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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民为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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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运动，除汉口自立军有所表现外，保皇会在两广和中国议会在江淮都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因而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究竟可以附和维新派到何种程度，无从揣测。但从他们在此前后的行为中，能够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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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的唐景崧、丘逢甲涉足较深，尤其是丘逢甲，曾亲赴南洋与康有为、邱菽园、容闳等洽商，并与康有为等约定，“须返家廿日，则六月乃出”[90]。丘逢甲回到汕头，适逢潮汕鼠疫流行，其三弟及长子、次子均染疫而殁，举家已由潮州迁往镇平。遭此劫难，固为人生之大不幸，但丘逢甲因此而乡居简出，非但不能率先发动，反倒从此与勤王运动绝缘，似乎难免因小失大。以陈翼亭一介武夫，康有为还希望他“亦当移孝作忠”。从一些迹象看，康与丘逢甲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如6月保皇会试图抢攻广州，夺城后所发保护外人布告檄文，须视形势变化，由不同人物署名。本来丘逢甲同意具名，后经修改，决定“若非明失和，则用莲珊（经元善）名，或各路自出名可也”[91]。此后保皇会的军事部署中再也找不到丘的位置，似已不再参预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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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崧的情况类似。他于5月主动派人向保皇会请期，康有为因“西力膨胀”，有意让广西率先发动，此后又屡次欲舍东就西，而广西方面始终无力先动，以至于保皇会后来怀疑广西人士意在图财。长江方面参与中国议会活动的俞明震、易顺鼎、陈季同等人，因自立军失败后上海新党名士被当局通缉，国会随即瓦解，汪康年等人的计划仓促间难以奏效，也无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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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以后，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的情况因人而异。唐景崧继续得到康有为的借重，1901年5月，井上雅二赴欧途中经庇能拜访康有为，谈及中国朝野名士的品格，康表示激赏唐的为人。当井上提到有传闻说唐曾向康索款五万以谋巡抚之职时，康还矢口否定。[92]不过，康有为对唐景崧暗中的确有所资助，1904年康有仪揭发：“唐氏在生时，伪保皇会每年助其万金，康逆屡使人在京，为其运动出山之计。昨年又向京中要人，代其营钻团练大臣之职，奉斥责，今且死矣。”[93]而保皇会其他成员对于康有为偏袒唐景崧似不以为然。1903年，岑春煊督粤，保皇会“同门多欲运动会款以捐官到东省者”。对此徐勤心有余悸，屡次函告康有为，极力劝阻。[94]虽然具体所指为汤叡等，但泛称西省人士，又提及庚子旧事，显然并不以关于唐景崧等人索款的传闻为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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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春，唐景崧评论经元善的《居易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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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著洞达窍要，经纬缜密。祝近日谈时务家，摇笔訾人，浮嚣满纸，相去何啻霄壤。其与人书，皆能忠告直言，无丝毫势分情面在其胸中。此先生学问事业之根本，故能为己亥岁杪惊天动地之举。其余殷殷劝善，无非布帛菽粟之言。统观全集，不求工于文字，自令人展玩不忍释手。世人慕先生义侠，当先学先生之忠信笃敬，而后处牢愁幽郁之境，身泰气和，不然溃败决裂，不可收拾矣。[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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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两宫回銮，听说有某大员奏请起用，唐景崧来到广州，欲海路入都，因故迁延，1903年3月2日病故于旅次。[96]其身后萧条，几不成殓，赖粤中官绅与之有旧者捐助，才得以安葬。[97]其被疑从台湾携巨款内渡之冤，遂大白于天下。丘逢甲挽联哀悼：“在中国是大冒险家，任成败论英雄，公自千秋冠新史；念平生有真知，已感觉死生成契阔，我从三月哭春风。”[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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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逢甲与时俱进，后来还参加了辛亥革命。陈季同与沪上新党人士长期保持联系，和蔡元培等人也有所交往。后到江宁主持南洋官报、翻译两局，身后萧条，郑孝胥等人曾列名醵资以赡其孥。[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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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明震因参与民主国而见疑于当道，以候补道于江南官场之中，“屏居四五年不得一差，穷乏特至。值恩寿为江宁藩司，俞乃携其往日通殷勤之友某所著逐满书及其仇满信函往谒恩寿曰：不杀此人，其言流播，必乱天下。恩大感泣曰：子真大清之忠臣也”。由此得到江南陆师学堂总办的位置。俞氏品行确有易为人非议处，报界称其“为人虽似开明而工于趋避，其钻营之术往往出人意表”[100]。此后，他在1903年学界风潮中备受冲击，留学日本的长子俞大纯也指责其“任人不明，是非颠倒”，“若不改良，必将身败名裂”。[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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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明震清末官至甘肃提学使，民初又担任过肃政厅肃政使。但对朝廷官府并非死心塌地，时与顽固守旧官绅有所冲撞。将他牵连在内、聚讼纷纭几十年的《苏报》吴稚晖告密公案，经学者考证，不仅吴并未告密，就连俞明震示吴以当局捕蔡元培、吴稚晖之公文，也是有意放两人一马。[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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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顺鼎1901年曾致函荣禄，吹捧其保护使馆，力主剿拳，坚持定见，匡扶大局，而指“康、梁名为保皇上，而实则乱国家。吾师名为诛康、梁，而实则保皇上。受业此论，刘、张两帅及东南人士皆以为然；即康、梁诸党闻之，恐亦不能不心服耳”[103]。虽系谀词，未必无心。他1902年简放广西右江道，宦海浮沉，仕进坎坷。民初虽一度混迹遗老队中，却毅然剪辫，并长歌记其事，将新旧、满汉、上下，一齐骂倒。[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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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观与圣王观制导下的传统中国政治，皇权必须在纲纪允许的范围内活动，遵守公同认定的规则。一旦越轨，便会遭到绅权的抵制与反抗。此类冲突在王朝末世往往发生更为频繁。这一常规通则到近代依然有效。甲午和庚子，清政府两度恣意妄为，在局部或整体上触犯规则，以牺牲百姓社稷为代价，保家财逞己欲泄私愤，引起士绅的激烈抗争，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而且，在西学的影响下，新学士绅更加选择了近代欧美民主制度的形式，作为解决冲突，抑制皇权的最后手段。绅权与君权的冲突，在维护地缘利益之外，更有代表民意、保全社稷的一面，表明天下己任并非虚言大话。台湾民主国官绅在这两个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就是近代士绅政治品格一个侧面的典型表现。这种对于皇权恶性膨胀的反弹，很难用革命与改良的两极判断解释定性。因为此类官绅一般并不积极主张以激烈方式进行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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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在行动上程度有别，其爱国情怀的真切与救国动机的真诚，则不应怀疑挑剔。其行为差异，很大程度是因为各人的身份处境不同所致。以简单的阶级分析立论，又不能辨析当事人事后记述所掺杂的个人恩怨（如唐景崧与刘永福的纠葛，是刘非唐的论据多有不实之词），不免混淆误解历史的真实。36年后，与台湾民主国官绅渊源极深的陈寅恪与胡适就唐景崧遗墨所写诗函，表达了近代中国知识人对民意与国权的一贯态度立场。时值“九·一八”事变次日，胡适诗曰：“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陈寅恪复函道：“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105]以文化立国的中华民族，神州正朔所在，文化托命之身。发此百年之覆，适以昭示千古不易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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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此一公案，与陈寅恪家世关系极深。寅恪夫人唐筼即唐景崧孙女。《寒柳堂记梦稿》称：“盖当马关和约成后，凡爱国之人，有是非之心者，无不反对……况先君挚友姻亲中，梁星海丈（鼎芬）则以劾合肥罢职（按此事在中法之役），文芸阁丈（廷式）则在京为主战派之重要人物，并是力攻合肥之人。易实甫丈（顺鼎）及先舅父俞恪士（明震），则皆在台湾助台独立者。盖其时爱国之人，以为政府虽已割台，而人民犹可不奉旨，如后来庚子岁东南诸督抚不遵朝命杀害外侨之比。”另外，孙中山广州起义密谋所举四统领之一的曾广铨，亦与陈家世交。广铨妹广珊嫁与俞明震弟俞明颐（字寿臣），而俞氏兄弟的胞妹俞明诗为陈三立续妻，即陈寅恪的生母。寅恪妹新午适俞明颐子俞大维。陈寅恪对祖、父两代参与庚子密谋及祖父被清廷赐死之事，因陈三立隐忍不言，似不知晓。但他对上述各人的家世、思想、作为，“知之尤稔”。对于清室及张之洞的人品学问，则讽词甚多。陈三立绝足政坛，“忍死苟活，盖有所待”，不仅是痛心于民国政治的黑暗，也饱含对清室的极大怨愤，不能以交游而定为遗老。陈寅恪所说“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更应从文化角度理解。即使带有政治意味，也是以文化为神州正朔、国家命脉所系，而不拘泥于一家一姓之兴衰。台湾民主国游说使姚文栋遗书有“国可亡，天下不可亡”之语，仔细体味，绝非遗老恋清情结所能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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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彪：《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交合点——台湾民主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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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函中“西省某老”，即别函之“薇老”，唐景崧字薇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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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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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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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6—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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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00年4月1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8—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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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00年6月《致唐才常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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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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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井上雅二日记》。章炳麟称：唐才常主张“翁（同龢）、陈（宝箴）坐镇”（《致夏曾佑》，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137页）。此说出于唐才常、梁启超等不希望康有为归国主事。据8月4日井上雅二日记：“陈宝箴旧历六月二十五日卧病在床，第二天死了。陈三立回国。可以说已失去了援助。”（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0页）井上雅二认为，唐才常等人关于自立会的周密布置“由陈宝箴之逝去而一挫”（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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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与丘逢甲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599—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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