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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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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七节 对抗焦点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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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人认知的普遍滞后严重拖延了李鸿章的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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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战略设计从来没有得到清廷官僚集团的集体认同。左宗棠在《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中认为，西方列强“之所恃以傲我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并主张：“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41]这些议论常被近代的海军鼓吹者征引，但征引者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仅是对两次鸦片战争的直观反应，未能洞察铁路的战略意义。而更多的军政精英则仍拘泥于固有传统，连轮船、火器的价值亦不肯正视。当李鸿章在同治末年预言传统驿传系统与土车早晚会被电报、铁路取代时，同僚的反应竟是“无不咋舌”。[42]海防大筹议中，李鸿章又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增加与铁路相关的内容，[43]却未被采纳。同年李鸿章又向恭亲王提出修筑清江—北京铁路的建议，后者虽“亦以为然”，却又指出“无人敢主持”。此后李鸿章又向两宫太后言及此事，后者竟“亦不敢定此大计”。[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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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虽有出使背景，却同样坚决反对修筑铁路，他在光绪七年正月十六的奏折中，居然一口气罗列了25个理由反对修筑铁路（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45]此外如翰林学士张家骧、[46]顺天府府丞王家璧、[47]翰林院侍读周德润，[48]亦均持坚决反对意见。至光绪十年之后，因津通铁路问题而引发之反对声浪更大，如内阁学士徐致祥、[49]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50]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51]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52]太仆寺少卿延茂、[53]漕运总督崧骏、[54]河南道监察御史余联沅、[55]户科给事中洪良品、[56]仓场侍郎游百川、[57]内阁学士文治、[58]左庶子朱琛、[59]监察御史何福堃，[60]均极力反对兴修铁路。此外又有都察院左都御史奎润、云南道监察御史韫德主张仅靠民间资本兴修，[61]实则不具备可行性。国子监祭酒盛昱、户部尚书翁同龢则主张仅可修筑在远离东部沿海的边荒地区，[62]全无切实认知，更与海防需求背道而驰，以致竟形成了“廷臣交章论奏以为必不可行”的局面。[63]其中除崧骏与铁路本身有利益对立关系、翁同龢与李鸿章个人有私人恩怨外，其余反对意见皆因缺乏外情常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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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这些强大阻力的限制，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清王朝虽然在电报建设上成果颇丰（修筑了连接南北洋的战略性电报网，并形成了环渤海湾的海防电报网），但铁路建设则收效有限，一共仅修建了约400多公里铁路。[64]相形之下，作为岛国的日本反而在1890年已经拥有2 349公里的铁路。[65]两相对比，差距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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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日本却充分利用了战略机遇期。自1874年入侵台湾失败后，日本已意识到自身尚不具备直接和中国冲突的能力。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日本开始将此种冲突机遇期作间接性发挥，先是利用中俄矛盾吞并琉球，接着又利用中法在越南的矛盾，于壬午、甲申年连续两次介入朝鲜事务，获得了在甲午战争初期意义深远的出兵权。所有这一切，首先是日本善于利用冲突机遇期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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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之后，中国终于意识到日本的威胁，同时和西洋列强之间的矛盾也告一段落。这就宣告了日本的横向和平机遇期和间接冲突机遇期的结束。但是，日本很快就开始谋求新的机遇期，其行为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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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期，谋求日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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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使节团出访结束后，日本高层已深刻认识到：“在欧罗巴，最有势力国家当推英法德奥俄五国。欧洲各国之能强弱相持、大小相制、自主独立，皆赖此五大国保持均势。其中最雄强者为英法，最不开化者为俄国。……各国自可寓权诈而施其政略，但我最亲厚者抑或英法，抑或俄国，抑或德奥，应以体察世界之真实形势而加以切实了解为定，而对历来之臆说与虚幻之论，应加痛斥而澄清自己之精神，乃识者之所望。”[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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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形成了一种清晰且强烈的结盟意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日本最终决定全力向英国靠拢。这就是后来吉田茂委婉承认的：盎格鲁—撒克逊是世界发展主流，日本要与其保持一致，从而顺势发展。[67]尽管日本的搭车战略要到甲午战争后才大见其效，日英关系也要到日俄战争时才达到最佳状态，但在甲午战争前，通过不懈努力，日本大致维持了一个良好的日英关系。英国也日趋倾向于选择日本为抵御俄国南下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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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军事变革为中心，全力推动国家发展，进而全力向大陆地区进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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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岛国，日本从明治到大正到昭和，一直以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后世学者多本海权论批评之，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不学英国发展海权，反而陷入大陆事务是其败亡的根源。殊不知当时的世界几乎已被欧美列强瓜分殆尽，留给日本的扩张空间已非常有限。而且，在一个陆权复兴的时代，如不能立根据于东亚大陆，就不能扬国威于万里之外。只有战胜中国，日本才能主导东亚，进而称雄世界。这是时代的硬性限制。除非日本放弃帝国野心，否则，想当远东英吉利的结果只能是逐步蜕变为一个无关痛痒的边缘小国。所以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初便形成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三大国策，并日趋将国家发展重心置于富国强兵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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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通过巧妙的运筹，将本来属于中国的搭车机遇期变成了自己的机遇期。同时又立足军事转型，谋求针对中国的横向转型机遇期，并进而利用军事转型成功转化出针对中国的直接冲突机遇期。而中国不仅放弃了外交机遇期和冲突机遇期，更浪费了一个横向资源机遇期、一个纵向转型机遇期、一个横向转型机遇期，只剩下一个纵向和平机遇期苟延残喘（如下表所示）。也难怪李鸿章自嘲是一个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裱糊匠了。一旦日本准备工作完成，决定使用直接冲突机遇期对华开战时，清政府的和平美梦也就寿终正寝了。等于是最后的一个机遇期也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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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固有且被把握住的机遇期；△固有且被把握住但中途结束的机遇期；—固有但未发挥作用的机遇期；×固有却被主动放弃的机遇期；☆通过竞争获得并发挥作用的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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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见围绕战略机遇期展开的这一局，是日本下的最好的一局。本来，这一局日本先天不足，开局又走了一招近乎致命的随手棋（1874年侵台之役）。但由于清政府的战略低能，更由于此后日本的巧妙布局，日本终于逐步逆转危局，最终形成了彻底的胜势。中日之间的机遇期对比从最初的6比3，到中期的1比3，直到成为0比4，清晰展示了双方势力的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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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达成这个结果却需要一个前提，即日本必须在中日军事转型较量中胜出。只要中国能保持对日军事优势，日本即不敢发难，则棋局便可延续；一旦中国内部精英阶层的认知转换完成，中国便将进入发展的高速车道，日本之胜率甚微。反之，日本如抢在中国精英阶层认知转变之前形成对华军事优势，则战争难以避免。李鸿章之战略设计固将全盘失败，近代中国也将失去最佳的一个发展机遇期，国运亦将因之而沉沦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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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直接影响就是，中日竞争的焦点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偏移，逐渐由战略机遇期之争变成军事转型之争。这就是下一章所要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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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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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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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滕昕云：《闪击战——迷思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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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战争论》第1章第1篇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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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丕启：《大战略分析》，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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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近代以来，我国连战略、战术二分式的传统研究体系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既没有学科化的战略学，也没有学科化的战术学。新中国建立后，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我军初步形成了战略、战役、战术的三级划分体系。但大战略研究则长期付诸阙如。战略研究本身也长期局限在纯军事战略研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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