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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捐款与定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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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宣传之外，新加坡华侨积极参与保皇会的组织，以及勤王的筹饷和方略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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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最早派往新加坡活动的当为徐勤和陈继俨，目的是运动南洋华侨和为大同学校筹款。1899年9月19日，梁铁君函告康有为，哥老会首领师襄称湖南内地有九万余人，独无军械粮饷，不能举事，“拟候君勉南洋筹款。然君勉初到南洋，一切布置未定，奈何，奈何！”[31]是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函邱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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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闻风义久矣，天南一柱，独持清议，天挺人豪，以救中国。每读报及得赐同门诸子书，未尝不眷然神往也。仆以不才，过蒙圣主知遇，哀国危亡，毗赞维新。遭变以来，故人亦多遗绝，而足下乃独哀念逋亡，辨其愚忠，助共张目。徐生之行，过承接待。又复轸念琐尾，馈以千金，拜登感激，不知所报。但以执事高义雄才，纯忠硕学，相知之深，相待之笃，联辔并轨，以救君国，非复为寻常语言所可谢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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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2月17日，邱菽园函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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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侃君仍寓敝楼，晨夕倾襟，致雅相得。日间《天南新报》正在赶印大同高等学校章程及代理收单千号，印成，即请林芷俦陪仪君往各处筹款，而萲通函以为之先，签名以坚其信，看得多少，再及其他。今日筹款如不借径为无别法，南洋英、荷各属禁会甚严故也。……梁任公昨尝函约萲为兄弟，闻亦有檀山之行，何其盛也，临风逖听，快慰何似！任公新有信来，极慷慨激昂，一主勤王，到底不懈。萲欲函复与言南洋一带，所筹大同学校捐款，不论多少，总以提归正用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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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风气未开，阻力重重，邱菽园已经预料到筹款活动很难顺利，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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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虽日倡孔庙学堂，和之者多，然事未办，地未择，图说未有，捐条未发，必无款可筹；即筹矣，而十羊九牧，其款亦究应拨提，此是固本之事，终于目前应变之方，无济分毫。再四思维，只得暂且放下，虚与委蛇，而不急起以追之，诚恐蹈任父在东徒作嫁衣之辙也。然急欲得其人而与谋，商家少大志，南中尤僻陋，一切绝无见识，殊难与语，故惟有借还之一法，如近之以大同高等起点是也。自愧言轻，不足举重，容竭心力，并藉陈、林二君四处游说之能，徐观后效可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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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俨等人的筹款，看来的确未能引起普遍响应，所以不得不由邱菽园独力承担大笔捐赠。而陈继俨对于促成其事居功至伟。后来康有为谈到陈继俨的功过时说：“某今以才自负，目空一切（昔在南洋筹款，鼓动邱菽园大款有功）”[34]，所论即指陈继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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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而外，邱菽园还向康有为介绍南洋各埠的有关情况，并为其移席新加坡预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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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得刘孝实、陈紫瀛两君来书，又何晓生西文函一，藉悉旅祺绥和，至为忭慰。君勉君在暹罗孟谷城，粤人陈斗南君广义和店，陈亦志士，郑藻裳君已出，来星坡云：往巴罗见陈翼廷，往吉冷见吴铝鹤，又王泽民（即王炳耀之堂侄）皆有志之士，翼尤刚劲可用。……林文庆顶礼我佛，五体投地，每与萲言之，如掬肺肝，精格致学及天演家言，于各教立教本旨，皆能洞晰无遗。萲为述我佛讲学大义，救世婆心，喜跃感泣，无间寤寐，而于勤王立宪诸宗旨，尤切兢兢，诚海外友人第一等豪杰也。今督瑞公颇与之密。其余馆舍，萲亦早同预备，有以安长者，一得电报，自可供张周密，虽带多人，亦所甚安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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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庆还计划以商团名义训练陆军，邱菽园则向康有为赠款2000元，邀请其南下新加坡。在香港身陷窘境的康有为对此大为感慨：“九洲横睨呼谁救？只有天南龙啸声。”[36]900年1月底，便带领梁铁君、汤叡、康同富、董津、李棠等赴新加坡[37]，先后寄居邱菽园、林文庆等人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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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移居南洋，并非单纯躲避清政府的暗杀绑架，而是以退为进，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将保皇会筹划已久的勤王运动正式提上日程，密锣紧鼓地加紧进行。2月，康有为抵达不久，邱菽园就前往马六甲、吉隆坡活动，暗中组成保皇会新加坡分会，自任会长。[38]与此同时，康有为指示保皇会在香港、澳门设立总局，以便遥控节制国内的招伙运械等筹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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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月间，丘逢甲、容闳、徐勤等相继赶赴新加坡，表面上各有所图，实则为了共同商议和运动勤王事宜。其间康有为、容闳曾向新加坡殖民当局发出试探：5月底中国“假如发生起义，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39]这显然是为即将举行的勤王军事行动展开的外交努力。而丘逢甲也同意“归统（并与版合成一军）”[40]。邱菽园在《赠别徐雪广征君返里》诗中毫不掩饰其跃动的雄心：“即今王室伤如毁，草檄宾王大有人。”“独有英雄造时世，相期犹记廿旬中。”[41]丘逢甲赠诗林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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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名文庆字文庆，应慕汾阳郭子仪。若论收京扶圣主，终须横海出雄师。公卿当代多余气，豪杰中原望义旗。欲起病龙作霖雨，天涯我特访神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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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邱菽园唱和，也有“出关待草勤王檄”，“谁遣拿破仑再出，从来岛上有英雄”的诗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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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能够迅速将勤王由一纸计划落实为筹备行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加坡华侨的倾力支持和帮助。主要体现于两方面，其一，财政上，邱菽园提供了勤王所需的主要款项。邱菽园的父亲邱笃信是新加坡的米业大王，他自20岁赴新加坡做苦力，10年后开恒春号经营米粮，到1870年代，就积聚起百万家财。1896年4月邱笃信病故，年仅22岁的邱菽园继承父业，他年轻傥倜又满腔豪气，办事往往一掷千金，对于视为大义所系的勤王救国，更不惜尽囊相助。[44]在整个勤王运动中，邱菽园共捐款20万元，占保皇会全部得款的三分之二，可谓勤王大业的财政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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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保皇会虽然向各地华侨广泛募捐，认捐者相当踊跃，但一则华侨中富商不多，二则认捐爽快交款难，是一般常情，三则清廷驻外机构横加阻挠，梁启超在檀香山等地的筹款即长期不能到位，并因而见疑于同门。没有邱菽园的捐款，保皇会的勤王计划至少还要在纸上搁置一段时间。所以保皇会财政上一直倚重邱菽园。运动之初，梁启超认为：“若能得百万，以其半供内地豪杰，以其半招菲岛之劲旅，可以垂手而成大业。”而这时邱菽园已经捐款10万元。1900年3月，梁启超致函表示感激之余，劝以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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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以义侠任此数之十一，诚为可敬，望更以兄之血诚，尽力以感召同志，南洋一带能得其十七，则美洲必可足其十三也。生死骨肉，全望我叔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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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致康有为的一封信又说：“弟子所望于南洋者，望其得六十以上之数也。叔子肯周游说法，或可望乎。弟子兹图一切事，望告叔子同舟共济。”[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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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新加坡华侨为保皇会的“总持”康有为及其统帅部提供了活动基地。戊戌政变后国内政局日益恶化，不少爱国志士或被迫或自觉地将挽救危亡的目光转向海外。黄乃裳便提出以办学堂，建商会等形式，发动和组织南洋五六百万华侨，举办各种事业，“进而与东西各国齐驱并驾，以保南洋群岛所有已得之利，不至为外国所攘退，而为我仁明英武之君，恢复中原二十二行省破碎之河山，俾四万万同胞兄弟，不至为牛为马为奴为虏，得以优游食息于二十万里膏腴之域，或且收拾已失藩属，以共戴天朝，是皆南洋有志华商同出回天之力，以整理我华夏既残之局之功之德也”。如果南洋华侨能够联合全球各地同胞，“牵合内地四万万建出非常之业，而恢复五千年历掌之河山”，“是华人之托于英法美葡西诸属地者，未始非苍苍之天之特开此局，为恢复中原之地，以保黄种之族也”。[46]黄乃裳组织侨民屯垦事业，目的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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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运动开始，总帅驻扎何地成为首要军机大事，保皇会有星洲、日本、澳洲三种选择，澳洲太远，日本已拒，康有为又不敢深入内地，星洲便是唯一可行之处。此外，为了解决在香港设立保皇会机关的问题，梁启超还建议由他本人及邱菽园、何东出面，在檀香山、新加坡和香港等地集股20万元，在香港开办一家铁器公司，一面经营生意，一面聚集同志以助正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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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变政最重要的准备当属谋略的制定与实施，新加坡华侨自始至终参与了勤王计划的制订、修改并督促实行。早在1900年3月，梁启超致函邱菽园时就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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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废事虽迫于舆论，暂辍所谋，然枭獍之性岂尝一日忘食母哉。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火星。叔子日与南海促归运筹，其大端下手处果若何，幸常常急相告。[48]据康有为后来称：“然今大事之付托，全在统兵之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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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广东、广西分别由为唐才常、陈翼亭、梁炳光负责。这一布置在1900年春已成定局，梁启超致函梁君力通告各地运动情形：“现时刚团已开练，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邱仙根进士倡率屋闸，而佛臣在上海联络长江一带豪杰，条理具备，所欠者饷与械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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