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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难以规避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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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前述威胁，日本的选择无外乎两种：或走一条可以避开清军的海军优势的扩张道路，或通过海军竞赛反超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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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一条道路而言，鉴于当时：（1）中国海军并不具备绕经日本东海岸再经北海道两侧进入日本海的远程机动力；（2）中国陆军错失转型机遇，战斗力极其低下。日本只需强化对马海峡与九州西海岸的防御，就可以将日本海变成一个非常安全的封闭区域，届时日本陆军即可在如下两个方案中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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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借助海上交通线，在朝鲜半岛的东海岸展开军事行动。鉴于当时朝鲜东海岸能够让日军利用的港口只有元山，这个方案也可称为元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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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立足对马，伺机袭取釜山，然后自南向北稳步推进。此方案可称为釜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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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方案的优势都在于可不通过海军竞赛，即可达成向大陆扩张的目的。劣势则在于风险性极大，可行性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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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朝鲜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北部重镇平壤和首都汉城都在西海岸附近，且都有大河西流入海。而朝鲜仅在仁川和汉城之间修筑了一段示范性铁路。无论是从元山还是从釜山前往平壤及汉城，都只能以徒步行军加骡马运输的方式穿越大片贫瘠山区。这就意味着在朝鲜半岛的大规模陆军机动，无论是自釜山向北，还是自元山向西，都非常困难。其中，元山方案尤其危险。因为当日本放弃朝鲜西海岸的自由行动权时，不仅选择了一条较困难的陆上交通线，而且拱手将西海岸的自由行动权赋予了中国。如此一来，中国即可在仁川、大同江口等处自由运动，先于日军控制平壤和汉城，并源源不断地输送后续兵员和物资。日本陆军虽有战斗优势，却规模有限，国家财力有限，一旦不能在朝鲜迅速抢占要点，又要自东向西横跨半岛来和清军争夺平壤、汉城，沿途多为贫瘠的山区，其态势的不利至为明显。更何况中国还能以东北地区为基地，跨鸭绿江向南进军。这样就算从元山登陆的日军能先期抢占平壤，仍处在南北合围的状态中。届时，无论这支日军是北上还是南下，都会将基地和补给线暴露给另一支敌军。如日军在登陆之初即不顾平壤，全力向汉城挺进，并侥幸控制了汉城，则其后勤线更长、更脆弱。清军只需封锁仁川港，同时自东北出动陆军南下夺取元山，日军即陷入自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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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本在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最佳扩张结果就是在釜山获得一块飞地。而中国在享有海军优势的情况下，选择则较多，可以逐步积蓄力量南下收复釜山，也可借助海军支援直接打击对马，还可以通过袭击日本的海外交通线，迫使日本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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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迫使当时的日本必须正面回应中日海军竞赛，而要回应这个竞赛，又要先打赢购舰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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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急则治标的购舰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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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1874年侵台失利的刺激，日本在第二年5月在英国订购了三艘新式战舰：扶桑、金刚、比叡。其中扶桑是排水量3 777吨的老式中央炮廓铁甲舰，航速13节，装备4门240毫米火炮、2门150毫米火炮、4门120毫米火炮。[1]1878年，这三艘战舰相继服役，使日本海军一夜之间崛起于远东，形成了对华海军的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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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日本订购前述三舰的同一年，李鸿章也向英国的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公司订购了4艘军舰，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的4艘蚊炮船（又称伦道尔式炮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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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桑等三舰列装的1878年，李鸿章又向英国订购了四艘蚊炮船，此即镇北、镇南、镇西、镇东。再加上山东省购买的镇边、镇中，福建购买的福胜、建胜，江南制造总局自造的金瓯，两广仿造的海东雄、购买的海镜清，中国共计拥有了15艘蚊炮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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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蚊炮船，属于19世纪的新概念军舰，其基本特色为小船装大炮，任务是作为可移动的水上炮台防御港口，所以吨位小、航速慢，只适合在近海浅水区活动。以前述15艘蚊炮船而言，以吨位论，最小者如金瓯只有195吨，最大者如镇中、镇边和海镜清也不过440吨；以航速论，最慢者如海东雄只有7.5节，最快者如六镇、金瓯、海镜清，也不过10节。却都装备了强大的主炮，龙骧、虎威的11英寸主炮在试射时取得了274米距离上击穿326毫米铁甲的成绩，飞霆、策电的12.5英寸火炮试射时则取得了274米距离上击穿414毫米铁甲的成绩。[3]其设计目的即在于，以此火炮克制敌军之铁甲巨舰。这种设计思路和日后的撞击巡洋舰、鱼雷艇、导弹快艇如出一辙，都是希望能够发挥近海防御优势，以小船破大舰。而购买者的心态则往往是追求速效，希望能花小钱、办大事，找条终南捷径。本质上体现的正是杀手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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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残酷的事实证明，现代海军是个系统工程，一有全有，不进则退。如果只是近海防御，在陆权复兴的时代，倒不如建陆基炮台、建铁路、增强陆军机动性。而一旦发展海军，就断不存在只能在口内作战的海军。更何况蚊炮船火力虽强，但速度慢、防护性差、火炮精度差、射速慢、有效射程短，实战效能极低。尤其随着机关炮和小口径速射炮的发展，蚊炮船此类武器在大型军舰面前只能发起成功率极低的自杀性进攻。如果敌军在远离港口的海岸线上发起登陆，对军港进行陆上的远距离迂回攻击，则蚊炮船更只能望洋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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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略、作战、战术意识的全面匮乏，关于蚊炮船的此种致命缺陷，李鸿章等人始终没有认识清楚。之所以他在1878年后不再购买新的蚊炮船，绝不是他已经意识到这种武器的缺陷，而是出现了更新、更大号的变种蚊炮船可买。这就是阿姆斯特朗公司后续推出的撞击巡洋舰和鱼雷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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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撞击巡洋舰，指的是一种轻防护、重火力的新式巡洋舰。之所以要冠以撞击一词，是因为这种武器不仅依赖大口径火炮威胁数倍于己的主力舰，而且要靠撞角和撞击战术击败强大的对手。原来，由于铁甲舰的第一次投入实战事出突然，舰载火炮由于从未想到要对付此类目标，从而输掉了第一轮甲炮竞赛。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铁甲舰之间的海战——1862年的汉普敦锚地（Hampton Road）之战，结果竟是双方互相猛轰，却各自安然无恙，于是只好以最原始的战术——撞击来结束。[4]到1866年的意奥利萨（Lissa）海战，奥军旗舰仍是用撞击战术撞沉了意军旗舰。[5]正是受到这两次早期铁甲舰实战案例的影响，撞击战术风行一时，撞击巡洋舰即因之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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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鱼雷艇则是伴随着鱼雷这种新兵器的出现而形成的新武器，目的仍在于近海防御、以小搏大、低成本制胜。但是，19世纪的鱼雷技术极其不成熟，鱼雷艇基本只能用于自杀性进攻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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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朗造公司似乎吃准了李鸿章想以小搏大、四两拨千斤的心态，在新式撞击巡洋舰上又外挂了鱼雷艇（后因不具备可行性，而被迫改为实战效能更差的杆雷艇），形成了当时的超新概念军舰。此型军舰满载排水量1 542吨，航速16节，装备26倍径的10英寸火炮。据说用实心弹可在3 000米距离上射穿14英寸厚的钢板。[6]这无疑就是蚊炮船思想的深化发展。消除了蚊炮船低航速的劣势，保留了吨位小、火力强、造价低的优势。但防护力差、适航性差、实用性差的弱点仍未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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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于这款过于新潮的实验性兵器却非常欣赏，故在1879年12月订购了两艘，并命名为超勇、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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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同时期日本海军购买的军舰则多是采用新技术的成熟型军舰。这就使得日本海军得以长期维持了对华海军优势，并在1882年、1885年的朝鲜冲突中换取了相当实利（详见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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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铁甲舰一如今日的航空母舰，毕竟是举世公认的最强军舰，是大国地位的象征。更何况，自日本购进扶桑的那一刻起，中国便形成了一种“居然日本也有了铁甲舰”的舆情。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内部迅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购买铁甲舰的声音。在地区间预算竞争极其激烈的情况下，无论李鸿章本人如何看待铁甲舰，他都绝不希望这一大笔款项落在其他总督手中。于是，一旦他发现中央政府愿意为购买铁甲舰拨款，便立即抢先行动。1880年12月2日、1881年5月23日，李鸿章向德国伏尔铿船厂相继订购了两艘铁甲舰，这就是著名的定远和镇远。这两艘排水量超过七千吨的铁甲舰，拥有超强的防御力，各装备四门克虏伯305毫米主炮，是当时东亚的头号巨舰。同时期日本则根本没有同级别的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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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定远、镇远的列装还对清廷的整个军舰外购思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像今天很多人对航母的心态一样，没有时一心想绕开，有了之后又急于形成战斗力。但单艘航母固然成不了编队，如以航母配鱼雷艇和护卫舰，更是不伦不类。一旦有此巨舰列装，必然要求为之配备相应的辅助舰种。定远、镇远的服役也产生了类似效应。在这种“一有全有，不进则退”的环境中，晚清军舰采购思路无意间被逼上正轨。正如薛福成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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