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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一节 英俄调停与“以夷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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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交战术层面的高手，李鸿章敏锐感觉到了可向英俄借力的机会。他周旋在英俄之间，利用两强矛盾，企图驾而驭之，形成两强同时向日本施压的格局，从而达成其维持朝鲜和局的目的。这就是李鸿章一贯主张的“以夷制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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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在朝鲜形成军事对峙格局后，英国主动介入到朝鲜危机的处理中来。但李鸿章并不满足于此。他对过津的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A. Kaccnhn）表示：“英国已提议愿意充当调停者，但中国认为俄国在此次事件中有优先权”，并表示“情况业已危急”，希望喀西尼能“迅速答复”。[1]对此，喀西尼自然是求之不得，他发给外交大臣吉尔斯（N. K. de Giers）的电报中说：“我国决不应错过目前中国要求我们担任调停者的机会，况且此事对于我方既无任何牺牲，又能大大增加我国在朝鲜以及整个远东的势力，并足以消除在朝鲜发生不可避免而对我方甚为不利的武装冲突之可能。”[2]喀西尼与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迅速达成了如下共识：俄国调停朝鲜危机“将增加我国在远东之势力，而且必须防止英国干预此事的可能”。[3]李鸿章甚至向喀西尼表示：“中国认为朝鲜内政确有改革的必要，并同意此改革问题应由俄、中、日三国全权代表以会议方式调查并解决之，会议地点可在汉城或天津。”在喀西尼看来，“中国这种让步，给予我国莫大利益。日本的目的，似在排斥俄国的参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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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李鸿章又故意将俄国调停的消息添油加醋后传给英国外交界。6月28日，当金伯利获悉中国请求俄国斡旋中日矛盾后大感吃惊，他意识到，这将使俄国有机会插手朝鲜事务，“这会带来最危险的后果”。所以他当天便通过青木周藏向日本政府转达“善意的警告”，如日本政府仍“坚持目前的态度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引起与中国的严重冲突，而只有俄国从中渔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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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李鸿章又转而以英国的表态来刺激俄国。7月14日，李鸿章告诉喀西尼：“英国驻北京公使开始坚持地劝告总理衙门向日本让步，任它自由处理朝鲜内政，并指出朝鲜在日本手中将成为抵制俄国企图在远东扩张领土及势力的坚强壁垒，对中国本身来说是特别重要的。”[6]喀西尼立即将这个消息汇报给吉尔斯，吉尔斯又立即上呈沙皇御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看完汇报，在前述内容旁御批了一句：“我相信正是如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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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李鸿章基本达成了预期效果，如仅从外交战术层面着眼，大有将英俄两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势头。但是，李鸿章战术得分的同时，却已经犯下严重的战略错误。正是这种战略误算，不仅彻底抵消了其战术成就，而且种下极大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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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李鸿章的误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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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俄均是19世纪国际战略棋局中的资深棋手，其外交官群体对大国间之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习为家常便饭，何以竟会被李鸿章左右鼓动？归根结底，除英俄矛盾的客观影响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两国各有自己的现实主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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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英国，作为全球和远东地区最大的既得利益国，在远东奉行的是维持现状策略。它最不希望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无论谁胜谁负，都会造成地区形势动荡，让俄国收渔人之利。故而，对英国而言，中日之间保持和平、朝鲜形势维持现状是上上之选。东学党之乱爆发后，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Sir Nicholas Robert O，Conor）的第一反应是：“如果起义蔓延到北方，势必引起大乱，导致俄国出兵干涉。”[8]中日竞相出兵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又指出，“防止中日之间发生冲突是至关重要的”。[9]欧格讷也在第一时间派出代表去见袁世凯并送去信函，特别强调了英国对日、俄趁机搞乱朝鲜局势的担心。[10]小村寿太郎也发现，欧格讷“认为日本兵遣韩实为下策，且不必要”，“唯恐俄国有举动，一再担心日清间纠葛之发生”。[11]总理衙门和欧格讷才能迅速形成密切外交协作。无论李鸿章是否搬出俄国，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会努力维持朝鲜和局。但李鸿章搬出俄国后，虽可在短期内获战术之利，却也带来极大的副作用——引发了英国的猜忌，反而给日本留下拆散中英关系、瘫痪调停大局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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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俄国的远东策略是打破现状，扩张其势力。面对中日矛盾的激化，它的选择自由度较英国为高。因为它既可以坐观中日厮杀以伺机收取渔利，也可以通过介入调停的方式和平获得朝鲜事务的参与权。当李鸿章开出中日俄三边会议协商解决朝鲜危机时，等于默认朝鲜局势已由传统的中国一家独大、甲申事变后的中日两强对峙，变成了中日俄三方协商，其实已经给俄国转让了巨大利益，俄国自然乐于介入。即便李鸿章不搞英俄间的离间挑唆，俄国也乐得不战而得此渔利。实则从中国立场上，颇有前门拒狼、后门进虎的顾此失彼。且中国一旦向俄国作此让步，必然极大损害英国利益，反而有可能促成英日同盟，从而糊里糊涂形成英日同盟对中俄同盟的格局。欧格讷获悉相关信息后，便向总理衙门大臣委婉指出：“闻有中日俄三国会议之说，俄国与议一节，恐怕不行，这是别人的议论。”[12]小村寿太郎正是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在7月9日（六月初七）和总理衙门大臣的会谈中，才敢于底气十足地说：“三国会议之说，我们决不答应，就为此事打仗，我们也不怕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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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终究还是有所怕。其最怕的就是英国以中止英日修约谈判来压迫日本就范。这个修约谈判的重大意义，本书第四章结尾已有陈述。日本政府对其极其重视，这就使得英国手中有了一张制日的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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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所以敢在1894年挑起这场冲突，就是算准了：对华一战已有胜算，俄、美等列强均无法采取有效干预，而英国又要借助日本抗俄。但是，以大英帝国之老于均势外交，自然不会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英国在俄国加紧战略东进、中国又迟迟不表态的情况下，只有扶植日本，但英国决不希望只有日本这一个选择。故而，即便中国不表态，英国也希望能保留中国做预备选择。反之，就算英国选择了支持中国抗俄，也会保留日本当备选。即英国不希望中日双方中的任一方被清除出远东均势格局。所以，英国虽要依赖日本抗俄，却不希望中日开战。如果英国以废止英日修约谈判相要挟，日本只能屈服。但这也意味着英国将失去抗击俄国的代理人，则除非中国愿意表态抗俄，否则英国不会以废止修约谈判来压迫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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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6、7月间的朝鲜形势虽貌似复杂，实则全在英国之向背。而英国之向背又决定于中国能否顶掉日本的抗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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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再看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李鸿章真正应该谋求的，只有两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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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力谋求中英合作，不惜摆出帮英国抗衡俄国的姿态，以降低日本在英国战略棋局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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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阻止英日修约为筹码，逼迫日本在朝鲜危机中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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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乎李合肥有外交战术而无外交战略，自始至终未能驾驭大局，反而以为“日忌英不如畏俄，有此夹攻，或易就范”，[14]自作聪明离间英俄。这就不免太小瞧了日、英、俄三国的外交战略能力，也将英俄日中朝五边关系看得过于简单。连带的也未能看清军事形势的关键，从而贻误了另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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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攸关全局的“治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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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勿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如能通过外交运筹不战而胜，自然最佳。但也要预作最坏打算，以防日本铤而走险。从这个角度看调停造成的军事行动暂停，其实是非常有利于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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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的关键在于强化我方的强点，消除我方的弱点；同时强化对方的弱点，消除对方的强点。此即《孙子兵法》所谓“未尽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尽知用兵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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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强点在于控制了仁川港，又形成了一线兵力优势，占尽先机。中国的强点则在于国大人多，抗击打能力强。但是，由于中国未能建立现代化的兵役制度，又受到传统型财政的限制，平时兵力有限，新募兵至少要三个月才能形成战斗力。中国要强化自己的强点，就必须拖延时间。日本要强化自己的强点，就要强制中国在日本选定的战场、时间内作战。中国要消除对方的强点，就要想方设法使仁川港的军事职能瘫痪。日本要消除中国的强点，就要尽快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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