革命党人在湖南和湖北省，假装和尚正积极地进行组织工作”[2]，即指毕永年。
1706816783
1706816784
1900年3月以后，为避免在正气会中与汪康年一派的摩擦升级，唐才常让出干事长的位置，用前此与梁启超等人创立于横滨的自立会的名义，展开联络聚合长江流域秘密会党的活动，4月，开办富有山树义堂，参与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这等于再度肯定兴汉会成员的代表作用以及兴中会在长江流域联合阵营中的地位。冯自由说这些会党首领后来各自发票，脱离自立军，与史实不符。直到七八月间，与盟兴汉会的杨鸿钧、李金彪、张尧卿、辜人杰、谭翥等人，在自立会的部署中仍然担任重要角色。
1706816785
1706816786
兴汉会成员积极参与自立军的活动，正是孙中山与湖南维新派合作战略的重要体现。不仅如此，在毕永年的影响下，兴汉会成员还努力直接配合兴中会的行动。毕永年劝唐才常脱离保皇会关系，改奉排满宗旨不成，痛哭而去，到广东全力投入兴中会。孙中山与刘学询、李鸿章等人密谋广东独立，毕永年有所响应，李云彪、杨鸿钧等也赶到广东、香港。张尧卿的动向尤其值得注意。林圭称其“达变通才”，决非有事而乱为的无用才，义群公司的决策机要，主要由林圭、容星桥和张尧卿三人协商制定。后来张尧卿被人谗谤，林圭还致函容星桥向孙中山进言，希望孙“择用自有定见。倘其信任不专，易为人动者，则他人一语而误大事，亦常应有之义”[3]。直到七八月间，张尧卿一直为兴中会办事。兴中会员的动向与此相印证。容星桥、王质甫在自立军起义及其筹备中担任重要角色。
1706816787
1706816788
8月下旬，孙中山冒险归国，虽身兼多项使命，主要还是应梁启超之约，准备与之发动中原大举。[4]明治33年8月27日山口县知事古泽兹密报，与孙中山同船赴沪的还有8月7日由上海来日的改革派人士张浍、高绣延。据容应萸教授考证，自立军失败后，唐才质化名高打，狄平可能化名高德[5]，则高绣延或为高打、高德二者之一，两人在自立军起义时负责调度后方。由此可见，孙中山赴沪很可能是应自立军的邀请。综观以上情况，这显然是兴中会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说明孙中山视自立军起义为本派参与的联合反清大举。所以自立军失败后，史坚如赴广州谋炸德寿前夕，还到任职《知新报》馆的松冈好一宅中长谈，发誓为唐才常报仇。[6]
1706816789
1706816790
维新势力历来派系林立。戊戌政变后，除康、梁的保皇会外，其余各派维新党人也在寻求组织结合，以图群策群力，挽救内外危局，正气会和中国议会即聚合在上海的各派人士而成。他们不像康有为那样死守保皇立场，而以革新变政为宗旨，手段方式因时变通；与革命派的分歧，主要在于排满一点，至于兴民政则并无二致。因此可以统称之为“革政派”（夏曾佑语）。孙中山与革政派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
1706816791
1706816792
长江下游方面，以汪康年为首的江浙士绅的实力远过于唐才常。由于各自与康有为的关系亲疏有别，双方联合中摩擦不断。戊戌变法前，唐才常的活动范围基本不出湖南，勤王运动以上海为根据地，不得不借重原来谭嗣同、梁启超的人脉关系。他组织正气会和中国国会，便要依靠汪康年等江浙士绅。正气会由会党首领及革新派人士组成，虽然唐才常任干事长，沈荩任事务员，实际上汪康年、叶瀚一派的影响力更大。正气会成立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分别准备另立新会。唐才常为了避免与汪康年冲突，辞去正气会干事长之职，凭借自立会，以便组织起义。
1706816793
1706816794
作为湖南、江浙维新党人联合以及哥老会与革新派合作的组织形式，正气会所采取的方针正是唐才常、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商定的“大合”主张，即所谓“欲集结全国之同胞，运动革新之大业，不得不宽其区域，广其界限，以期合群”[7]。其中汪康年、周善培等人，与孙中山还有过交往。
1706816795
1706816796
汪康年一直密切注意中国各界的动向，早在1895年3月，他就向梁启超打听过孙中山的情况，对后者有所了解，这应是孙中山伦敦被难事件发生后，《时务报》连续译载海外报刊有关消息评论的重要契机。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汪康年借考察报务为名，和曾广铨一同赴东，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决心结合民间力量救亡图存。在日期间，曾与孙中山有所交往。此行目的之一，很有可能是应孙中山与国内维新人士接洽的要求，商谈有关联合革新救国之事。
1706816797
1706816798
东游归来，汪康年仍与兴中会有所联系。1898年六七月间，他会见了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平山周、末永节等人，批评“今人大率识短胆小，稍闻要之便掩耳却走”[8]，与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因平山周是孙党而拒绝相见形成鲜明对照。他还与加入兴中会的毕永年交往，1899年5月27日，汪康年与毕永年、唐才常、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树等聚餐。[9]正气会期间，由于自身实力不足，又不能与唐才常通力合作，汪康年等人探讨过联合革命党的可能性。参与正气会的周善培在日本考察期间，经梁启超介绍，曾走访孙中山，“商量一切事务”[10]。他建议汪康年与孙中山保持联系，以备不急之需。[11]夏曾佑也关注孙中山的动向，主张设法争取革命党参与新政事务。[12]
1706816799
1706816800
中国国会成立时，汪派的势力进一步增长。尽管其内部各派的政见、方略不一，大抵均为戊戌政变以来主张联合救国的有志之士，具有很强的革新变政甚至反对当朝执政的倾向。因提倡变革而与清政府为敌的孙中山及其革命党，自然为其成员所重视，或者说在共同的救国革新道路上，彼此或迟或早已经有所联系。
1706816801
1706816802
1894年孙中山想通过盛宣怀上书李鸿章，郑观应曾为其作书介绍。[13]1898年汪康年在日本见孙中山时，正留学日本的汪有龄也在座。戊戌政变后，遭到清廷通缉的文廷式在陈宝箴和日本人士的帮助以及刘坤一的故纵下，辗转逃到上海。[14]对康有为有所不满的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愿意予以援手，他说动刘学询为文廷式提供资助，而自己则利用租界提供政治庇护。[15]1899年5月，汪康年与毕永年、唐才常聚会，参与者还有文廷式、张通典、狄平等人。6月，文廷式与宫崎寅藏在上海结识。1900年春文廷式到日本时，与宫崎寅藏几度会饮[16]，并与孙中山会晤，谈论国事和起义事宜。[17]回国后，文廷式还与张尧卿一起到长沙为孙中山散票。井上雅二日记提到，8月21日，文廷式归自湖南，“似乎事情没有成功”[18]。
1706816803
1706816804
国会会长容闳与杨衢云、谢缵泰等人从1900年3月起即多次会商，设法促成维新各派的合作，并取得孙中山的同意。8月孙中山赴沪前，再度呼吁各派联合，特别对新当选的国会会长容闳表态支持，声称:
1706816805
1706816806
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应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19]
1706816807
1706816808
由于容星桥的关系，容闳对自立军可能已经有所了解，但他对素未谋面的孙中山开始印象不太好，“认为孙不怎么样，因为他太轻率了”[20]。1900年9月1日，孙中山响应自立军起义不成，返回日本，与逃避清廷缉捕的容闳、容星桥同船东渡，由容星桥居间引荐，到长崎后孙中山又两度前往容闳下榻处拜访，秘密晤谈[21]，容闳因而改变成见，表示：“欲帮助孙遂其宿志。”[22]
1706816809
1706816810
不久，容闳接到上海密电，于9月7日由长崎启程赴香港。与孙中山一同前往东京活动的容星桥闻讯，也于9月14日由横滨赴港。[23]平山周曾于8月20日在上海声言，预定三周后赴香港举事，容氏兄弟的行动与梁启超所说要与孙派在两广合作的话，似非偶然巧合。此后，容闳一面继续为保皇会办外交，“首途往英、美、日办汉事，并与英外部订明”[24]，一面被孙中山举为代理使职于外国之人[25]，分别成为革命、保皇两派的外交代表。由于保皇会勤王虎头蛇尾，兴中会举义虽败犹荣，容闳逐渐疏远前者。
1706816811
[
上一页 ]
[ :1.70681676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