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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十五局终战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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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旅顺失守（1894年11月21日）到马关条约签订（1895年4月17日）的148天，是决定甲午战争结局的148天，也是彻底定格近代中日两国国运的148天。以往的研究，或支离于战场细节，或局限在马关议和的框架内，而没有从战略的高度进行全局把握，自然难以看透其中关键。下面就让我们从战略学的视角，一探其中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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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一节 终战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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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行百里者半九十”，战争总是发起容易结束难。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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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爆发可以只牵涉一方——只要一方执意开战，就会爆发战争。但战争的结束却必须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只要有一方执意继续战斗，战争就不会停止。 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军事行动只是手段，不是目的。[1]军事胜利有助于政治目的的达成，但不等于政治目的。反之，军事失败必然要付出相应的政治代价，但也可转化为新的政治资源，八年抗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就是李德·哈特所总结的：大战略关注的目标是战后之和平，而非战场上之胜利。[2]对一国而言，只要战后之和平胜于战前，无论多大的军事失败都可接受。反之，再大的军事胜利也不能掩盖大战略失败的致命伤害。“假使你只是专心集中全力去追求胜利，而不想到它的后果，那么你就会过分地筋疲力竭，而得不到和平的实惠。这样的和平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和平，蕴含着另一次新战争的细菌。这种教训在历史上可说不胜枚举。”[3] 但这并不等于说军事冲突没有意义，而只是强调军事冲突要接受更高层级的政治指导。假如一方能够形成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如欧洲列强对非洲之瓜分、美国对印第安人之驱逐），弱势一方只能任人宰割，又何来大战略层级之转败为胜？ 在实战中，越是军事对抗激烈的战争，越容易掩盖战争的政治属性。在战场上居于优势的一方，往往犯下两种致命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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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军事手段目的化，以为军事胜利即等于战争胜利，从而用军事目标替代政治目的，一味追求运用武力迫使对手彻底屈服，反而迫使敌方不断抵抗，从而增加获胜成本。如双方力量差距不是特别巨大，优势一方甚至将陷入泥淖之中，逐渐消耗光自己初期的军事优势。即便优势一方真的能够将对手彻底屈服，但如始终想不清楚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往往在更大范围内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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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军事胜利而丧失理性，不断追加要价，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设置下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目标，甚至引发局外大国的恐惧，造成军事局面愈有利、敌对面愈强大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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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劣势一方则往往或陷入对军事败局的穷于应付，逐渐丧失从更高层级俯视战场的冷静和智慧；或虽能保持前种冷静和智慧，却苦于缺乏将之落实之手段（尤其是最低限度之军事能力），从而一路败退，只有接受城下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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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对优势一方而言，终战的要义在于如何将军事优势转变为政治胜势，尽量多地获取实质收益，同时还要尽量限制对手的报复能力。对劣势一方而言，终战的要义则在于选择相对最有利的节点停战，进而通过和谈尽量降低损失，争取缓冲，以待来日再战。以此而言，结束战争的博弈与发起战争的博弈一样，都是从大战略到小战术的全方位对抗。此即中日双方在甲午战争中最后一轮对抗之实质。下面就让我们从这个角度重回历史之中，检讨其成败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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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清廷的终战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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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旅顺的失守，北洋海军唯一的船坞和维修厂丢失，被迫南撤威海。11月14日（十月十七日）凌晨3时，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靖远、平远、广丙六舰自旅顺抵达威海湾。[4]入口时，因航道浮标错位，造成镇远触礁，舰体8处擦伤。当晚，北洋海军左翼总兵、镇远管带林泰曾自杀谢罪。镇远抢修到次年1月7日（十二月十二日），仍有三处擦伤，“共长三十英尺，宽自二尺至六寸不等”，因天寒水冷，无法修复。且已修复之处系以木撑临时修补，船速只能维持在7节。[5]这对北洋海军之后的行动造成了极大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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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日军业已将朝鲜、辽东、山东三个半岛中的两个控制。在旅顺地区的第一师团、混成第十二旅团则转向北，经复州向盖平、营口方向攻击前进，逐渐与自鸭绿江方向西进之第一军取得联络，形成了向北威胁奉天、向西威胁山海关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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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自平壤败退以来，清军几乎是无战不败，而日军伤亡甚微。这已充分暴露出清军难以应对现代化战争的弱点，故而汉纳根才提出大量雇用西洋军事顾问，编练十万新军的计划。但对清廷而言，要做到这一点，真是谈何容易。正如负责新军接洽工作的胡燏棻在旅顺失守一周后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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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募洋将二千员，约需费四百万两；购买十万军械等项，约需费二千余万两；华洋员弁及兵夫薪饷，岁约需费二千一百余万两：统共需银四千余万两，而购买快船尚不在内。臣深知饷力艰难，何能筹此巨款？是以再三斟酌，改练三万人，洋将军械亦从减议办，然综计所需已非一千余万两不能应付，日后养兵之费，尚难为继。刻下舍借洋款别无他策，将来偿还殊不容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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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燏棻还怀疑汉纳根“此次建言本意，似欲多购船械，为牟利起见”。他更担心：“事权过重，所用洋员过多，积久难以铃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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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重重困难下，清廷乃决定派出议和大臣，与日本进行终战谈判。[8]但同时，北洋海军毕竟仍未覆灭，定远、镇远两大铁甲舰犹在。且冬季已经到来，清廷上下普遍认为严冬有利于本土作战的清军，而不利于劳师远征的日军。所以，翁同龢等人并未担忧日本不接受议和或虽议和但不停战的后果，反而担心日本援引国际惯例，借和谈来停战，安全过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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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清廷最终形成的定策是边谈边打，寄希望于能利用寒冬季节、本土作战的优势，痛击日军，从而为终战争取一个较有利的谈判地位。此即光绪对宋庆所传达的期望：“乘此寒令，南船冻阻，北贼亦畏冷怯战，获一大捷，则大局转机即在指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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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安排，在战略上尚属得当，能否成功，则取决于：（1）日本是否乐于在严冬季节边谈边打。（2）清军的反击能否达成预期效果，日军又会采取何种反制行动，清军有无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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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日本的终战指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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