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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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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一节 兵力对比与战场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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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虽有广土众民可资依托，无奈缺乏现代兵役制度，常备陆战兵力过少且战时扩充缓慢，最精锐之北洋陆军不到三万人，且绝大多数要承担要塞守备任务。机动兵力不过一万余人，其中最大的一股便是卫汝贵的盛军，是整个北洋地区的总预备队，肩负着保卫京津的重任，不能轻易移动。新募兵至少要经三个月训练才能形成初步战斗力，[1]又需经老兵在实战中传帮带，才能成为可用之兵。外省陆军则不仅装备、训练落伍，且因为缺乏现代化的交通手段，很难迅速增援。其具体情况如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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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则拥有一支既有质量优势又有数量优势之现代陆军。其常备兵力达7个野战师团，算上后备兵员，合计22万余人，[3]并可迅速扩充。日军的计划动员兵力是22万580人，马4万7 221匹，野战炮294门。[4]开战后，考虑到朝鲜的地形限制，将师团炮兵联队由野炮编组改为山炮编组。又考虑到在中国东北地区作战时很难获得马料，故而削减了马匹的数量，扩大了人力输送单位的规模。实际动员为240 616人（其中海外勤务人员174 017人，内地勤务人员66 599人），此外还雇用了6 495名文官雇员，超过10万人的军夫，[5]在国内亦已建成战略性铁路网，可迅速动员、输送陆军到出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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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陆军的数量优势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战场兵力优势。首先，日军的运输能力有限，500吨以上的运输船只有50艘。[6]其次，日军之兵力输送又受到战场环境之巨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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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中日战争之陆战场在环渤黄海的沿岸地区，海战场则在渤黄海上。这个战场由一个平原（直隶平原）和三个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朝鲜半岛）组成，中央环绕的就是渤黄海。其中，直隶平原位于纵深中心位置，是清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辽东、山东两半岛各有一个重要军港（旅顺与威海卫），既是直隶平原之防御前沿，又是经略朝鲜之攻击前沿；而战场最右端之朝鲜半岛则为双方争夺之直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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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战场上分布着海陆两组交通网。沿岸地区交通原始、地貌复杂，陆军以徒步、骡马编组沿圆周移动，极其缓慢。而海上交通不仅走的是便捷之内线，且可充分发挥蒸汽力机动，享有双重优势，是机动之坦途。如果清廷能在战前修筑环渤黄海铁路网，在没有空中力量之当日，即可有效抵消海上交通线之便捷。[7]但遗憾的是，清廷恰恰没有修筑这样一个战略性的现代交通网。结果就是，谁能有效利用海上交通线，谁就将享有交通上之巨大便利，且可发挥内线优势，自如机动。在双方海军战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开战后，双方都不敢轻易在朝鲜西海岸展开大规模海运。但日本以其地缘优势，可以在北洋水师作战半径外的朝鲜东海岸登陆，更可趁机袭扰北洋沿岸各战略要点。清军受基地位置和后勤保障的局限，既无法作同样的机动，又难于打击日本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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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清军走海路入朝，则极为便捷，或经大同江入平壤，或经仁川入汉城。但前提是海军必须能确保相应交通线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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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如自陆路入朝作战，后勤基地有二：一为天津，一为奉天。交通线则有四条：一由大沽海运经旅顺、大孤山至大东沟；一由大沽海运至营口，再转陆路至九连城。一由天津以铁路运至山海关，再由陆路经锦州、牛庄、辽阳至九连城。一由奉天陆路至九连城。所有四条线过鸭绿江后汇为一路，经义州—宣州—定州—安州至平壤。进入平壤后则“只有一条陆路联络线。且其一部接近海岸”。[8]加之中国用银，朝鲜使用本地铜钱，战火一起，银铜比价大跌，“每两仅易制钱七百有奇”，只相当于国内购买力的一半。“所有添营、购械、转运各费不可胜计，与内地用兵情形迥异。战事既开，利钝迟速，均难预期。而各项开支，刻难停缓。”[9]只好从国内运铜铅去朝鲜就地铸钱，以平衡物价。据李鸿章八月初五的奏报，一次即运送铜铅共计608 147.4斤，[10]从而形成“悬师远征，道路险艰，转运之费尤巨”的态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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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日军也面临类似困难。盖日军入朝作战之战略交通线亦有四条：由九州经对马海运至釜山，再转陆路至汉城、平壤；由本土经海运至仁川，再转陆路经汉城至平壤；由本土经海运至元山，再转陆路至平壤、汉城；由本土经海运至大同江口，顺流直达平壤。其中，釜山、元山两路最安全，但沿途交通原始，物资匮乏，大部队进出困难，后勤压力极大。大同江口、仁川两路最便捷，但最不安全，随时可能遭到中国海军之袭击。由此可知，日本因其岛国特性，所有交通线都要部分或全部依赖海运。加之朝鲜糟糕的交通状态，越是优越的交通线越依赖海运，故其对海上交通线之安危较清军更形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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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海上交通线之保卫和破坏，又引出双方海军力量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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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战军力对比看，清军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共计舰艇82艘、鱼雷艇25艘，总吨位85 000吨。日本海军则拥有舰艇28艘，总吨位57 631吨；鱼雷艇24艘，总吨位1 475吨。合计59 106吨。仅从纸面数字来看，清军占有极大优势，但清军的军舰大多舰龄老旧，实战价值有限，且清廷始终没有建立统一的海军管理指挥机构，四支水师在传统的督抚制度中被地方力量所分割，画地为牢，在战争中实际可用于对日作战的只有北洋海军及来自广东水师的三艘军舰（广甲、广乙、广丙），合计军舰25艘，鱼雷艇13艘，总吨位44 000吨。[12]反而是日军略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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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本海军没有主力舰，是一个严重缺陷。同时，清军虽缺乏新锐巡洋舰，但军港环绕战场，可谓占有地利之便。此即李鸿章倾二十五年之力，苦心经营的北洋海防系统。该系统以（天）津（塘）沽、旅（顺）大（连）、威海三大要塞区为依托，退可拱卫京师，进可经略朝鲜。但未能进而形成旅（顺）大（连）、威海、仁川的外三角防御区，则又留下了重大的防御缺陷。日军即利用此点，在开战前便抢占了仁川、汉城，获得了有力的支撑点。但作为攻击方的日军，在一个交通状况复杂的环境中，劳师远征，攻击清军经营已久之防御体系，仍不无顾忌。此即双方制定战争计划之基本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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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清廷之战争指导机构与战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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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由于制度缺陷，既无参谋本部，又无大本营，决定开战后只能一切委之于李鸿章，同时从军机处、总理衙门抽调代表，组成御前顾问团参赞军机。清廷直到11月2日才成立了带有大本营性质的督办军务处。但没有专业人士辅佐，有等于无。最终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已是捉襟见肘。背后又被一群毫无实战经验和军事专业技能的文人官僚掣肘，清廷之战争计划自难以精密推敲，而只能由李鸿章及其幕僚勾画极其粗线条的草图，再由光绪及其顾问团胡乱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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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对朝军事政策最初之转变在6月23日（五月二十二日）。此前清廷仅意在剿匪，从这天开始转向对日备战，并在发给李鸿章的密谕中明确提到：“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前派去助剿之兵，现应如何调度移扎以备缓急之处，并著详酌办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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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因之肩负起制定对日战备、作战计划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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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此时的李鸿章一门心思追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未把军事准备工作放在优先位置。这令光绪非常不满，遂于7月1日（五月二十八日）经军机处转发上谕，指责李鸿章：“前经叠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理法，均未覆奏。……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李鸿章老于兵事，久著劳勋，著即详细筹划，迅速覆奏，以慰廑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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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回复其实在此前一天已发出，内中提及北洋战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陆军中“器械精利，操练纯熟”的部队只有二万人，且要负责直隶、山东、奉天三处的沿海要地，“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所以要求户部先确实筹措军费二三百万两，以备扩军之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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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中枢震惊，乃又于7月2日（五月二十九日）要求李鸿章立即将北洋陆海军兵力详情“逐一详细覆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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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六月初二），李鸿章奏明北洋陆海军战力详情，并解释了经费用途：如果只是立足北洋海防体系进行防御作战，则“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亦有信心可以自固。但是，如展开境外攻势，则现有兵力实在是捉襟见肘，必须招募新营守备，才能腾出更多的兵力用于出国进攻，所以才有前述二三百万两军费增加的申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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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解释，光绪无话可说，乃转而在7月6日（六月初四）命户部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迅速落实款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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