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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五节 得失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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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这一阶段的对抗，有如下三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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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兵规模及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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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天津条约》虽规定双方出兵前需通知对方，但却没有规定通报内容。日本此次出兵即扣住此点，在出兵规模上做足文章，充分达成了后发先至的效果。整个过程中，日本非常注重保密，对出兵规模尤其注重隐蔽。据俄国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Hitrawo）6月8日的汇报称，当大鸟乘八重山号返回朝鲜之际，“（日本）内务大臣即下令严谨报纸登载任何有关朝鲜事件及军事活动或军事准备的消息。某些报纸因违反禁令而被迫停刊。”[77]陆奥在6月5日以电报形式发给杉村及日驻仁川总领事能势的训令中，特别提到要对三百水兵和大鸟一起赴汉城的内容要秘而不宣。[78]在6月6日发给杉村的电文中又明确提到：“为二十名警察提供膳宿，还要为三百名海军提供膳宿。但你要小心行事，因为还未给中国政府发出派军之通知。”[79]后续电文中，陆奥又叮嘱杉村，在和朝鲜商务督办交涉时可以告诉对方，日本按照《济物浦条约》正向汉城派出军队，“但不要告诉他派军之数量”。[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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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袁世凯在6月3日便已经将中国出兵的消息告知日方，又在6月5日泄露了出兵规模。而中国第一批赴朝部队要到6日下午6时才出发，汪凤藻即在当天将中国出兵的消息通报日方。而日方是在6月7日通知中方，大鸟及先遣队早已在两天前出发，大批陆军则自9日起陆续西行。清军虽然先出发、先抵达，却毕竟人数有限，且敌情不明。截至6月12日，清军抵达朝鲜者仅1 965人。而数日后抵达的日军则多达四千人。此后在6月25日清军虽又增派五百人，但也不过2 465人的规模，连壬午年的出兵规模尚未达到，亦不及日军首轮出兵人数。而日军的规模在6月底已增加到八千人，[81]且目的明确：击败清军，控制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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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敌情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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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恰为西太后之60寿辰，清廷上下均忙于庆贺活动。李鸿章既一贯主张“不可衅自我开”，更不会在此种时刻挑起中日冲突。故而，其出兵朝鲜的基本判断恰在于不会引发中日冲突。受袁世凯的影响，李鸿章事先判断日本至多出兵数百人，但实际上遭遇的却是八千日军。相反，日军预判中方出兵五千人，实则仅遇到2 465名清军。此消彼长之间，日军已获得压倒性的一线军力优势。且日军尚有后续动员、出兵预案，中国则无。等于是对中国实现了一次成功的战术奇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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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陆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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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因为是赴朝平叛，又想当然地认定日本不会出兵，且顾虑刺激列强，故刻意选择远离汉城而接近战地的牙山登陆。日本则一开始便本着驱逐中国在朝势力、取而代之的想法而来，所以一出手便抢占了仁川和汉城，同时逐步强化对釜山和元山的控制。至6月中旬，除平壤外，朝鲜几乎所有的要点城市都被日军不同程度地控制。在出兵的过程中，日方不仅注重陆军力量的输送，也非常注重海军力量的集中。当日本内阁决定出兵的6月2日，日本海军的舰艇因执行不同任务，仍散布在自本土到南洋的广阔水域内，且有大量军舰仍在维修状态。但日本迅速进行了兵力集中，截至6月9日，日军已有松岛、千代田、大和、筑紫、赤城、八重山六舰在仁川，而清军则只有济远、平远、扬威三舰，且相继避退往牙山海面。[82]可知日军已形成压倒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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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有上述差异，归根结底，仍在于中国是在用壬午、甲申模式来处理甲午年的危机；日本却是利用中方的此种自大心态和思维定式，乘虚而入，“鬼手”连发，从而使得入朝清军一开始就陷入了孤立无援、强敌在侧、要点尽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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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六节 出乎意料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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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之时，日军上下可谓踌躇满志、胜券在握，大有灭此朝食之势。可是，历史的进程却充满了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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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第一批清军离开大沽口的6月6日，得到精锐部队增援的朝鲜官军在全州取得了一次战术胜利，击毙东学党军300余人，俘获70人。[83]6月11日，朝鲜官方与东学党签订了《全州和约》。官府接纳了东学党提出的12条改革建议。第二天，东学党军主动放弃全州。此时，第二批清军才刚刚在牙山登陆完毕。14日，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到任，开始安抚善后工作。[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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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双方出兵理由的东学党事变如此轻而易举地烟消云散，实在是大大出乎各方意料之外。当大鸟于6月10日进入汉城时，发现“汉城已平静，暴徒之事无异常”，故于次日致电陆奥，建议“其余大队可暂停派遣”。[85]对此，陆奥当然不会接受，便以“其余之大队已于6月11日乘住之江丸、仙台丸及山城丸出发”为由搪塞。岂料大鸟又提出：“目前汉城之形势，对于进入过多之士兵，恐无正当之理由可资提出，故不得本使之命令，士兵不许登陆”。对此，陆奥修改为登陆但可不入汉城，先暂驻仁川。[86]就在李鸿章大梦初醒的6月12日，大部分日本海军士兵返回军舰上待命。杉村则携带大鸟的密令前往仁川，阻止后续抵达的大岛旅团前往汉城。后者原定13日抵达，因风浪原因，拖延到16日凌晨才开始登陆。登陆后按照大鸟的建议，未立即向汉城推进，而是暂时驻扎在仁川。[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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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大鸟还根据伊藤的指示拜访了袁世凯。次日，袁世凯又回访了大鸟。[88]同日，大鸟又致电陆奥，强调“不使过多之士兵登陆之事，目前极为紧要。与参谋本部商议，尽可能使少数士兵登陆，并停于仁川”。[89]对此，陆奥认为：“若大岛部下之兵长驻仁川，恐失入京之机。如何事亦不为，何处亦不往，终于自该处徒然归国，不仅极不体面，又不符合政策。若无特别重大故障，莫如立即进入汉城，岂不佳乎？”在另一封电报中，陆奥又指出：“军队之一小部虽有留守仁川之必要，但如6月13日晨电报中所谈，不管外交上稍有纷议，使大岛部下之主力部队进入汉城，乃为上策。”[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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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汉城的现地形势却远非陆奥想象的乐观。列强均对日本的大举出兵深感不满，英国更担心中日火并会让俄国坐得渔利，俄国则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形成了列强多有不满、英俄表态调停的局面。本来先手在握、战刀出鞘的日军，忽然尴尬地发现，自己的优势成了最大的劣势。这就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后发制人的翻盘良机。于是乃有新一局较量——调停引发的明争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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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册，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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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版），卷一，第108—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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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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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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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等译：《日本政治史》，第1册，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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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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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版），卷一，第229—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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