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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第八章 岑春煊与保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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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因内外形势骤变，保皇会加紧行动，公开揭出勤王旗号。义和团事变起，清政府对外宣战，为应付复杂局面，令各省督抚派兵增援，等于下令勤王。同一旗号之下，朝野双方的行动目的截然不同。即使参与保皇会勤王计划的各派，在推翻后党、恢复新政的大同之下，也各自存有并不算小的政见、利益分歧。而清廷的各省勤王之师，更是心怀鬼胎，表现大异。另一方面，相同的旗号又给一些脚踏两只船的胸怀异志之人，提供了左右逢源的合法外衣，使其得以见风使舵，相机行事。庚子岑春煊千里勤王，便属于后一类的典型。只是由于当时行动隐秘，知情者少，后来当事各方又有所忌讳，避而不谈，以至于真相只见诸笔记掌故的传闻[1]，迄今不为史家所采信。仔细梳理相关的史料与史实，可以深入透视在庚子各种矛盾冲突空前激化的形势下，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动与其他社会势力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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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护驾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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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士《一士谭荟·岑春煊》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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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之役，以甘肃布政使率师勤王，护驾西行，遂邀西后特赏，迁任封疆。相传其时春煊初拟助帝收回政权，或以孝治及利害之说动之，乃不敢发，而益自结于后。论者多病其不能见义勇为，然封疆重臣，统兵大将，多戴后，帝则势处孤危，举事不慎，将有奇祸。春煊纵欲建非常之业，其力亦苦不足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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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啁啾漫记·清德宗西狩琐闻》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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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德宗久制于孝钦太后，郁郁不得志。拳乱之始，帝心非之而不敢言，且朝贵咸党于太后，虽言亦不得从。及西狩，恒思援各省督抚以自助。勤王之师，陕西藩臣某最先，某故先朝旧勋之裔，帝颇重之，擢陕西巡抚。一日招某入，叩头毕，帝甫有言，而太后适至。帝色变，某亦汗下流背，乃乱以他语而罢，太后未之审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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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说颇有不合，后一说并有小误（如岑春煊为甘肃而非陕西布政使），重要的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不可视为游谈无稽，岑春煊确有借清廷勤王之名行保皇会勤王之实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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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前，岑春煊即与康有为建立起密切关系，积极响应变法维新，参与康有为的各种组织活动。1895年康有为发起上海强学会，岑春煊为“噬肯来游”、加入是会的各省“名儒硕彦”之一。[4]1897年2月，康有为再到桂林讲学，并与唐景崧、岑春煊等地方官绅议开圣学会。唐、岑二人一自台湾归，一自山东回，均亲历中日战争，对于清政府战败求和，丧权辱国极为不满。台湾民主国官绅内渡后，均不得清政府任用，而岑春煊则辞官归隐，不作出山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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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返桂之初，交游议论，尚属平平，唐景崧与龙泽厚等“见则谈学，与岑云阶及官场则谈博谈戏”[5]。后唐、岑两人“往还最密”，鉴于清朝“败兆已伏”，“正思所以挽之救之之法”。他们与康有为“晤谈之下，志同道合”，因而赞助最力，捐献最多。[6]康有为作《桂林圣学会后序》，还托名岑春煊。为此，岑春蓂商得乃兄同意，特致函汪康年，要求登报声明更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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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岑春煊送七弟入都赴礼部试，或指其在京“结交康党，入保国会，慷慨上书，急欲一试，遂由候补京卿外简广东布政使”[8]。岑春煊参加保国会，虽有传闻，查无实据。他本人后来作《乐斋漫笔》，矢口不提与康党结交之事，唯渲染奏对和上书。他向光绪皇帝当面及条陈所说，即“力陈国势阽危，非发愤自强，不能图存。欲求自强，必先兴学、练兵、讲吏治、信赏罚，乃克有济”。又以纸虎为喻，认为一味对外示弱，“譬如纸虎被揭，威严尽失，谁复有所畏惧，以后外交将步步困难矣”。并指斥“枢臣误国，蒙蔽圣明”，致使朝廷“是非不明，赏罚不当”。看法与维新派大抵相通。因此，虽然“疏奏自以语多讦直，虑触忌讳，而是时德宗亲政，方锐意有为，思拔用强直果敢之臣”。旧例京曹外用者，大抵实任三品卿方能简授藩司，岑以销假请安尚未收缺人员，即被特简，“实异数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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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异数”的背后，大概确有康有为的帮忙。1902年康曾透露，岑春煊“乃仆昔所荐来粤布政者”[10]。以当时的情形论，康有为的暗中举荐应较岑春煊的奏对及上书更易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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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岑春煊接替调任山东的张人骏为广东布政使，已是1898年8月31日[11]，这时百日维新高潮已过。1898年12月19日，岑春煊调任甘肃布政使[12]，其在广东总共只待了大约三个月。难安于位的起因是与总督谭锺麟不合，背后的真正原因则当事各方说法不一，其中牵涉到与康有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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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乐斋漫笔》称，他于“陛辞赴粤”时，光绪曾面谕到任后宜设法剿办粤省日益猖獗的土匪，并指粤督谭锺麟“年老不能办事，尔抵粤后可察看奏知”，许其“据实奏闻，朕与尔作主”。“时广东有道员王某，素为谭督所信任，颇多不法，商民无不受其鱼肉，有因索诈而毙命者，慑其气焰，皆噤不敢言。余到后，始有来控者，廉得其实，即详请撤去该员各项要差，严行查办。谭督不从……议论抵触，谭愧且怒，遽拍案诟詈，目镜坠石棹立碎，势张甚。”岑调任甘肃后，“终以谭、王营私舞弊事具疏劾奏。有旨查办，谭因罢归，王亦革职。此案以藩司劾罢督臣，为有清仅见之事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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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与此不无出入。弹劾谭锺麟及广东按察使魁元、知县裴景福、候补知县李家焯等，系由御史宋伯鲁提出弹章，时间尚在岑春煊到任之前。开始清廷谕令湖南巡抚陈宝箴查奏，陈被革职后，由继任余廉三接办。余详查的结果是，原参贪劣的谭、魁各节，查无其事；裴则官声尚好，均免置议；只有李家焯因对所带卓勇约束不严，交部议处。所称“道员王某”，即候补知府王存善，倒是由岑春煊本人“列款详参”，却交由谭锺麟查办。[14]谭锺麟派委司道按款查讯，“奏称王存善并无浮冒侵渔之据”[15]。此事非但未能增加岑春煊的政治资本，反而使其遭受一次小小的挫折。“莅任不数月，即与总督谭锺麟腾章相诋。太后恶之，荣禄为缓颊，乃调甘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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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官声颇恶，但在19、20世纪之交，于新旧华洋之间，却能起到一定的调护作用，岑师事之，引为奥援。[17]岑春煊不甘受挫，调任后继续奏参广东各员侵蚀巨款，袒庇瞻徇潘灿、王存善等事[18]，清政府先后再派鹿传霖、刚毅查办，结果确认广东“所挪之款系历数十年积累而成”，所用办理盐务的候选同知潘灿等人办事认真，“均可无庸置议”。只是后来将厘金改由招商承办，表面是为了“杜中饱而祛糜费”[19]，实则欲筹巨款以应急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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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吏治败坏，几乎无官不贪，若以此划线，恐怕无人不在可参之列。岑春煊穷追不舍，别有潜因。记载此事的另一版本所述便有大异。陈澹然为裴景福《睫闇诗钞》（戊午正月付印）作序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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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任南海也，廷旨捕南海康有为，籍其家，括尝所往来书，廉其党。先生奉檄偕知府王存善往。西林方为布政使，与康交，惧事泄，令择要人书藏之。先生察其书皆通候往来，任王君持以献粤帅，固未达也。而西林则大恨，即藉他事劾王，粤帅右之，仅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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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清廷确有下令粤省查抄康有为家之事。1898年12月28日，清廷发布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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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据两广总督谭锺麟奏：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来往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查阅原信，悖逆之词，连篇累牍，甚至推谭嗣同为伯里玺之选，谓本朝为不足辅。各函均不用光绪年号，但以孔子后几千几百几十年大书特书，迹其种种狂悖情形，实为乱臣贼子之尤。其信件往还，牵涉多人，朝廷政存宽大，不欲深究株连，已将原信悉数焚毁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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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岑春煊督粤，必欲将裴景福等人置之死地，也根源于此。[22]1899年12月19日，谭锺麟去职，代以李鸿章，在清政府方面，主要不是因为参劾案，而是为李鸿章谋一位置，同时加强对广东的控制，打击在海外活动声势日张的保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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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戴后与助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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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康、梁等逋逃客与曾经赞成变法的清政府朝野要员之间，看似公开敌对，其实互有需求，因而暗中互通消息，彼此利用。李鸿章而外，康有仪曾在南洋康有为座上见有各督来函外套[23]，肃亲王也曾与之通函。岑春煊不仅与康有为等早有联系，而且一直保持。与岑关系密切或情况类似者，不少人介入了保皇会武装勤王的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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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等便有以武力为后盾之心，并且暗中有所准备。政变后，与各地的官绅以及会党土匪一直保持联系。广西方面，康有为有类似布置，岑春煊似也牵连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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