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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攸关全局的“治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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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勿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如能通过外交运筹不战而胜，自然最佳。但也要预作最坏打算，以防日本铤而走险。从这个角度看调停造成的军事行动暂停，其实是非常有利于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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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的关键在于强化我方的强点，消除我方的弱点；同时强化对方的弱点，消除对方的强点。此即《孙子兵法》所谓“未尽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尽知用兵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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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强点在于控制了仁川港，又形成了一线兵力优势，占尽先机。中国的强点则在于国大人多，抗击打能力强。但是，由于中国未能建立现代化的兵役制度，又受到传统型财政的限制，平时兵力有限，新募兵至少要三个月才能形成战斗力。中国要强化自己的强点，就必须拖延时间。日本要强化自己的强点，就要强制中国在日本选定的战场、时间内作战。中国要消除对方的强点，就要想方设法使仁川港的军事职能瘫痪。日本要消除中国的强点，就要尽快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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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要看到，中日双方除了各有一个强点，还各有一个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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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大的弱点就是前述日英修约谈判。但日本通过前一轮的奇袭，形成了在朝鲜的军力优势，又导致清军在牙山的孤军构成了中国最大的弱点。盖清军虽然在纸面上有百万常备军，但八旗、绿营早已丧失战斗力。真正具备和日军进行近代化作战的部队甚少，短期内可用者只有李鸿章的北洋陆军二万五千余人。其中大部分负有固定要塞区的防御任务，能担任机动作战的部队甚少。而牙山孤军其实已占到北洋陆军的十分之一，如以机动兵力比率计算则更高。这就意味着，清廷不能轻易放弃这十分之一的有生力量。正因为棋已走重，所以不能随意弃子；又因为位置不佳、强敌在旁，所以极易受攻。调停如能取得彻底成功，迫使日本退回本土，固然万事大吉；但如调停失败，牙山孤军就成了日本手中的“人质”。故而，中国能否利用调停带来的暂停，变被动为主动，关键就在于能否消除掉被动的关键——既重又弱的牙山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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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个围棋术语来形容，牙山孤军业已成为拖累中国的一块不轻不重的孤棋——轻未轻到可以弃子，重又未重到可独当一面。能否及时治理好这块孤棋，直接影响到双方的初战。从这个思路看牙山难题，就会发现，对清军而言，排开不能考虑的弃子方案，尚有如下六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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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无论日本如何行动，中国都先将牙山孤军撤回，如此即消除了最大的弱点，也等于变相消除了日本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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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大举增兵牙山，通过补棋，变弱点为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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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牙山位置不佳，一如对局中的棋形不佳、位置不当。与其如此，不如集中北洋陆海军主力，一举控制仁川，反包围汉城日军。牙山孤军亦向仁川—汉城一线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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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四：取陆上交通线增兵，自鸭绿江南下，占据平壤为根据。同时撤出牙山孤军，集中平壤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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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五：占领平壤的同时向牙山增兵，形成南北对进、夹击汉城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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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六：移牙山之军于仁川，同时海陆大举，控制仁川港，断日军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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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可选方案甚多，但具备可行性的却不多。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开战的决心已定，如中国向朝鲜大举增兵，日本必以此为借口，称中国破坏和平，堵住调停者之口，同时抢在中国逆转一线军力对比之前，抢先控制汉城、击灭牙山孤军。[15]而中国虽占有地理位置优势，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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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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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整个甲午战争中清军的兵力输送，镇压东学党动乱的兵力分三批赴朝，依次为：第一批910人，第二批1 055人，第三批500人。高升号事件运兵亦分三批，依次为：爱仁号（7月21日下午开）运输1 150人，飞鲸号（7月22日傍晚开）运输700人，高升号（7月23日早晨开）运输1 116人。规模最大的大东沟运兵，也不过一次运送四千陆军，但已需出动整个北洋海军主力护航，终因此引发大东沟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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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牙山口的卸载能力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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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叶志超汇报，停轮后“须换民驳船，水路七十里至白石浦，再起旱十里至牙山县”。[16]而现地可用驳船只有30艘。[17]所以清军的兵力输送总是分批进行，就是受到了这个卸载量的限制。即便清军一次出动大船队运输，仍难以迅速登陆。在运输叶志超部赴韩时已暴露此问题，由于缺乏驳船，第二批部队抵达时，第一批部队的卸载仍未完成，只好在海上等待近两天才得以上岸。后续运兵时，李鸿章已意识到：“牙口驳船甚少，轮船队伍须分日前往，以免拥挤。”[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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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清军很难迅速逆转一线兵力对比，而日军一旦发现第一批清军出发后，就会抢先开战。这就提醒我们，当年清军最具可行性的选择就是方案一：撤回牙山孤军，日不撤，我亦撤。且中国单方面撤军，必可得到英国的全力支持。此后，如日本也撤军，即等于将此次危机消除。如日本不撤军，中国再厚集大军，伺机而动，仍是旗鼓相当的对垒。中国没有弱棋的拖累，又有了更长的准备时间，也就获得了更大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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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围绕消除强点的竞争则陷入僵持。如果中国出动海军使仁川港瘫痪，必然导致战争提前爆发，不利于陆军的准备。则以非军事手段达成目标就成了最佳选择。6月23日前后，英国驻朝鲜领事提出了仁川港中立化的建议。据杉村浚回忆，由于俄国公使韦贝（Karl Ivanovich Weber）“强烈反对”，“以致未能达成协议而散会。从此，仁川中立问题再也没有提起，这全仗俄国公使的力量”。此外，杉村浚还提及，韦贝在中日之间貌似调停者，实则态度暧昧，甚至暗中催促日本开战。他私下对杉村说：“清国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其军队守卫力量很强，绝不可轻视。贵国如要对清开战，应该从速；如果迟延开战，踌躇不决，清国军备便愈益整顿。目前清国政府对外伪装希望和平，暗中却在加紧军备。”[19]如杉村浚所言属实，且韦贝之言行系俄国政府之授意，则更可看出俄国外交部门之机谋深远：既要从李鸿章那里和平获得朝鲜权益，但又保留中日冲突以坐收渔利的可能。归根结底，这里展示的本质仍在于，中日对立愈尖锐，俄国获利可能愈大。此为英俄两国之最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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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鸿章既缺乏预作最坏打算的准备，便意识不到争取仁川中立的重要性。袁世凯也很快丧失了坚持的动力。如此重要的一个行动即就此烟消云散，再无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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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虽然日本陆军早已明确了尽早开战的调子，大鸟圭介在7月初也意识到“早日开战对我有利”。[20]但是，面对英国牵头的列强调停，日本政府终究不敢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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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双方围绕弱点的角力以及强化己方强点的努力就成了决胜的关键。而牙山孤军的处理正居于关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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