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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局军事转型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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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一章所述，由于中日双方对战略机遇期的不同理解及运用，近代中日军事竞争日趋升温。事实上，李鸿章比旁观者更清楚如下事实：他的和戎战略要想成功，必须有强大的军事保障。所以他非常认同梅启照所说的：“自古及今，断未有不能战而能守，不能守而能和者也。”[1]而他本人也落了一个“海陆军事是其生平全力所注也”的历史印象。[2]但是，军事转型能否成功，并不单纯由一方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当我们将中日双方置于19世纪军事史的大环境下考察时，就会发现，以李鸿章为首的晚清军事改革精英们，从未认清世界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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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一节 19世纪的陆海军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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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世纪的两个后发国家，中日两国的陆海军发展注定带有深刻的追赶色彩。如不能理解19世纪军事发展的前沿动态，就难以精准理解中日军事转型竞争的成败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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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时代的到来，尤其是蒸汽动力的陆权化，和工业化总体战趋势的愈演愈烈，构成了19世纪陆战变革的基本环境。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后，对现代战争的指导方式和军人的思维训练，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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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明时代的战争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有下述两个特点：（1）战场空间有限。直到拿破仑战争为止，最高统帅依然可以直接控制会战进程，并亲临现场，以目力观察和口述命令影响会战进程。（2）重视指挥官的勇气和经验，轻视其知识和学习。以威震欧洲的普鲁士军队为例，直到拿破仑战争为止，其军官团仍以庄园贵族子弟为主，且这些军官几乎完全不学习数学，也不接触最新的军事地图测绘工作。“一位将军只要勉强写出其姓名，就不算是没有受过教育；好一点的话，则可能自夸为学者、墨客、及三流作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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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世纪的军事变革打破了传统的时空概念，引发了全新的战争指导诉求：“由于技术的迅猛发展，作战指挥已全部由经过技术、科学训练的杰出专业人才担任。……战争已从王公贵族的赌博，逐渐演变成由一个技术化的、隐姓埋名的机构来领导的斗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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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得风气之先者即为普鲁士陆军中的改革派。在沙恩霍斯特、格纳泽瑙与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等人的带领下，普军进行了大胆的革命性尝试，构建了全新的参谋总部制度，并最终为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所完善。[5]这一新制度兼有下述四种职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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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参谋本部是一个研究机构。它直接管理陆军大学，并以战史编纂为头号任务。它将军界精英聚集起来，广泛搜集本国和各军事强国的兵要地志资料和各种军事相关情报，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军事问题的深入研究。其中对军事史的研究被规定为参谋本部的核心职责之一。失败研究与错误研究，尤其是对自身的失败和错误的研究尤其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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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又是一个教育机构。它将前述研究成果转化为操典和教材，通过军校和军队切实地贯彻到基层。同时它不仅从基层遴选精英，还周期性地将总部的精英派到基层，形成互动，并避免军人成为学究，并且还通过外派武官制度，使得军界精英得以到国外尤其是假想敌国进行长期的体验和观察，既收集相关信息（尤其注重军事地理的实地勘测与数据采集），又做到从思维方式到文化心理的知己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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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它又是一个决策机构。负责提前选定假想敌，并依赖于前述信息采集，制定精密化的战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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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它还是战时事实上的最高指挥机构。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学习型、研究型的专业化军官团，并进而通过参谋体系对战争进行精密化的准备、指导与协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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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参谋总部革命不仅是19世纪陆军转型的核心要义，在和同时期海军技术的突飞猛进结合后，也猛烈冲击了同时代的海军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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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到拿破仑战争结束之际的二百多年，虽然是海军大行其道的二百多年，却同时又是海军技术近乎停滞不前的二百多年。“如果德雷克的部下登上纳尔逊的‘胜利号’的话，他们不消经过长期的训练便能以可观的效能扬帆出海和进行作战。”[8]但是，从1830年到1870年的40年内，海军技战术却发生了剧烈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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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军舰本身而论：动力系统从风帆变成蒸汽，造舰材料由木头变成金属，火炮和装甲技术在攻防互动中迅速变化。[9]此外，岸防技术也在发生剧烈变革，同时陆战体系的变革也影响到海军。所有这些变革急剧改变着军舰、军港和海战的形态，进而推动整个海军进行了脱胎换骨般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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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蒸汽动力变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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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帆到蒸汽的驱动力革命，极大地提高了海军的战术机动性，使之不再仰赖变幻莫测的风力，却也同时极大限制了海军的战略机动性。在木质风帆战舰时代，军舰无需考虑燃料的问题。但到了蒸汽时代，却必须受到煤炭补给的巨大限制。和后来的石油截然不同的是，固体的煤炭很难运输、卸载、装填，这就在无形中强化了基地尤其是海外基地的重要性。一支海军的作战半径、威慑范围、远征距离，都取决于基地的布设和经营。同样是由于蒸汽动力革命的影响，轮机师的地位直线上升。尽管轮机师在1832年才被确定为军舰上的正式人员，且无一人获得军衔，但到1870年，“一位最资深的轮机师的军衔与一位资深舰长不相上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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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岸防技术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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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舰技术迅猛变革的同时，岸防技术也发生了剧烈变革，铁路为陆地力量提供了强大的战略机动性，岸防炮的进步则令海军正面攻击港口日趋等同于自杀。这就使得两栖战的价值日趋凸显。鸦片战争中，英军已很少正面攻击港口，而是出动陆战队在炮台附近登陆，再从陆上攻克炮台，进而逐步夺取港口，基本上仍是在战术范围内进行迂回攻击。到19世纪后期，登陆点进一步远离港口，开始形成作战层级的迂回攻击。但避开海上的正面攻击，从陆地方向夺取港口的两栖战法日趋成为夺港战的主流。这就对陆海协同作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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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战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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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大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海军主力舰火炮的射速约为每两分钟三发，但有效射程只略大于四分之一英里。然而，大部分海战是在更近距离上进行的。[11]相对于改良火炮瞄准器，纳尔逊更倾向于近距离交战。用他的话说：“万一看不懂信号时，尽管把军舰靠近敌人，这样做的舰长是不会大错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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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战争之后，火炮的射程和威力迅速增加，舰炮的有效射程也迅速达到4 000码。在这种情况下，一支较弱的舰队，“再也不能靠短兵相接的一场混战来补救自己的劣势”。[13]这就使得海军战术发生了巨大转变，立足新武器设计队形，再立足新队形贯彻战术的能力，直接决定海战的胜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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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式海军教育及兵役制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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