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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六节 艰难的谈判与昂贵的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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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荫桓与邵友濂在2月4日（正月初十）徘徊神户、进退失据的时刻，清廷已经无意间向日本亮出了底牌：急于停战，急于求和。这种心情甚至被公然写在清廷给日方的照会中：“所请停战一事，乃议成和款第一要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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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自然不会按清廷的意愿行事，陆奥宗光看得清楚：“自实际军事形势及作战方面观之，无条件停战显然于日本甚为不利。”[67]但日本也不便于直接拒绝停战，乃提出清廷无法接受之停战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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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军队应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并所有城池堡垒。 清国军队之驻上开各处者，应将一切军器、军需交与日本国军。 天津、山海关间铁路，当由日本国军务官管理。 停战期限之内军事需费，应由清国支补。[68] 对清廷而言，接受这些条款，等于又输掉了两三个金旅战役。这就等于事实上堵死了停战的大门，使李鸿章处在极其不利的位置上。当李鸿章拿着全权证书抵达日本时，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已有充分信心，彻底挤干清王朝的这个老柠檬。他们给李鸿章送上的终战条件是空前苛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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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中朝宗藩关系。 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 赔偿军费三亿两白银。 增设通商口岸若干。 对清王朝而言，接受这些条款，无异于战略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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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和台湾，等于是成为一个地缘残疾国。巨额赔款则意味着大伤国本，这就是英国人早就看透的一点：“如果日本真的在短期内就得到这笔巨款，那么，日本对这笔赔款的使用可能会比条约所规定的其他任何变动更多地对工商业立即产生刺激作用……如果真的得到，中国就成为重残废了。”[69]而增设通商口岸，又必然按照利益均沾原则，让列强全部获得好处，从而对中国本土产业的发展造成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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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清廷稍有些常识，都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慢性自杀的条约。既然日本在之前曾拒绝过清廷的议和，此时清廷也理当断然停止和谈。除非日本愿意援引国际惯例，同意停战，清廷至少还能借和谈拖延时间。但日本恰恰是和谈但不停战。马关议和对清廷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羞辱和威压。哪怕只是为了做出抵抗的姿态，也应撤使回国，同时摆出打持久战的姿态，以谋求更合理的停战基线。而最好的姿态就是迁都于内陆，以表示即便京津失守，中国也决不接受前述停战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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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清廷更应明确自己的底线，形成如下谈判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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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只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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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赔款，并将辽东和澎湖两个要港区中的一个租借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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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三：赔款，并将辽东和澎湖两个要港区都租借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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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四：赔款，并将辽东和澎湖两个要港区一个割让给日本、一个租借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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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五：赔款，并将辽东和澎湖两个要港区都割让给日本。此为底线，决不可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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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清朝的政治环境中，无人敢提出迁都，更没有人敢理性地讨论国家利益的分级，及迫不得已下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反而有官员一面高调主战，一面坚决反对迁都，如户科掌印给事中洪良品就认为：“乃近闻有恐倭贼深入，劝皇上以迁避者。不知京师形势居高驭下，控制东南，宿卫所环拱，四方所趋凑，金汤巩固，有备无虞；臣非敢以朝廷为孤注，实缘外度贼势，内顾本图，断非小国孤单所能径入，故在京官眷纷纷南徙，臣一家三十余口从不迁移，盖有所恃以无恐也。”[70]同样是这位洪良品，在威海失守后，还幻想着征募沿海民众，直捣日本，反败为胜。[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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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廷自身的统治脆弱性和军事能力的过于低下，也削弱了其持久抗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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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战争还未爆发的1894年7月3日，英国外交官就看透了两个事实：“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正在发生，他们将导致中国四分五裂（至少暂时如此，直到某个强有力的人物出现），并使日本成为远东的第一强国。”“李鸿章的虚名不久将被彻底戳穿。我一直觉得人们对他估计过高。他看上去很伟大仅仅是由于中国现在身居高位者都太懦弱无能。”[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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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此23天后，也就是丰岛海战前夕，英国驻天津领事宝士德（Henry Barnes Bristow）在致欧格讷的绝密函件中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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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所周知，自1870年以来，天津的无赖阶层只是由于畏惧总督从外省带来的军队才不闹事。最近从这些军队中抽掉约20 000人去朝鲜，实力已大为削弱，以致觉得必须下令在河南和山东征募30 000新兵保证天津的安全。我认为，这里无赖阶层的组织，比中国其他任何港口都要完善。因此，这里可以在比其他地方更短的时间内组织一次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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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中国，反朝廷的情绪似乎非常强烈，以致中国人的任何严重挫折都可能导致遍及整个帝国的叛乱。在任何此类运动中，天津当然不可能落后。可以说，我在这里经常听到中国人使用敌视朝廷的语言。就在前几天，一个外国人告诉我：在北洋水师学堂里讨论取胜机会时，一个中国人说：“我希望我们战败，那样会有一件可喜的事——朝廷寿终正寝。”[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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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失败，各种对朝廷的不满更是甚嚣尘上，连很多体系内的人士也毫不示弱。就在张荫桓、邵友濂抵达广岛的当天，宝士德拜见了天津代理海关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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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道台在场的是罗丰禄的弟弟罗希禄。这位官员突然插言道：“好，我希望不久会看到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对于我所表示的惊讶，他回答说：“皇上的权力太大了。”……我想，话说到这份儿上最好是别往下说了，于是便提前告辞。在我看来，道台和我这个英国领事对皇帝的权力说长道短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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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很有意义，它使我第一次有机会听到中国官员这样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另外，它似乎表明如果北京当局对地方官员的惩罚超过一定的限度，总督就准备给予抵制。[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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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林西报》3月14日的一篇报道，虽不免有夸张嫌疑，但多少也揭示了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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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国部署在战场上的最好的军队就像一群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一样被入侵者打得丢盔弃甲，日本人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满洲地区；另一方面，我惊讶地从二月二十一日发布的上谕中得知，在满洲的中国部队虽然不能抵挡日本军队的挺进，但却不得不与帝国那一部分的严重叛敌相抗争。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海城和海城附近地区的战事，而没有注意到偶尔传到我们这里的报导说在海城以北的地方发生了骚乱，中国当局不得不派出大批军队去恢复秩序。现在从吉林将军给皇上的一份奏折中得知事态严重，有可能爆发可怕的武装起事。形势令人十分恐慌，甚至一度想把所有的中国部队撤退到山海关内，放弃满洲地区，任凭起事者和日本入侵者在那里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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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分布的地区很广，长城的张家口到黑龙江都有。叛乱分子都是从直隶、山东和山西下关东的非法垦荒者。他们对蒙古人和满洲人表现出不共戴天的仇恨，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大开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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