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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内外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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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亚会和同文会以往对华策略不尽相同，重新组合后，意见分歧依然存在。撤回广东支部，客观上为形式所迫，主观考虑，则是与东亚同文会的总体目标有所冲突。在“保全中国”的名义下，该会更加重视长江流域一带的利益，积极参与革政派的中原大举。在这方面，介入革命党广东密谋很深的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与东亚同文会本部干部的看法并不一致。宫崎寅藏曾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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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最终之希望在于扶助孙逸仙遂其素志。吾为一介书生，无信望于海内外，而欲成全此事，故不得已而借助东亚同文会之势力。然而，如果该会之一举一动，均需与政府商量，则终不能成事。[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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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支部方面，虽然支部长高桥谦来自同文会，原口闻一来自东亚会，但该支部的活动深受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的影响，以至于一些兴中会员误认为宫崎寅藏等人也是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成员。1900年9月，东亚同文会认为宫崎寅藏等参与孙文独立计划者为原东亚会的过激派，要给予惩处。同时还解除了该会上海支部干事山田良政的职务。[89]他们两人均来自东亚会。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的撤销，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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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孙中山赴港前曾发表谈话，声称清政府对公开号召勤王的康有为派严重警惕，而放松对革命党的注意，为“我党的幸事”。“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为此计划要汇集众多同志，并徐待时机。”[90]这显然与东亚同文会本部的宗旨有所冲突。6月17日，东亚同文会召开干事会，研究对清政策，会长近卫笃麿主张持慎重态度，静观形势。与会者同意这一主张，干事犬养毅和佐佐友房等人还认为，应援助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南方督抚。[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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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该会了解内情的会员称：孙中山等人的南方之行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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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常怀不满于同文会，同文会亦不以彼等为有利用价值。由于未能开诚相见，共论东洋之策，故不知彼等有何计划，起事之规模如何。要言之，彼等乃寄生动物，一如我国之策士，而绝非如彼等所自夸，为有大决心，真助亡命者以成就清国革命之人。[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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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寅藏等人借助东亚同文会的势力，首选便是广东支部。而东亚同文会撤销广东支部，召回高桥谦，正是担心其卷入没有把握的革命党的密谋太深，影响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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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断言东亚同文会本部根本反对带有割据倾向的地方性密谋则嫌表面化。早在戊戌政变以前，东亚会的宫崎寅藏、平山周就与同文会的井手三郎、中西正树等人频繁交往，畅谈中、韩问题，并共同会见孙中山、陈少白，商议联合各派力量。[93]至少两会的部分骨干成员在方法策略上已经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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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中国政局变幻莫测，东亚同文会在“保全中国”的总体目标下，不能不考虑万一清政府无法维持，如何与影响局势发展的各派力量建立联系，以保证其影响力和利益。1900年8月16日，东亚同文会电告上海支部关于临时大会通过保全中国宣言的消息，井上雅二即认为：“除了这宣言以外，所采取的方法、手段则不可知。”[94]可见宗旨与方法、手段确有分别。该会原来与南方督抚、保皇会及革命党均有所联系，这一格局正好有利于该会实行均衡策略。如果说撤销广东支部有利于该会的总体战略，那么撤出广东，则势必损害其在华南地区的利益。所以早在6月17日东亚同文会干事会上，出席者就认为：瓜分中国，早晚必至，目前应培养实力，等待时机成熟，奋力一搏，进占南方目的地。[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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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只是撤销了组织的名义，支部长高桥谦归国，绝大部分成员依然留在港澳和潮汕，继续关注广东局势的变化发展，如原口闻一、松冈好一、熊泽纯之助、山下稻三郎、远藤隆夫等。[96]按照规定，在稍通方言和熟悉当地情况后，广东语留学生要深入内地调查旅行。[97]取消组织名义，更加便于他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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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原来广东支部的成员似乎更倾向于保皇会与革命党联合的大举起事，而不大赞成孙中山等人的惠州起义和广东独立。井上雅二称：“原江[口]认为平山等在惠州开始的行动是不行的，表示反对。他自己想在广西地方巩固根据地以发起行动。平山与原江[口]之间一直不合拍。”与原口有关系的广西唐景崧及其同人王庆延、王颖祁、王第等人，欲发起行动。[98]这实际上是康有为全力取桂，袭湘攻鄂，直捣京师的勤王战略的一部分，唐景崧正是保皇会勤王正军的主帅。邓荫南等人联络的绿林区新等，也是保皇会倚赖的勤王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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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橘次很早就注意到革、保双方的分歧与摩擦。戊戌政变前夕，广东革命党人与康有为一派关系紧张，宫崎寅藏和田野橘次等人居间调节，极力维护。1898年9月25日，天津《国闻报》刊登据说“从东友处辗转传抄”的《中山樵传》，对孙中山进行攻击污蔑。日本人士怀疑徐勤“大攻孙文”，且疑《国闻报》的《中山樵传》出自徐的手笔。而田野橘次对徐勤的期望甚高[99]，因此特地告知徐勤。徐勤闻讯，致函宫崎寅藏，声明与此事无关，从而平息了一场风波，使两派的联系与合作得以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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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橘次于1899年底转到上海，任《同文沪报》主笔，与井上雅二等人一起，积极为革政派的长江大举进行活动。上海正气会成立，会址伪名为“东文译社，以田野为社主，大书揭诸户端”。他先是于1899年12月在汉口会见了刚从香港归来的与革命党合组兴汉会的湘鄂哥老会首领，继而又接受唐才常的指令，愿率海贼三十人北上，刺杀西太后，并逐尽所有奸人。田野橘次还握唐才常之手表示：“吾以革命自任，生死以之。成败不敢期，然为知己致此躬，何所踌躇之有？吾指挥此三十之同志，当打碎北京政府。”[100]后因田野橘次重病，计划流产。这时孙中山、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仍然坚持联合大举，与康有为的想法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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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广东，东亚同文会支部也希望保皇会与革命党合作共举。1900年6月孙中山到港，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成员和张寿波均参与机密会议，便是两派依然保持联系的明证。只是保皇会意见分歧，康有为对此并不热心。东亚同文会撮合康、孙两党不成，广东支部成员认为孙中山一派的单独行动胜算甚微，而且公开支持建立华南独立政府的计划与该会的宗旨不相吻合，遂采取旁观的态度。不过，东亚同文会虽有一定的政见，毕竟是利益至上，因而重视成败的程度远在政见分歧之上，何况在武力勤王、革政救国的旗帜下，革命与保皇的分界已经相当模糊。惠州起义失败后，原口闻一从香港发出分析报道，介绍广东三合会的分布、宗旨，以及与康、孙等新党相结托的历史，描述惠州起义的过程，分析失败的原因为过于急激，缺少武器，无人策应等，尤其强调没有应援地孤军作战，必败无疑。[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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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好一在《知新报》馆，也一直关注康、孙两党的动向。1900年底，他从澳门发出《康孙两党ノ近情》的通信，报告有关情况。汉口自立军失败后，广东的保皇会员一度情绪激昂，日夜密议，准备纠合长江一带的同志，再兴武力。后鉴于内外形势，轻举难以奏功，转而取慎重态度，专以养成实力为名，努力募集保皇会员。孙派煽动三合会在惠州树起反旗，一时猖獗，颇为内外人所注意。但盗贼的乌合之众，难以成事，如今已如线香火花，陷于沉寂。革命党在惠州暴动前后试图利用勤王党的财力，频频踏足《知新报》馆，谋求两党联合，均为康党谢绝。因此孙派同志怨恨康党的无情而鸣不平。史坚如谋炸广东巡抚德寿前十天曾造访松冈好一，悲伤唐才常之死，慷慨纵谈。[102]可见广东支部虽然撤销，东亚同文会并未放弃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他们有必要避免直接参与当地的反清活动，却不能不密切注视这些活动对整个局势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直到两派行动均告失利，东亚同文会才最终放弃恢复广东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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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会这类组织，成员的来源不一，活动有明暗两面，其在华分支机构，又与中国各派人士联系广泛，不同派系者政见、策略及活动方式往往各异，要认识其具体活动的真实意图，必须以中外各种相关的公私史料互为印证，才能去伪存真，再现轮廓，从明暗两面把握其动向。否则，坊间传闻与事后回忆，固然不足征信，单凭组织本身的文书，也很难透视暗的一面，完整地重建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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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亚同文会规则》，《东亚时论》第1号，1898年12月。引自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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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亚同文会支部规则》，《东亚时论》第9号，18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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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亚同文会章程》，《知新报》第93册，189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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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卫笃麿日记》附属文书第404页，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269、638页。其余各支部管辖范围是：上海的东部支部负责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北京的北部支部负责直隶、山东、山西、东三省及陕西的三分之一、甘肃的二分之一、河南的黄河以北，汉口的中部支部负责湖南、湖北、河南的黄河以南、陕西的三分之一、贵州的七分之一，重庆的西部支部负责四川、甘肃的二分之一、云南的四分之三、贵州的七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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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781—7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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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会报》，《东亚时论》第4号，18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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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桥谦》，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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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春季大会》，《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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