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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清军视角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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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之所以不能利用日方的明显缺陷,并不能简单地用畏缩不前、消极避战解释,而实在是由如下两个因素硬性限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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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挥系统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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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不存在压倒性物质差异和武器代差的情况下,内线作战之胜利,端赖于优秀统帅与足够大的机动空间。此战显然不缺乏空间,所缺者恰在于优秀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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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深刻理解此一问题,又要先认清清军之结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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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编制结构有两大基本结构:一为扁平型结构,一为纵深型结构。纵向层级少、横向单位多,即为扁平型结构。纵向层级多,横向单位少,即为纵深型结构。纵向层级愈少,指挥效率愈高。横向单位愈多,管理难度愈大。直观上讲,最理想的组织就是纵向层级和横向单位都较少之组织。可是,这样的组织往往规模过小,而一旦规模扩大,必然导致最高指挥者面临横向单位过多的弊端。在这种情况下,如欲减少横向单位,必然要增加纵向层级。反之,纵向层级之减少,必然导致横向单位之增多。所以,过于扁平的结构和过于纵深的结构,往往都不是理想的军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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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清军恰是一支结构过于扁平的军队。如本书第四章指出的那样,清军最大之常设单位是营,数营之指挥官,和十数营之指挥官之间,并无明确职权划分和军衔区别(清军根本就没有现代化的军衔制)。这首先造成了职权不清,其次则带来了战场上极大的指挥困难。以平壤之战为例,叶志超要与平级别的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丰升阿协商指挥。而每位指挥官又要直接管理大量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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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夸张者,卫汝贵一人要指挥13个营长,虽经一再抽调,开战时仍要指挥10个营长,且无专业参谋协助。左宝贵一人要指挥6个营长,还要兼顾江自康的2营4哨,难度亦不在小。丰升阿如非兵力被一再拆分,也将面临严重的战场控制困难。且每个营官之下,每个哨长要直接指挥8个队长,显然遵循的仍是冷兵器及冷热兵器混用时代的战术编组规则。此种结构缺陷极大地限制了清军的战术自由。相比之下,日军此战每路指挥官大抵只要直接指挥2—3个次级军官,又有高度专业化的参谋协助。双方军队之调度能力实不在一个层面上。在清军一方,这些缺陷只能通过指挥官之个人能力弥补。一旦指挥官阵亡,有组织之战斗立即瓦解。故清军用于大地幅之防御尚且困难,如主动出击更成问题,盛军与毅军在中和的误击已证明此点。而清军欲在短期内弥补此一缺陷,只有依赖于一位能力极高的如敌最高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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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样一位指挥官竟又极难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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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又是受到前述组织缺陷的反向限制。清军一贯忽视军事学说和军事教育体系之建设,中高层指挥官多依赖“从战争中学战争”之实践获得,死一个少一个。和平期越长,清军的中高层指挥人才越少。当时清军之指挥人才多锻炼自太平天国内战。这场内战虽然规模极大、时间漫长,但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双方之军事组织都高度原始落后。盖冷兵器战争时代,武器之射程和威力都有限,所以战斗以密集队形展开,战斗之范围则不出指挥官之目力范围。具体战斗则几乎全在低层指挥官之肢体动作、原始语音的可控范围内。在太平天国内战中,交战双方虽都注重火器之装备和使用,却无一方形成军制革命,从而造成老式军制配新式武器的乌龙场面。无论规模再大的会战,最后一定碎化为一系列相互独立的数百人战斗。实战中,能够有效直接指挥数千人作战的指挥官都是优秀将才。能有效直接指挥一万人以上部队野战者更是凤毛麟角。加之湘淮军系统向来有强烈的地域、派系色彩,如无特殊背景者,即便兼有能力和权限,也未必能有效调动各路统领和基层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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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层层限制下,1894年的清政府,能出任平壤前敌指挥的合格人选居然只有一个刘铭传。所以李鸿章才在7月15日(六月十三日)致电在六安隐居的刘铭传,自称:“鸿初盼和成,免劳大驾。今倭坚执不回,内意令大举致讨,有将无帅,恐致偾事,拟即奏请会办北洋督办朝鲜军务。公虽微疴,视鄙人老惫当胜万万。盼速复。”[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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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料刘铭传的反应是托病不出。这就导致平壤清军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能力、权限、威望兼备的优秀统帅。其固有之组织缺陷不仅未得弥补,反而更形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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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李鸿章转而决定成立一个前敌营务处,这虽然只是一个后勤机构,但李鸿章却给它赋予了一个附加的但却是更重要的职能——充当连接平壤与天津的中转指挥机构。负责人则是李鸿章帐下的资深幕僚周馥。显然是要借助此人在淮军系统中资历较老的特点,以协和诸将。本质是依赖电报线,实现“光绪一李鸿章一周馥一平壤诸将”的遥控指挥链条。[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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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制度史上讲,这个安排可谓一奇,效率之低也可想而知。何况周馥资历虽深,却无实战指挥经验。只是清廷决策机构朽钝,直到平壤失守,居然连这个退而求其次的设想也未能实现!只好由光绪、李鸿章以电报遥控的方式进行效率极低的间接指挥,而二人的意见又屡起分歧,更加严重干扰了一线将领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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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层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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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月后,鉴于日军已开始北上,光绪终于不再提南下攻取汉城的要求,但仍希望叶志超能发挥主动防御的精神,“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敌人之攻,而于敌之分兵修道,听其来往自由,不思半济而击之术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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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究竟先打哪路日军,光绪和李鸿章之意见又生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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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强调向南主动出击,仍希望能在取胜后顺势南下规复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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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早在8月18日之前就意识到,“如敌攻,必数路来”。[53]进而立足具体情报,注重打击元山一路日军,首先确保后路安全,以利进退两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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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9月2日(八月初三),李鸿章就通过朝鲜官员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12 400名日军将取道元山,经阳德远袭平壤守军后路。[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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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李鸿章又获得新情报,元山日军先头部队三百余人,已经推进到阳德。鉴于阳德至元山之间,“山岭险峻异常”,元山日军又孤军深悬,与南方部队相互无法支援,故李鸿章急电叶志超,指示他“与诸统将密筹挑选精锐,间道出奇,拦头痛击,使其畏威不敢深入”。[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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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除对日军的数量过于夸张外,这两个情报非常准确。日军前卫抵达阳德的时间是9月2日,李鸿章得知的信息非常及时。其决定先打阳德日军的构想如能实现,清军完全可以在重创粮弹两缺的元山支队后,再转移主力对付其他几路日军。日军失去北部的奇兵,不仅无法切断清军交通线,且无法如实战中抢占北部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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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光绪的干扰下,平壤守军的出击方向恰恰是向南而非向东北。9月7日(八月初八)晨,七千余清军南下中和,随之发生了盛军与毅军夜巡误伤事件。远在天津的李鸿章因为信息的滞后,还不知道平壤大军已发。8日,他再次致电叶志超,强调了元山一路日军的危险性:“虞亥电拟挑精锐七千余赴中和相机迎击,是否已行?揣度敌情,以元山至阳德一路可窜我后路,关系尤重。前电商令派队拦头迎击,何不于此路设法雕剿,而急图黄州?若我进攻黄州,而阳德敌众绕扑我后,则进退失据,为患甚大!望与诸将熟筹调度,勿稍失机,若诸将或分一军进扼阳德,嫌力单否?务相机度势,妥慎图之。即速复。”[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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