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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从绝域到近邻：变化中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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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邻近性国家，中日关系也脱离不开前述基本原理的框约。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如果说近代中日关系史的主流是对抗，传统中日关系史的主流则是平和。这两种状态虽然差异巨大，但有一点却始终未变，即中日关系在东北亚国际关系网络中始终是一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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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软权力、硬权力均雄霸东亚，周边小国纷纷奉行追随策略的传统时代，日本却能与中国长期维持平和关系，在唐、明两朝还一度奉行对抗策略，与中国争夺朝鲜半岛的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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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力东渐，东亚各国纷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代，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困乏、领土有限的边缘国家却趁势崛起，行远交近攻之策，吞琉球，占台湾，并朝鲜，委任统治德属南洋列岛，一跃而为东亚一大帝国。其间，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一条”再到1931—1945年的侵华战争，日本始终在运用对抗手段强制中国追随日本，而中国则始终处于被动应战的地位。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所说的“应战而不求战”，堪称是这一段历史的最佳缩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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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从中日关系的尺度上，无论是传统时代的平和，还是近代的对抗，都各有其不同寻常之处。在讨论中日建交问题时，李鸿章和曾国藩均已认识到传统时代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前者指出：“该国向非中土属国，本与朝鲜、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8]后者说得更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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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元世祖之强，兴师十万，以伐日本，片帆不返；明世倭患，蹂躏东南，几无完土，卒未闻有以创之。彼国习闻前代故事，本无畏慑中土之心，又与我素称邻邦，迥非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国可比。其自居邻敌比肩之礼，……自在意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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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二人都只是陈述了作为现象的史实，却未剖析造成这种史实的原因。且二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虽然中国和日本的主体位置是千年未变的，空间的远近却是相对概念，由于交通技术、政治重心和扩张方向的不同，两国的距离其实是动态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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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长期并无陆地直接相连。在农业文明时代，受到航海技术的限制，海洋在中日之间发挥了强大的阻碍作用。在宋之前，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在关中平原，隋唐征讨高丽的失利已暴露出关中本位的鞭长莫及。[10]日本更在高丽之外，自然是处在中国权力范围末梢的末梢。反之，从鉴真东渡和日本遣唐使西来的困难，均可推见日本向海外扩张的困难。尽管日本抵达朝鲜半岛较为容易，但在没有铁路的时代，以其小国寡民的局限性和骑兵力量的匮乏，想通过多山的朝鲜半岛一步步扩张到中国的核心地带，在后勤上全无可能。因而，在这个时期，中日之间很难产生邻国意识。观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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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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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诗序文中亦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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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国日本为大，……历岁方达，继旧好于行人；滔天无涯，贡方物于天子。……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于异姓之国。……淼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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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遥远感至为明显。另，李白《哭晁衡卿》诗亦可相佐证。[13]今人辄谓中日自古为一衣带水之友好邻邦，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以此观之，自然也就难以理解，正因为当时的中日两国相距辽远，所以才避免了“近攻”的发生。日本也才得以避免像朝鲜、越南那样必须在对抗和追随之间进行抉择，而可以在平和与对抗之间相机选择。这就使得日本人的中国观自古便不同于其他边缘性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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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明时代的技术局限性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事实，使得传统中国的综合国力优势很难转化为针对日本的威慑力量。唐朝的白村江之战虽中止了当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行动，并令日本开始全面向中国学习，但毕竟战争并未打到日本本土，所以其在日本人心中的记忆不够深刻。明朝的抗日援朝战争同样满足于将其驱逐归国。唯一一次有可能令日本对大陆国家心生畏惧的行动是忽必烈对日本的远征，却不幸因台风而失败，反而更加助长了日本对抗大陆国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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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素共同维持了传统中日关系的平和性。但是，自宋以降，中日关系的实质开始发生巨变。随着航海术的发展，中国与日本逐渐邻国化。从南宋到清初，中国虽曾一度发展出强大的海军，并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但是，进入明清时代后，中国开始从海上收缩，并长期奉行海外不介入政策。朱元璋刚一建国，便单方面宣布日本为永不征讨之国。清王朝对南洋华人惨遭西洋列强屠杀尚且置若罔闻，对处在锁国状态的日本自然更加不予关注。由于同时期的日本也放弃了扩张策略，这才勉强惯性地维持了中日两国的平和状态。但在新技术条件下，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待到西洋列强打碎传统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强行撞开中日国门之后，新时代的真相终于浮现在中日两国面前。本着邻近国家多趋向追随、联盟、对抗的常理，近代中日也要进行这个抉择。下面就让我们回到19世纪中期的东北亚，去一探中日关系何以最终趋向了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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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走向对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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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日关系走势中，继平和关系之后，接着被扬弃的就是追随关系。原因很简单，既然在中国的全盛时代日本尚且没有追随中国，待到中国被西洋列强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翻在地后，日本更不会追随中国。相反，从中国的立场上说，由于天朝上国意识的影响，既然中国连一再战胜他的西洋列强都不甘于追随，又如何会追随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日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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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唯一能阻止中日对抗的可能，就是中日联盟以对抗西洋列强。这就是薛福成所谓的“外侮之交侵，不能不树援以自固”。但是，笼统地讲“外侮之交侵”是远远不够的，要看清当时中日两国的现实选择，首先要将中日关系放在当时的东北亚格局中考察，而这个地区格局又受制于当时的全球战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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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的世界正处于“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之中。和古往今来的所有霸权国家一样，大英帝国虽然号称日不落帝国，但也有其力所难及之处。从空间上讲，英国霸权依赖于对大西洋、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控制，相应的，波罗的海与黑海可以靠封锁使之丧失价值，太平洋对英国而言则由于鞭长莫及而成为“遥远的海”。从日本到阿拉斯加再到夏威夷这个巨型三角区域，在今日的美利坚霸权时代可谓核心中的核心，但在不列颠霸权时代却是边缘中的边缘。所以，英国在征服印度、打败中国后，便满足于其既得利益，转而扮演现状维护者的角色。其直接影响就是，日本再次因其边缘性而受益，成功避免了成为“印度第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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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讲，清王朝虽不像日本那样处于边缘，却也处在英帝国的力量末梢。而如下三个因素剥夺了清王朝的边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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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王朝是远东体系的主导者，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具备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潜质。从遏制与预防的角度，列强也不会坐视中国孤立于西洋霸权体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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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远东国家大多是中国的藩属国，即便列强仅对这些小国采取行动，最后也会导向与中国的冲突。中法战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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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如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的那样：“富于资财而武力不足以自卫的城邦特别容易引起邻邦或强敌的觊觎。”[14]中国市场广大、资源丰富，本为发展的有利因素，但也恰构成列强觊觎的诱因。日本市场狭促、资源匮乏，却反而不被列强当做主要目标。马戛尔尼访华的一个重大发现即为：中国武备废弛，尤其不注重火器的研发和使用。亚里士多德在数千年前的箴言，竟不幸成为晚清中国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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