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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港澳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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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虽以港澳为总局，并在人事上有所安排，实际关系一直未能理顺。1900年3月，梁启超鉴于“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弟子虽亦不才，□□□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今先生既不能在港，而今日经营内地之事，实为我辈第一著，无人握其枢，则一切皆成幻泡”，所以冒死请缨，要求归港“居此险地，结集此事”。[46]但此时梁启超因“言革”与康有为发生分歧，得不到后者的信任，其建议未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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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廷光名义上是澳门分会会长兼总会财长，后来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又出任总局的总理，却不能掌握实权。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函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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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屡书往澳，经两月不得覆，现虽孝实两次之覆，而自己声明非贪权与闻内事之人。穗田吾知其为总理，而非能定主意之人（欲使其依子刚，然使刚与澳人不水乳，终是被人笑话耳）；镜、介吾知其能定主意，而弟子十余信且不见覆一字，弟子何敢轻派人往与共事，实疑其才之短或量之浅，二者必居一于是也。[47]刘桢麟、王觉任、陈士廉，均为康有为弟子而掌澳门总局的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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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总局实际掌权的总办，先为王觉任，继为徐勤。1900年7月，康有为因徐勤等人前此不应梁炳光事，受责后还来书辩解，疑及王觉任、欧榘甲告状，“顷又得穗书大辨此事，亦大攻王、欧，揣汝等之意，皆以为二人有书来攻，而不知其绝无也”，复函责怪道:}qc此等我责汝与镜之内事，岂可告穗……凡吾写信时，有时赶寄匆匆，应否择示他人，皆宜谨慎，以免生事，切切。穗之纯忠至勤，岂可令生此言乎！又辨支数一事，盖皆汝等告穗为之，吾与汝等何事不责，正为其信之深，爱之笃，然后责之切，否则以虚言外礼，笼络羁縻之矣。此等内事，岂可告穗而生支离乎？真可奇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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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康有为的眼中，何廷光不过是以虚言外礼笼络羁縻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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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港澳总局负责人名实不符，令海外各埠的保皇会无所适从。以梁启超在保皇会中的地位之尊，对于港澳总局的实情也不知其详，颇费猜测。他抵达檀香山七十余日，“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仅有人代穗田答一书，书中皆闲语），诚为可恨，不知其无心于大局之事耶？抑以弟子为不足以语耶？港、澳近日布置，弟子丝毫不能与闻，教我如何着手？”[49]他参考各处来书情形，好不容易才判断出“似镜、介二人有总裁一切之权，然弟子三月来寄彼处之书，已十余封，而镜、介未得一字之复。若总裁之人如此，似于办事大有碍”。他希望康有为明确指示：“以后弟子若与总会商事件，当商何人乃有力量”，并要求转告港澳总局，“使自行其主权，勿放弃责任”。[50]4月29日他再度致函康有为，指出何廷光名为总理，实际决策者还是王觉任和陈士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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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康有为为了推卸总局的责任，向邱菽园解释其内部运作，部分道出了人事安排的实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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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镜、勉等，不过为通信驿卒，看店之等，非因大得失也。仆于用人，才性略皆知之。勉性疏而直，于兵事非宜，于驾驭尤非其长，实非镜之宽博沈密有谋之比。而勉忠直之美，任最敬之，识人最多而有望，任累书劝其归办事，仆但令其往吕宋游说。适镜母病将死，于是勉替之。至六月时，仆虑其疏，已电镜强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经十余督责，而勉以粤东时时欲举，故恋而迟迟不奉命。[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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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虽有开脱之嫌，从梁启超的立场看，确能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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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动请缨归港主持大局未获允许后，梁启超不断向康有为和港澳总局发出抱怨，并提出组织和人事的改进意见。他告诫总局各同门：“尊处既为总会，不可不举行总会之实事。”具体而言，总局的专责至少有“谋运货入内地”“通信各分会”“结联豪杰”等项。“但弟遥揣情形，似觉未免散漫。他事且不论，即如檀山开会以来，仅得总会一信，而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各处皆然，不免有相怪责之意。”因此他建议总局设通信员二人，一管南洋新加坡、吉郎、暹罗、安南、澳洲，一管日本、美洲，“凡已开会之地，每水必有一信往，报告中国近事及各埠本会之情形（亦令各埠每水报告总会）”；同时“设议员十数人，专主议行各事，各专责成，井井有条乃可取信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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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梁启超始终觉得港澳总局王觉任、韩文举、欧榘甲、陈士廉等人的才力均不足以担当大任，为此，他积极劝说康有为另派能人，开辟局面。鉴于“所最忧者，吾党于粤中一切毫无整备，现时驻粤之人才力甚单薄，办事极散漫，难望前途之大进步”，他建议派徐勤、郑藻常回粤，协助梁炳光、张学璟，“一切全委于四人之手，以专责成”[52]。后来又主张叶湘南回南，“与刚等同图大举最善”[53]，并力主徐勤前往澳门主持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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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致函已经归粤的徐勤，对港澳总局散漫的情形甚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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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意必须有一人焉，总揽其事，而其人必阔达大度，沉毅有谋，与各路同志皆有亲密之关系，而又不厌烦，当四处照管得及，无所偏倚，无所挂漏，然后脉络贯注，乃能有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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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正值王觉任母亲病重，保皇会为总局物色新的负责人，康有为和徐勤“皆称麦（孟华）为天下才”，梁启超则不仅“疑其下之未有用命之人”，也怀疑其本人的才干，以为“麦太密而沈，此可以当一面自成一事之人，而非能统全局之人也。凡用人贵当其才，以麦而当大局，是取其所短也，必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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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梁启超看来，徐勤“必可以当此局也。舍兄之外，无他人也。刚协助兄或可也，不审同人肯以此权授之否耳。然刚亦当办自当一面之事，兄一人任之已足也”。他还进一步为徐勤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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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办事，宜讲分劳之语。各画一图界，而各务于界内之责任。如兄既任总持之事，则不宜更务方面之事。其任方面者，亦不问总持之事最妙也。兄既任总持，或眼疾为痊，置一书记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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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具体当办之事有四，其一，勤通各路信件，大埠保皇会每水一信，小者或隔一水一信，“盖有商量，则增热力无限。……而内地办事诸豪，尤宜通信极多，否则隔阂而冷也”。其二，效法《水浒》的宋江，“网络豪杰，为第一要事，吐哺握发求才若渴，闻一人有志有识者，则卑礼尽诚以招纳之”。其三，“待人公心，唯才是用，无畛域之见”。其四，“专布置自外通内之气脉各事”。[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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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用徐勤来改变港澳总局的散漫状况，只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或者说徐勤总持，可以使梁较多地了解港澳总局的内情，因而在他看来确有改善。而康有为的印象却相当负面。徐勤接手港澳总局后，以目疾为辞，极少复信康有为，不报告财政收支情况，也不回应康关于办事用款的各项指示。康有为开始慨叹指责之余，还予以谅解，他接到5月21日徐勤的来信，答复道：“弟目疾可念。既劳如此，而又不能节省人事，奈何。湘南还可令邦办汝。镜如母疾如何？吾重念之。当有事之事[时]而汝等或以侍疾，或己有疾，皆增念念。”嘱咐徐勤要照常行乐，逍遥任事，以免于养生有碍，于办事有损。[55]又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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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办事，当分内政、外交、理财、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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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多人散，宜有专责。惜镜母病半年，汝又目疾，从何分起，令吾叹憾。大概言之，湘之综核，可专理财；雪之开诚，可专外交（二事寿皆可邦办）。而镜总内政，此合中之分也，如日本内阁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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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刚、智、雅、实、南村、云、颖、克及办事各子，有事可公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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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克书札苦甚，可选人助之，如伯燮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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