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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江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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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交往促使康门弟子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倾向于反清革命，与孙中山的政治立场有所接近。保皇会成立后，横滨的梁启超等人似乎并不积极，反而进一步向革命党靠拢。1899年秋季，基于联合大举的共识，据说两派开始接洽组织结合。关于此事，冯自由有如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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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返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学璟、梁炳光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中山曰：“如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于是由梁草拟一上南海先生书，文长数千言，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同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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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者同门十三人。书去后，各地康徒为之哗然，指此13人为逆徒，呼之为“十三太保”。除梁启超外，其余12人为韩文举、欧榘甲、罗普、罗伯雅、张学璟、李敬通、陈国镛、梁炳光、谭柏生、黄为之、唐才常、林圭。不久，梁启超至香港访陈少白，谈两党合并事，推陈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徐勤阳为赞成，而阴实反对，因与麦孟华各驰函新加坡，向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得劝退书，已怒不可遏，接到徐、麦二人来函，立即派叶湘南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复令欧榘甲赴美国任旧金山《文兴报》主笔。13人团体无形消灭，孙、康合作之局亦随之瓦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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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言之凿凿，但破绽不少。首先，梁启超离开日本去美洲，早在计划之中。1899年5月2日，梁启超接康有为来函，“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而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今为大局计，不得不往”[67]。所以他在《汗漫录》中说：“吾之游美，期以六月，今背秋涉冬，始能成行，濡滞之诮，固知不免。”[68]至于其决定12月20日出发，直接原因是10月下旬康有为到日本时，被日本政府禁止上岸，此事引起康有为的强烈不满。梁启超等人觉得不可能依靠日本朝野达到志望，准备和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的有志师生前往美洲进行活动，以发展组织和筹集款项，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存亡的一大关键。[69]其航行路线为经檀香山到美国大陆，预计在美国大陆停留半年。[70]而欧榘甲离开横滨在11月8日，原因是10月27日由他主笔的《清议报》馆火灾被毁，前往香港和康有为商议后续[71]，以后转赴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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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康有为移驻新加坡，在1900年1月下旬，其时梁启超已经赴檀香山。而在此之前，梁启超并未前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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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所谓“十三太保”中的罗普，梁启超指其从来不言革命，所以得到康有为的信任和赏识。[72]而徐勤虽然与孙中山关系紧张，对于革命之说似乎尚无成见，1900年6月，康有为指其和梁启超一样，“近来骄谬专横已极，无事不如此”[73]。保皇会港澳总局在他的主持之下，与广东的兴中会员保持若隐若现的联系。1902年4月，他又和梁启超先后向康有为进言，主张“言革”[74]，两人交谊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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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存在种种疑点，《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签注者中有人指冯自由“捏造无端事实，诋毁不遗余力……故彼所书关于与任师有关之事，均不足据，似宜尽删之”[75]。近年来论者也指出此说颇靠不住。[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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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口否定冯自由的记载还略嫌草率。冯自由各书虽有不尽不实之处，的确保存了不少真相，甚至一些乍看似不可思议处最后证明反而是信史。此事冯并非亲历，不免有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而保皇会在戊戌变法、庚子勤王、与权臣关系等事情上有意歪曲作伪，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毁尸灭迹难以彻底，仔细搜寻，可以发现不少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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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到檀香山10日后，致函孙中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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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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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函于相关人事记载确实，不似造假。与双方“订交”相关之事有红叶馆送别会以及孙中山作书介绍梁启超于其兄德彰及诸友，如果事先没有协议，这些言行过于突兀，难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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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冯自由所说“十三太保”，很可能由“江岛十二郎”演变而来。1899年七八月间，梁启超和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启田、罗伯雅、张学璟、梁炳光、陈国镛、麦仲华、谭柏生、黄为之同结义于镰仓江之岛的金龟楼。[78]这12人按叙齿依次称“江岛某郎”，均为政治情绪较为激烈之人。罗伯雅与广西山贼及南海西樵巨盗区新、傅赞开等素有交往；张学璟直到1902年仍坚持赴广西联络民党头目，发动起义；欧榘甲几番肆意言革，一度几乎被康有为逐出门樯。江岛结义，显然与和革命党合作一事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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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称韩文举、欧榘甲、罗伯雅、张学璟、梁炳光等与孙中山往还日密，也有所据。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函告徐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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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近经痛责后，来书引过。然如去年事，及言保皇会而谓嗤之以鼻，汝等近来不敬如此。[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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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康有为因“近得孟远决言革命”，复函徐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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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己亥汝责远之决绝，且安有身受衣带之人而背义言革者乎！今不三年，汝又从洞若矣。[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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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要当事人的梁启超，更是屡屡提及相关情形。1899年秋梁启超函告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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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得刚兄（即梁子刚）由横滨寄上兄一书约践旧游，刚兄有事不能赴约，令弟自往。[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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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5月梁启超函告徐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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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所以偏信港中之言者，固由曾参杀人，浸润易入，亦由弟等前此言革，触其盛怒故也。以后兄请勿言。孝高以不与江岛之盟，不猖狂言革，故长者独信之、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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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江岛之盟与言革之事有密切关系。[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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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4月4日梁启超致函黄为之，批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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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江岛人物归去者便辄颓唐，更无布置，有数人皆前车矣。想来总是志气不定，脊骨不坚之所致。如此安能任大负重？今日之事，责在我辈，真当每日三省，时时提起，不使有一毫懒散，乃有可成。诗酒悠悠一语，勿使飞天头陀笑我到底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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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印证此事确与同革命党合作有关，因而彼此之间也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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