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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第七章 新加坡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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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发动勤王，对全球华侨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也得到海外华侨的普遍响应和支持，后者不仅提供了大量的捐款，而且始终关注勤王方略的制订调整及其实施。其中新加坡华侨对庚子勤王运动的贡献尤其巨大。关于新加坡华侨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相关著述已经有所论及。依据近年来的新出史料，既有研究存在两方面局限，其一，没有看到除邱菽园以外其他新加坡华侨的参与和作用，对邱本人介入的程度则囿于财政后援一隅；其二，将整个勤王运动视为保皇派的单独行动，忽略了各种政治派系组织上的联盟和行动上的合作，以及在“大合”之下各派的自行其是。而新加坡华侨不仅支持康有为，也对实际上处于联合阵营中枢地位的长江流域的革新党予以积极援助。后者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政纲及其反清底色，得到超越保皇会范围的社会联系的强化，最终促使新加坡华侨与保皇党分离，有的甚至转而支持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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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邱、林、徐、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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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下旬，康有为致函设在澳门的保皇会总局诸办事人，谈到新加坡华侨对勤王计划与行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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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仰光、吉冷、暹罗、澳美信电交至，责望起兵勤王，岛日日侧望，徐、力、黄、林急如星火，抚髀拍掌催促。及前日闻上弑之谣，岛恚怒，诸公大恚，在岛处责语难闻，谓经营两年，糜十余万金，而至今大急之变，不能补救，并不能起。又言：若我今不起，外国代我立主，则与外国为难，更不能起矣。其言甚怒，于办事诸人皆有微辞。故于汇三万之后（廿七日汇），适有此事传闻，恚而不汇（汝来书但言可起，不可言其恚怒也）。吾闻而愧甚，无以对上，无以对菽，更无以对各埠责望之心。……即以岛之明达，尚有太持重之言，林、徐、黄、力更有它言矣，林至谓用弓矢亦可。[1]岛，邱菽园，号星洲岛主；徐，徐季钧（亮铨）；黄，黄乃裳（黻臣）；林，林文庆；力，力昌（艾生）。上述五人，在保皇会专为勤王行动制定的电报密码中有名可查，邱、林列入人名栏，黄、力、徐列入人名补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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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位华侨彼此关系密切。1898年5月《天南新报》创立时，邱菽园为大总理人兼华文总席，林文庆为英文总校，徐季钧为主笔。[3]邱、林二人私交甚笃，政见亦同，在许多新兴事业上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合作，可以说是这一小集团的核心。黄乃裳于1899年9月五十岁时才举家南渡。他加入这个圈子，有两方面因缘，其一，林文庆是他的大女婿；其二，他与邱菽园是1894年甲午科乡试中举的同年，第二年又曾一同赴京会试。黄的加盟成为和这个圈子多少有些距离的力昌与此结缘的重要契机。力昌是福建名士力钧（捷三）的族弟，也是甲午科举人，黄在国内曾与力钧同办兴化盐务，又认识力昌，他下南洋的目的，便是与力昌合作，实行移民垦殖计划。1900年7月，两人在邱菽园、林文庆的支持和出面担保下，与沙捞越政府签订了垦荒合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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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人与维新派早有渊源。1895年，邱菽园、黄乃裳赴京会试，适逢中国对日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邱、黄二人毅然参加，签名拒和。后邱菽园以主战者不可靠，感到失望，收回联名拒和名单。此番两人均落第，却从此分别走上变法维新之路。邱菽园两年间游历沪苏杭穗港等地，结交维新人士，与丘逢甲、康有为、黄遵宪、唐景崧、王晓伦、梁启超、林鹤年、潘飞声等号为诗中八友。戊戌变法起，邱菽园等人创办《天南新报》，以为响应。他们与康、梁一派不仅思想共鸣，而且建立联系。《天南新报》馆一成立，即“承澳门《知新报》托为代售其报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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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徐勤在横滨创立戒鸦片烟会，邱菽园的挚友，《香港华字日报》主笔潘飞声和《知新报》主笔刘桢麟分别创设分局于港澳，新加坡“僻处南荒，声气不广，虽未设有分局……其开列履历寄往香港分局挂籍者亦不乏人”。《天南新报》成立后，社友李乾生“以为不设分局不足以通声气善鼓舞”，与邱菽园协商组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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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乃裳返回福建，即在教会所办《闽省会报》发表《英华格致书院关系国家说》，首次表达其变法维新思想，主张讲求西法，培养西学人才，振兴工商业。接着独立首创《福报》，痛斥顽固守旧，宣传变法维新，并协助任英华书院教习的美国教士蔚利高（C.Myron Wilcox）润色其译著的《美国史略》一书。1898年春，黄乃裳携长子再赴北京参加会试，刚好遇上百日维新，遂“奔走于六君子及讲求新学诸京官之门”[7]，与康、梁等多有交往，屡次参与上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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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昌与维新派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族兄力钧。后者早就与上海的闽籍新党人士过从甚密，徐勤在《时务报》期间曾倡设戒鸦片烟会，力钧与郑孝胥、陈季同等参与其事，以后力钧又与陈宝琛等在福州设立蚕学会。[8]黄乃裳在福建举办的各项新事业，也得到力钧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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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季均虽“夙居闽垣”，但“久与西人游处，举凡地球时政事宜，无不烂熟胸中”。[9]他主持《天南新报》笔政，以“古梅钝根生”的笔名发表大量论说，抨击清廷弊政，呼吁变法革新，有目可查的如《驳上书筹饷议》《防俄末议》《论中国积弊》《隐忧篇》《论中国吏治之坏》《论挽救中国吏治之坏》《时局卮言》等。尤其是一篇题为《论中国吏治之坏》的长文，连载多期，指陈中国官场通病共十四大害，声称：“虽其间不乏清慎勤明之吏，然横览廿一行省，千数百州县之中，不过百中一二，其余大半俱系民蠹民贼，其足以斫丧我国元气者，实属不少。”[10]“若使逐条诠写，穷究其弊，虽罄南山之竹而书之，有不可胜书者。”对此，他提出三条“治法”大纲：“设议局，增俸禄，裁冗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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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庆长期求学于欧洲，与国内维新党人较少直接交往。他是黄乃裳的大女婿，其妻黄瑞琼“淹博华英文字”，曾于1895年秋偕美国女友环游地球，“以增识见，冀兴中国之女教”，被李鸿章视为奇女子，准备奏派为即将在英国召开的万国妇女大会代表。[12]他虽然在五人中唯一没有科举功名，一生主要接受西方科学教育，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却丝毫不逊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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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邱菽园等人与康、梁的关系更形紧密，不仅思想共鸣日趋强烈，个人交往和组织联系也不断加强。《天南新报》同人对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著文针锋相对地驳斥查禁报馆访拿主笔的上谕，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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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最为生民之益者也，安得谓之最为生民之害者乎？……主笔之人，多系淹博之士，深知古今利弊，洞达中外时务，徒以文章憎命，不能见赏于有司，于是挟其辅世之心，长民之具，降而就报馆之席，有时出其经济，发为议论，使在上之人阅之，可以兴利除弊，在下之人阅之，可以益智广闻，此固大丈夫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而亦本范文正公为秀才时以天下自任之志也。[13]该报有意识地增加了转载康、梁派《知新报》《清议报》各报论说的频率，并代为发行日本人士大岛省轩印制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大幅照片，代销《清议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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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邱菽园、林文庆等人又倡设女学，不仅在女子教育方面开南洋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公开表明反对政变后朝旨的立场。百日维新期间，海外各埠奉诏办学，清廷驻新加坡领事造庐请谒，共草章程，欲请邱菽园、林文庆担任中西总校，邱辞不就。所以《清议报》转载林文庆募创女学堂演说时特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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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以后，内地学堂皆废，而邱、林二君独能倡女学于星坡，为吾中国强种之本，其豪杰之士坚忍不拔者耶？他日人才之盛，当于星坡乎观之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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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梁启超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邱菽园捐款3000元，并担任董事。[16]林文庆、邱菽园等还发起成立星洲支那好学会，定期举行演说会，分时务、学术、政治三类，“任凭择说，各尽其长，或仿西国议院互相驳诘之法，然后凭众举手以定公论，较易增长见识，开拓心胸也”[17]，吸引了众多华侨加入，仅第9、10期新增会员就达37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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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等人亡走海外，仍坚持其政治抱负，一面痛斥当朝执政，一面争取恢复新政。为达此目的，组建保皇会，倚靠华侨，积极展开行动。康有为以光绪皇帝的存亡为中国复兴成败的关键，不惜一切代价手段力争保救，而视慈禧和顽固大臣为最大障碍，千方百计要加以扫除。新加坡华侨予以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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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底，徐季钧就撰文预言“中国不久必有变乱”，他说：“自古国家之败，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乱。”甲午战败，中国外患日剧，新政甫兴即败，一线生机遭到扼杀，外祸较前益甚，究其原因，“则以我皇上圣明英武，大权旁落，新政不行，而政府守旧诸权臣悖谬昏庸之所致也”。内部则民变会党蜂起，商人报馆纷纷托庇于洋商外强，“夫愚民之见异思迁未足忧也，匪类之甘心作匿未足忧也，独至巨商硕富之家，谈道读书之士而亦离心离德，疾视其长上如仇雠焉，此其祸变岂小也哉”。反观“中国执政诸权臣，方且因循苟且，粉饰矜夸，于政之宜革者必举而张之，于事之当行者必废而去之，即或文告所颁未尝不以兴利除弊为训戒，而一为留心绎，皆不过口头禅门面语，以之哄骗无识之人耳”。此前他与友人纵谈时事，认为“兵燹变乱之事，吾身或不能亲见及之，而不料金瓯无缺之江山，一旦竟覆败于女子小人之手也，此等世变远不出十年之外，近即在早晚之间”。[19]《天南新报》还载文辨析“中国今日无所谓新旧党”，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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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谓新党者直帝党耳，其所谓旧党者直贼党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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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后，有关废立的传闻沸沸扬扬，保救光绪迫在眉睫，10月11日，邱菽园得西报传讯，传单会馆，联合侨民500余人，于次日电达总理衙门，恭请圣安，并恳请归政。一时间南洋各岛效法，加拿大、日本、美国、南美、澳洲华侨及内地人士继起踵接，联名抗电力争者数十起，“天下仁人君子皆翘首跂足以望星洲”，新加坡华侨因此被视为“我四百兆同胞之云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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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成立后，康有为等积极部署，筹划武力勤王。新加坡华侨一面制造舆论，一面参与谋划。1899年7月，《天南新报》连续转载《清议报》所刊无涯生（欧榘甲）撰写的《明义篇》系列文章，如《义士乱党辨》《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等，为反抗清廷倒行逆施的义举正名称颂，文章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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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祸，固莫哀于亡国哉，而追原其始，则皆由于诬义士为乱党。……当其始也，义士痛心国事，疾政府之专横，忧外族之逼处，思有以伸人民天赋自由之权，人治进化主义，以壮国基，以图自保，不得不谋所以改革之也。而其改革之机关，或开新闻揭激昂之论，以醒国民之精神；或开大会演说国耻家仇，以刺国民之纪念；或开学堂输进万国文明，以开国民之智慧；或集图书报告，指示治内治外之失权，疆土日蹙，地图转变，以冀在上之一悟，同胞之奋兴。……有国者视民若犬马奴隶……谈时事有禁，议朝政有禁，著书有禁，立会有禁，方且愚之弱之散之，使天下戢戢受治，以固帝王万世之业。一旦而夙昔所视为犬马奴隶者，忽倡言改革国家主义，去其愚起其弱合其散，予人民以自由之权，开化之路，彼早已惊走骇汗。……天潢世族，奴视其民之私，宁甘心亡国而为狗马之幸存，决不愿国家改革使国民有见天日之一时，外患愈棘，而内压益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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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拯救危亡，必须保救圣主明君。“故废皇上者，所以断绝我四万万同胞义士之生机也。夫断绝人类之生机以自纵其欲，于古谓之独夫民贼，于今谓之野蛮无知，摧陷而扩清之，是天地之公义也，人之正理也，况其为废我四万万同胞所恃皇上之贼党乎？己之仇不报不可以为人，君之仇不报更不可以为生。”只要光绪复辟，“则内外人心咸为改视易听，新法之行更速，不逾年而可收大效，十年而可定立宪之制，中国之强，可翘足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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