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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从壬午到甲午（二）：对抗模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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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述危机，中国逐步形成了针对朝鲜问题的危机处理模式，其特点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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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为尽量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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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通过适度的军事介入，抢在日本大举介入前消除朝鲜乱源，使日本失去干涉的依据，只能在外交范围内协商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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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为通过缓慢转让朝鲜利益给日本，起到变相的安抚作用，以消除日本更大的扩张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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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日本也形成了一套对应模式，其特点同样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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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为尽量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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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尽量通过压榨朝鲜获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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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为制造余味，等待出鬼手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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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两组模式，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有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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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中国为何能够在壬午、甲申、癸巳三个年份的危机中维持住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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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由如下两个因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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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占有地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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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冲突发生在仁川、汉城轴线上时，日方舰船如从东京、横须贺一带出发，需十余日才能抵达；即便从九州的宇品港出发，也要四日夜。而中国军队从大沽出发，只需两天半即可抵达仁川，如从烟台出发，则一日半可达。以壬午兵变而论，中国军舰比日舰晚出发近一周，却仅晚到半天，即拜此种地理优势所赐。这种优势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的军事介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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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冲突规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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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规模的有限使得日本陆军的组织优势和数量优势无从发挥，中国缺乏参谋本部的缺陷则被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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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壬午兵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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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决定出动海军赴朝的第二天，驻日大臣黎庶昌便致电张树声，通报了这个情报。8月2日，清廷命李鸿章立即返回天津。8月3日，黎庶昌又致电张树声，告知日本军舰已开赴朝鲜，并建议中国也出动军舰。[15]张树声本意为按照程序先上报总理衙门，由后者上奏请旨，再由直隶总督府调兵赴朝。但李鸿章的重要幕僚薛福成指出，“如此往复函商，需时多日，若日兵先到朝鲜，掳其王而踞其都，如琉球故事，事机得失，间不容发。”故建议采取一边行动一边上奏的方式，在走官样程序的同时，立即调超勇、扬威、威远三舰自烟台赴朝，并续调陆军前往，以做最坏打算。[16]张树声采纳了这个建议，由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率三艘军舰，偕道员马建忠（李鸿章幕府中的外交干才）赴朝。淮军旧将吴长庆则负责指挥后续赴朝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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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日舰金刚号抵达仁川。同日三艘中国军舰离开烟台，第二天即抵达仁川。考虑到威远仅为木质练习舰，并无战斗力，随行仅为训练新手，扣除不论。以数量讲，中方军舰二，日方军舰一。以质量讲，超、扬、金三舰皆购自英国，但金刚的舰龄比超、扬老五年，虽然吨位与防护略胜，但火力与航速均不占优。无疑中方业已占据压倒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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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马建忠在军舰上紧急接见了朝鲜校理官鱼允中。一番笔谈后，马建忠终于弄清了兵变的来龙去脉。形势急迫，马、丁紧急磋商后决定，超、扬二舰留韩威慑日本，马建忠亦留韩观察事变动向，丁汝昌则乘威远回津面见张树声，并呈上马建忠的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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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报告中，马建忠建议张树声“权衡独断，一面出奏一面檄调陆军六营，即趁威远、湄云、泰安及招商局轮船之在津者，载以东来。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则该乱党等布置未定，防御未周，摧枯拉朽，当可逆计”。“如六营不可卒调，则请于就近无论何军，择其可疾发者，先派枪炮队各一营，饬令即速前来，先占海岸，庶随后各营来集，乃可有路进取，此外仍请函商总署，电调南洋兵船二艘，装运粮饷，兼壮声威。其各营所用子药，亦请饬军械所分别拨运，以资接济。”之所以如此急如星火，原因有二：一在“恐乱党日久蔓延，骤难扑灭”，二在“日本花房义质及井上馨，不日将率领兵舶大集汉江，设其时中国仍无举动，彼必重兵先赴汉城，自行查办，则朝鲜国内必至受其荼毒，而此后日本定乱有功，将益强邻之焰；中国相援弗及，或顿寒属国之心。藩服将由此愈衰，国威亦因之小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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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就在丁汝昌带着这封密函，乘“威远”号急驶回津的同一天（8月12日），薛福成已为张树声制定了一个更周详的平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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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的薛福成，与在朝鲜的马建忠一样，深感局势的间不容发，生怕日兵先到，“或剪除乱党而并废其王；或于李罡应相合而行废立之事；或执罡应送东京，藉以市德于朝鲜。”“此三者非中国之利。”值得庆幸的是，“日本海道弯环迂曲，井上馨由东京起程，非十余日不达朝鲜，不若中国兵船由烟台东驶之捷也”。所以就算日兵先到数日，只要“稍有观望，未及肆毒”，我方就能后发先制，挽回局势。所以不必等六营聚齐再发，而应该令淮将吴长庆速率本部两营先发，东渡朝鲜。“其余泰安、湄云、登瀛洲、澄庆等船，及招商局船之运陆军者，陆续进发。一则迅赴事机，取疾电不及掩耳之势；一则使日本、朝鲜见我军络绎不绝，莫测其多寡之数，此兵法所谓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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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陆军登岸后，就应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或智取，或力擒，迅速制服大院君，押送来华。变乱自然平息。但万一日本占了先机，中方便要针对如下四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预订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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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日军抢占先手，独力“剪除乱党而并废其王”，“必立其素所亲厚者为王，留兵久驻”，名为保护，实收朝鲜权利于己手，以行“蚕食鲸吞之计”。如此中方只有利用其“大势未定”，一面陆海大举，抢占要津，造成实力威慑；一面利用国际舆论和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于外交上“据理力争”，“必使前王复辟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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