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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港澳与滨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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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公司的成立，使得濒临绝境的保皇会看到生存发展的一线曙光，这本是该会的一大转机，不料反而引发港澳与滨沪双方的严重冲突，相互攻讦，本来相对超脱的康有为与徐勤又各自偏袒一方，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几乎使保皇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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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公司一事，港澳总局成为主动和主导，按照章程规定，各项权力将重新向港澳总局集中，这引起横滨总所同人的极大不满。横滨一方的罗普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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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总会在港澳，各埠款皆汇去，未尝有一文汇此间，而支款则往往反向此间，一切事亦归此间办，此实为可怪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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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埠所报，壬寅年捐款共约四五千，而港澳无应用之项，其款不知是否汇往康有为处。港澳的邝寿民汇康的款项，皆入《新民丛报》数，实则仍为横滨款，而非会款，港澳方面似未声明。横滨保皇会虽有总所之名，承担许多责任，却无其权。每年为公事开销者总要四五千金过外，旧金山的《文兴报》、檀香山的《新中国报》，皆依赖横滨支持。还时时有意外之事，如各筹五百金救援因洪全福案被捕的龚超以及提供张学璟作运动费等。康有为移居印度后，变故不少，花销极大，向港澳总局催款，总局告以港澳间已无从设法，转而向横滨求援。康处每月最少需四五百金，一年六千，合横滨用款，每年共需万金。梁启超专靠《新民丛报》敷衍，出死力维持，为作文字，数夜不寝，1902年博万金，皆为党事用去。“以一人之力而供一党之用，太不合理。”[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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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商务公司，整体上是为了解决保皇会的财政困难，这与横滨方面本无矛盾。由于前车之鉴，以及双方由来已久的恩恩怨怨，横滨方面立即作出强烈反应。其异议主要集中于下列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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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人事安排。商会原定由李福基任总理，李坚辞不就，康有为准备让何廷光出任。对这一安排，横滨方面多人表示坚决反对。1903年2月16日罗普致函康有为，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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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弟子甚不为然。李果不肯任，或有别人，苟真无适当之人，则宁不办耳。商会当以实能谋利，有补大局为事，实非如保记办法，又非可以虚张声势，高兴一时，万一失败，则全党再无立足地。而且后来引以为口实，吾党犯天下大不韪矣。故办此会，必要确有把握，得其人而任之，方可下手。穗田之忠义，夫谁不知，固吾党之重要人物。然人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穗田之性质才调，皆不合于商人之资格，人人所共知，不能为讳，而以之任总理，人心必不悦服。而且为穗田计，强自己以不能，则事必败，事败则受众怨，反失从前之名誉，亦非所以保全穗田之地位之道。若谓总理实无事办，此大不然。商店一切指挥皆在总理，总理非拥虚名者。故全局亏盈，皆由于总理之才调如何，非若他种团体之总理，不过挂衔者也。至谓穗田虽非商才，而其名誉可以镇压得来，此又今昔异势，未必能然。今海外大率已知穗田底蕴，且因讼事更为新着，则人人虽信穗田义侠，而亦知其困乏。由奢入俭，人情所难，既忽困乏而或为事势所迫，则不得不设法以暂行敷衍，而财权在握，安保其必不借用。借用寻常事耳，而世事无常，或不免生出意外，则其心术即无他，而迫于无法转动，必致波累公司。至是则人不问其有心无心，而公司之实受其害一也。为商会既不可，为穗田计又不可，故弟子敢极力反对此议，仍以别选他人，务得其当，然后可办。不然宁俟异日。此等事必不可强为，有损无益耳。此事关系全党之前途，不可不熟审而后为之，夫子想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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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衡量用人的标准：“此次商会之事，非性质与之近，且有多少阅历见识，不能干预。弟子敢断言镜如非商务中人，故此次以不与其事为妙。介叔亦然。”罗与王、陈二人并无交涉恩怨，“乞夫子为两人计，勿再使之干商会事，更犯众谤耳”。[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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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关系因言革、用款、办事等分歧变得相当紧张，不便直接进言，而通过罗普和徐勤之口转达。他告诉徐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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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长者谓举穗为商会总理，则弟等始终反对之；盖反对之由，不因穗之家变，而实因穗之非商才也。穗以如许大家资，而能为一黄叶秋尽蚀之，致有今日，此同人所同叹息者。穗之至诚热心，固可敬，然其为一阔公子，绝不知商务中甘苦，此则无能为讳者也，岂可以如此重任委之？在长者之意，亦非见不及此，但以以穗名坐镇（向来会事皆如此），而他人协办云耳。然弟之意，谓长者若能自归港中，指挥调度一切，则以穗出名可也；任以一寻常人出名，皆可也。而长者既不能，且远在数万里外，则穗出名后，协助之者谁耶？必镜如也，寿民也。二人果有商才否耶？镜、寿所依赖者，则汝磐也，璪云也。璪不足道，汝磐则极有才也，然以全局委汝磐，兄能放心否耶？虽非以全局委之，然港中无一可与汝磐敌手。磐在场则玩弄诸人于股掌上耳，局事安得不败坏？此弟等所以极力反对也。汝磐，即创办横滨大同学校的侨商邝汝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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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徐勤提出以冯紫珊、黄为之为商务公司正副总理，梁启超也认为不可。因为“两人皆出滨中，即使外埠无间言，而港中吃醋将益甚，风波又必大起”。开始他欲在外埠举一总理，而以冯紫珊、黄为之二者之一为副理。后因黄决意不任副理，只愿暗中相助，梁启超拟推罗普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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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高之学、之才、之毅力、之诚心、之地位，实吾党中独一无二者也。虽少阅历，然得数人助之，则大可矣。他人阅历或胜孝高，至其统筹大局，措置裕如，则无能及彼者也。而彼以不言革命之故，长者亦太[大]信之、赏之，必足以消港中之忌。故弟熟思，舍孝高外无他人。彼就大学堂之聘，所得虽多，然比较轻重，似不如主持商会之为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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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外埠人才，梁启超初时颇寄厚望，后实地考察，加拿大、檀香山、美国大陆各埠均无人可以胜任，澳洲虽有数人，未必能归。所以梁启超认为“舍孝高无别人矣”[169]，分别致函康有为和罗普，表达意见，并希望与康有为、徐勤等合力保举，授意各埠，玉成其事。罗普看来接受了梁启超的提议，他告诉康有为：“弟子自问不长于文字，最宜于商务，性之所好，又少有家传，极欲专意习商。……办商会而吾党无一人才，一切不便。弟子不才，颇有意学为，正为此故。”[170]很明显，横滨方面不仅不能容忍港澳总局独占商会，而且务求将该局要人排除于商会事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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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港澳与横滨的分歧争议，康有为另有一套打算。2月26日，他致函叶恩、徐为经等，对于各埠踊跃商会事感到可喜，以为应当“专合大力成一银行，则无事不可为矣。其生产莫如磁器”。至于总理之席，李福基既然累为辞让，也不勉强，“已与港中同志先推举冯紫珊兄，盖紫珊忠义有素，又有商才。前书已告福基兄，谓款集之后乃议公举，甚是。然亦可略举其人，以待众望。鄙意更有奉告者，商会实□□举总理，□□多人口，收集思广益之计，皆谓美洲可公推□□[福基]，□□[横滨]公推一二人，港、澳、省城可公推一二人，合集众才，必收公益。……商会年尾乃大办，福兄暇，仍可来，不必因辞乱也。如谦泰兄之老成是众心所属，而滨横[横滨]则无□□□之殷实而热心而有商才，与紫珊兄允为总理之妙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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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洲华侨任总理，滨沪与港澳各出一二人，当是为了集合众力，避免争议。而冯紫珊暂代总理，只限于筹股期间，康有为心目中真正理想的人选还在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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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港澳中办事多年、忠义热心第一者，莫如何穗田、邝寿文二人；而仆所知信，敢于经营此商会者，为故人梁铁君一人。……仆以此益服其才同人无比。与居数年，听其论商务稍得，真可倾佩，而又操多□介事，既殷实，久于商场，年将五十，见识盖大，阅历最深。各埠人才固多，而□仆所深知深信，人才商才，最服此公。其为保皇会事累年始终□□。但此公好办实事而不好虚名，故向来与各埠未尝通书，仆故未敢遽举。然若港中商务大集之时，寿文等与诸总理办事之时，仆欲举梁铁君为总理，以决诸商务。此君实有总理之天才，虚以过之者也。有此人生□，仆可信港中商务必能裕如也。[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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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办事程序。1903年2月25日港澳总局的朱锦礼致函康有为，指责横滨方面的梁启超、黄为之等在商会一事上枝节横生，皆出于办事私见，并条述其碍商会者六事：1.言译局派息后方能举行。2.年余不复章程意见。3.屡展译局之股。4.倡集20万元创纸局。5.诬同人无信与商开办事宜。6.挪借栈报款项，以致公益不能开办。[172]归纳起来，无非商会筹办是否与其他方面协商一致和商会与沪上保皇会事业孰先孰后两件相互关联之事。前者港澳与滨沪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后者则利害攸关，截然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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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罗普函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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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人未与各埠一商，遽行开办，令人闻而大惊，稍知做生意者，皆大不以为然。今外埠来信，皆有违言，想亦有函到尊处。港中人如此办法，只令人心解体，贻有识者笑，各人究不知执何主意，而一误至此。此间一见彼有信来，言已开办，即寄一函去，有所忠告。而各人覆云，我等自有主意，一切开办经费，由港中同人自凑集，请不必过问云云。观此一信，是显然以局外人相拒，令人不胜痛叹！……将来港局果能照此办去，而能妥当，各人甘受妄言之罪，而极不愿港中人将悔今日之不听此言也。今闻在港集得小股若干，而房租月二百，常川住食者已十余人，恐非四五百金不能支持一月。而商会实未有一点头绪，即令将来果成，犹豫之间，非半年后万不能开办。然则从前所支开办经费已甚巨矣。[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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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港澳总局绝不认账，反唇相讥，指责横滨方面迟迟不复意见，是有意为难。其故意的目的在于拖延商会，以免影响滨沪的各项事业，尤其是广智书局的展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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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智书局由梁启超等人筹办于1901年[174]，其宗旨是翻译出版东西文的各类西学著作，而且“系按部完全出版者，非如《译书汇编》之支离破碎也”[175]。同时也考虑到必须奠定经济基础，才能大规模从事开民智的宣传活动，“译书之局，任公虽乘势利导，殆亦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既济吾党之穹[穷]途，益开中原之新治”[176]。开始捐款并不顺利。[177]保皇会利用股份制形式，向海外华侨集股，必须保证有所收益，才能长期坚持。为此，该局还编印科场用书如《经策通纂》之类，以谋其利。据说每种可售数万部，只需本钱2万左右，一年之内，可获利10万以上。有鉴于此，梁启超等人欲将股份厚集至10万。[178]广智书局设于上海，编辑翻译之事多在横滨进行，由梁启超主持，梁赴美时，交罗普、麦孟华等人代管。而上海方面的印刷经营等业务，则由梁荫南负责，后来加派黄为之，冯紫珊一度也参与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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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智书局开办后，适逢内地风气大开，士人无不讲求新学，“沪上所有新书印书，不拘精粗美恶，莫不相当购取，以先睹为快”[179]。1902年，广智书局开始印书，约出十余种，每种先印三四千本，不到三个月，销售一空，而各处函购者络绎不绝，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于是陆续补印，次第出书，还是印不及售。梁启超对华侨鼓动时，更加夸大其词：“书局生意之盛，不可言喻，每出一书，皆当日销罄。”[180]由于销售良好，据说当年年底即可获利万余金，除老本息外，每股可赢三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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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广智书局的发展也存在困难乃至潜在危机。该局集股，两年间各埠附股总共6万余元，除开局购器印书外，所存无几。由此出现三方面障碍，其一，地方狭窄，局促异常，租金昂贵，而又无力购地自建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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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纸料不足，导致停印。上海有中式制纸局数家，所出制品不能用于新式印刷；而外国之纸，随到随罄。上海报馆、书店林立，印务日盛，各家争先购置，竟至绝市。广智书局用纸大都购自日本，有时订购数月而无货交来，贻误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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