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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镜湖茶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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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友重章解释暂停广东支部的原因时，尚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之中，因而多少有些含糊其辞。实际上该会撤回广东支部，主要是担心卷入当地的武力反清密谋，影响全局。待到时过境迁，小川平吉就说得比较坦白。他指出：广东一带常有革命主义者，万一趁义和团事变举事，而广东有该支部举办的事业及留学生，容易影响东亚同文会的整体事业。正是担心这一点，所以暂时撤回广东支部[36]不过，小川也未将情况和盘托出。当时保皇会和革命党人均在广东密谋展开武装行动，相互之间沟通联络，不少东亚同文会会员卷入其中，广东支部也与革、保双方保持密切关系，并参与了组织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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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会由东亚会和同文会组成，两会原来的宗旨并不一致，前者支持变法派和革命党，后者则与张之洞、刘坤一等洋务官僚的关系较深。但其中一部分两会会员与几方面都有联系，彼此之间也互为沟通。东亚同文会成立后，在近卫笃麿的“保全中国”论之下，这些会员感到主张体制内稳健改革的洋务派、体制内激进改革的变法派以及主张打倒清朝、建立共和制的革命党之间，存在一些共识，并且知道各派彼此暗中有所联络，遂积极介入其中，试图利用各派的反清活动，以求实现该会的总体目标，即保全和协助改善中国[37]，以东亚社会的特殊性（相对于欧美）和共同性（彼此之间），确保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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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支部方面，介入保皇会和革命党密谋较深的是田野橘次、松冈好一和原口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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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橘次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私淑荒尾精，注意东亚问题，并对康有为的主张有所共鸣。1896年，康有为派徐勤、罗普赴日本留学，适值田野橘次与井上雅二、五十岚力、原口闻一等人讲求中国问题，共同居住在所谓“梁山泊”，罗普也入住此地，对日本学生好酒气烈印象深刻。戊戌变法前，由平冈浩太郎推荐，田野橘次进入万木草堂任教。[38]其时康有为、梁启超远在京、沪，由任学长的王觉任负责教学管理事务。戊戌政变起，田野橘次与王觉任协商解散学校，于9月25日率领学生亡走香港。此后留港谋设广东日本语学校[39]，随即转赴澳门《知新报》为记者。与之同时进入《知新报》任译员的还有松冈好一。松冈原来活动于南洋诸岛，从此将重心移到华南地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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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成立，田野橘次利用自己与保皇会的关系以及在《知新报》任职的有利地位，使广东支部与保皇会在广东的势力迅速结合，互为推动。高桥谦筹设广东支部事务所时，先将《东亚同文会主意》及章程送交《知新报》刊载，表明主张东亚中日韩三国“政府须执公尚礼，益固邦交”，“商民须守信共利，愈敦邻好”的旨意[41]，争取舆论和民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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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报》刊登有关文件后，还发表评论，称道“斯会之设，将以救东亚也”，“东亚之国，中国为大，而能自立者惟日本。日本变法，垂三十年，而欧洲诸强，莫敢逼视。日本又与我与韩国同文，今之立此会者，盖将以先觉觉人，仁及吾国，而共保亚东太平之局也”。欧人相逼之惨，同类相救之切，与中国亡国危机之迫在眉睫，“然则此会以为专为中国设可也”，呼吁“我国志士，其闻风而兴起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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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广东东亚同文书院时，高桥谦所说“东文一年小成，三年即可读政治理财哲学诸书。夫日本自明治以来，将军奉还政权，力求维新，泰西诸要籍，悉经翻译，则今日读东书同于读西书，而学东文又捷于学西文矣”[43]，以及“今日本讲究西学，而以捷法得之，其书本与中国同文，是故用力寡而见功多，中国习西文不如习东文之易也，读西书不如读东书之捷也，东文既通，更就学于其学堂，修专门之学，夫由中国造日本，其难易与造欧西孰若，不待辨而知也”[44]，基本是当年4月发表的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的翻版。[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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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利用保皇会在当地的影响之外，田野橘次还参与聚合革新力量的组织活动。他与徐勤、张寿波等在澳门发起镜湖茶谈社，“此乃合康有为派、基督派及张玉涛派三者而成立也，其势力在广东省实为最著”[46]。张玉涛，名寿波，出身香山县沙尾乡豪族，权理该族的张续光堂，家财巨万。辛卯（1891年）秋闱，中本省乡试第七名举人。1894年与族叔仲球、同里陈蔚秋、陈筱江创设原生学舍于澳门，研习中西文字。[47]他与粤沪等地的维新人士交往甚多，参与不少新事业和活动。1895年公车报罢，割台议起，他和梁启超、麦孟华、赖际熙等联名上书都察院，请代奏，力言台湾万不可割。[48]1897年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在上海创立不缠足会，并任董事。[49]1898年响应横滨戒鸦片烟会，率先在家乡创设张氏大同戒鸦片烟会，计划由一姓一乡做起，将来不分乡、姓，合成大团。[50]又热心于女子教育，在澳门创办原生学堂，教育男女学生四十余人，同时开办演讲团、阅书报社、原生书藏。1897年初，张寿波在《时务报》连载《欧亚气运转机论》。[51]戊戌政变后游学日本，就横滨实习商业。1899年，他和梁启超、黄为之等筹办银行。[52]是年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高桥谦在镜湖茶谈社发表演说，张寿波担任翻译。他是日本赤十字社会员，欲在中国创办赤十字社，还参加了宫崎民藏的土地复权同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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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方面，除了徐勤以外，何树龄（易一）亦为镜湖茶谈社会员，“动大颜而吐珍说奇论”，是有名的雄辩家。梁启超称之为“南海门下之奇才也。好学而深思，奇警精辟，纵横中外，出入天人”。[53]所谓基督教派，以廖德山为代表，他是广东开平人，博济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为孙中山的友好[54]，“盛唱宗教的自由平等说”[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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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湖茶谈社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会员每月但以15钱为会费，每月朔、望，两次集会于原生学堂，各述己说。[56]演说时有问辩答疑，可“纵意宣发”，并设有客座，允许来宾入座听讲，原生学堂学生也参与其事。该社“规条”特别规定：“星球同界，方趾同类，识智精越，皆为道华，无论中外，皆得公举为演说主。”[57]此一规定可以说是专为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而设，第一期演说即由田野橘次主讲《天才论》，以后高桥谦、松冈好一也分别演讲《论国家盛衰与人才消长相关之理》和《老屋说》。[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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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橘次称镜湖茶谈社纲领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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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志结恳亲。二、研究时局问题。观以上二者之宗旨，绝无举革命之思想，又无亟速之运动。然由其外部观之，或大有不稳之状。予之诸友人互来相告曰：革命在近，子其图之。予固希望团体之巩固，将以唱革命。然恨百余会员，有革命之思想者甚少，故予常欲主张革命而仍有所踌躇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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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橘次虽然是当事人，其说也未必尽然。松冈好一在该社演说，即以老屋比喻清朝，公然鼓吹彻底改造。其说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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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大老屋于兹，其占地甚广，其罗物甚富，无数耄稚男女栖息于其中。但其家以久阅星霜，梁柱既倾，丹青剥落，墙垣四撤，苔莽丛生，上雨旁风，不足以避，阴盗明贼，纷至沓来。于时屋之主人翁，深忧家族及臣仆之疾苦，乃谋于其所信任之心腹人，欲破毁旧屋，建筑新居，锐意蒐集新材，搆一闳厦。会有谗者构陷其主人翁于后母，后母闻之，乃愤懑不能禁，率顽冥不灵之徒，出暴力以阻遏其企画，且谓主人翁曰：旧屋是尔先祖之所手建，若更毁之乎，上无以对祖先在天之灵，不孝莫甚于此。余等择邃室入处，使疾苦不相及可矣。如家族及臣仆之疾苦，不足顾虑也。遂退主人翁，后母专坐堂皇，与其二三心腹人，分握一家之主权，专横放恣，无所不到，依然居此老屋，歌斯哭斯，蚩蚩焉偷一日之安。强盗大贼，只来双至，无日无之，登其轩庭，入其曲房，锁钥既持，奥窔毕窥，朝夺田园，夕掠财货。彼主人翁阖族之耄稚男女，为寇盗所夺攫，冻锇彝伤者不可胜数。而此老后母视之若无睹，听之若无闻，以为此固自了善法也。自其邻人视之，则悚然为之寒心，如视对岸之火灾矣。吁嗟！天下复有如此愚物哉！当此时也，为问其家族及其臣仆，委心任运，归之天数乎？抑顾虑一家之覆灭，为之设法以谋转圜乎？仆偶有所感，爰提出此疑问，以仰同人诸君子之高教。[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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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是明目张胆地抨击当朝执政，鼓动体制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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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与革命党联系较多的宫崎寅藏，戊戌变法期间通过田野橘次的介绍，得以结识康有为派的人士。而田野橘次本人也早怀颠覆清廷之志。他于1890年到上海时即结识了广西南关游勇的头目聋翁陈氏，此人当为庚子康有为命为勤王正军主将的陈翼亭。田野橘次任教于万木草堂时，与奇青年罗君交善（应为康门弟子中善结交绿林会党的罗伯雅），一夕夜深，罗叫醒田野橘次，“请谈革命之事”，欲偕往广西、湖南，发动中原革命。田野橘次答道：“予虽有其志，然资力不足，请缓图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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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橘次指张寿波的思想为博爱主义，“非革命家，而实温厚之教育家也”[62]。其实张氏是康有为的受业弟子，卷入保皇会乃至革命党的密谋相当深，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两派沟通联系的重要中介。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的谢缵泰一直在香港与康有为一派谋求合作。受此影响，省港澳一带的革命、变法派分子关系不错，互相往来。1897年，东亚会的平山周到澳门访《知新报》馆，并拜访了日本汉学家山本宪，经后者介绍，往见张寿波。[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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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同会的宫崎寅藏在横滨拜访了兴中会的陈少白，陈知宫崎寅藏有华南之行的计划，介绍其到广州访问变法派的何树龄。宫崎到港与平山周会合，即往澳门与张寿波订交，并想借此探听何树龄的住址。“张君情意恳挚，邀集同志，设宴款待我们。他的谈论颇中时弊，足以鼓舞志士的斗志。但是每逢涉及会中秘密，便噤口不言。强自询问，他只是提笔写道：‘内有康有为先生，外有孙逸仙先生，中国之事，还不能说是毫无希望。’向他问何先生的住址，最先他自辩和那人并无来往，后来又说：‘听说他现在住在广东某人家里。’可见他的用心是如何周密了。”宫崎寅藏和平山周按其所提供的地址到广州找到何树龄，何对宫崎等人改善中国现状唯有革命的主张态度暧昧，指示其到香港耶稣教的道济会堂找兴中会的区凤墀。而张寿波与区也相识，宫崎等在香港，还是由张指点才找到区凤墀。[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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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镜湖茶谈社重要会员的何树龄，是康有为的早年弟子，曾十年馆于康家，与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为兄弟之交，同居十载，抵掌对足，穷极论议，故于中外之故、天人之理，亦无不究焉”。[65]1896—1898年，正值康广仁负责与谢缵泰联络两党合作事宜，何树龄显然是知情人，曾代表维新派致函孙中山，表达群贤公意。孙中山与何树龄似也相识，说：“彼胆小心细，弟深知此等之意非彼一人所敢言也。”宫崎寅藏问其是否参与1895年广州起义，孙答道：“未与。彼无此等胆略，但甚有心耳。”[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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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派的中介，张寿波后来继续与革命派联系。1900年6月17日，孙中山抵达香港，原计划与刘学询、李鸿章等人协商组织广东独立政府，在所乘坐的法国轮船“烟迪斯”号旁的一只舢板上，兴中会干部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和平山周等人会见，并开了一个钟头的会议。与会者中赫然有张寿波的名字。会议一方面传达日本政府答应支持的信息，一方面决定开始积极进行武力反清的准备。[67]关于后者谢缵泰没有提供详细内容。据冯自由称，包括惠州发动、广州起事及暗杀、饷械接济等项准备及相应的人员配置。[68]如此机密的军事行动计划，不是核心骨干成员，决不可能与闻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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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参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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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与革命党的关系也相当深。廖平子说该支部标明宗旨“为联络中、日、韩三国人士感情，实则以测绘地图，侦探军情，联络同志，勾通绿林为事”。除日本人外，邓荫南、苏绰南等人参与其事。“是时工作颇忙，因先后影绘虎门、黄埔诸险要及各衙署形势甚夥，联络绿林计划。”[69]此说确有所据。东亚同文会干事井上雅二日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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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荫南在省城附近，是福字军的哨官，另外，在河南缉捕里有他的同志。他率领着约九十人。林信贤、吴苏[义、羲]如，都在省城。此外，有一个英国人名叫莫克鲁克，他是孙的人。上述三人都是原来由原江[口]闻一介绍给平山等的。有人说他们是已与官兵联络好了，实际上是不确切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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