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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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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三章 袍哥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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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即四川的哥老会，是从清朝到民国在四川社会影响最为深入广泛的秘密社会组织。[1] 这个组织的成员到底分布有多广，在地方人口中到底占多大的比例，虽然众说纷纭，但几乎都倾向于认为袍哥数量非常之大，在成年男性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之高。正如1946年的一篇文章所称：“袍哥在川省的势力，正[真]正庞大得惊人。听说，单以重庆一地而论，至少也有半数以上的人参加这个组织，三教九流，简直无所不有，尤以工商界及军人为最多。”[2] 1947年的一篇文章也指出：在四川，几乎三分之二人口“加入这一组织的”。[3] 据1948年的观察，“凡是在社会上稍有一点活动的人差不多都是‘袍哥’，乡村亦不能例外”。[4] 重庆的袍哥大爷范绍增则宣称，袍哥成员要占全四川成年男子的90%左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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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面的数据都是记者或者文人根据自己的感觉做出的猜测，那么沈宝媛的老师廖泰初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也在1947年发表的文章中估计，四川男性成年人70%以上是这个组织的成员。[6] 现存的档案资料似乎支持这些说法，以民间艺人为例，据成都市档案馆保存的1955年的《随园茶社蓉声川剧组花名表》，共12人（11男1女），在“参加过何伪组织”一栏，除3人空白，1人填“私塾四年”，其余都填有“无党派，有袍哥”。这一个案的比例也是在70%之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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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秘密社会组织，人们可能会以为袍哥情愿选择比较隐秘的地方进行活动，但实际上却相反，特别是辛亥革命后，袍哥的活动日趋公开。大多数袍哥把码头设在熙熙攘攘的茶馆里，甚至不少茶馆就是袍哥所开办，他们把茶馆作为一个理想的活动场所。人们经常可见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必是一个袍哥码头无疑。袍哥在茶馆或其他地方建立公口，各公口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视某地段为自己的“码头”，并承担维持那一地区公共安全、化解冲突以及保护经济利益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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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的四川，既然袍哥在成年男性人口中占如此高的比例，难道还可以称之为秘密会社吗？的确，当所谓秘密已为大多数人所知道的时候，秘密就不成其为秘密，秘密会社当然也不成其为秘密会社。袍哥已经不是名副其实的“秘密会社”组织了，但是当时的人们，包括报刊的报道，研究者的报告，社会学的调查等等，仍然称其为秘密社会组织。沈宝媛在其《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中开宗明义便称：“本文之作是要剖视我国现存的‘袍哥会社’，分析一个曾经经历兴衰阶段的袍哥领袖人物的生活史，以说明秘密会社在一个社区里的控制作用及其消长兴替。”[8] 沈的老师廖泰初在1940年代在成都郊区所做的袍哥的社会学研究，也有这样的定义：“在四川省活动的众多中国秘密社会里，最突出的是哥老会（兄弟会）。”[9] 更早些时候，1936年沙铁帆所作《四川之哥老会》，也明确称：“该会是社会之秘密团体，参加份子，不限阶级，质量悬殊，其活动情形，各有不同。”[10] 1940年四川地方实际问题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四川哥老会改善之商榷》也称：“哥老会为秘密会党，各种活动，向为政府所严禁。”[11] 不过该文所谓“严禁”，在四川地方上基本上是虚应故事。1946年，即沈宝媛完成其调查报告的同一年，吴伧所发表的《四川袍哥与青红帮》说：“‘袍哥’云者，咸兄弟之义，中国秘密结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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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使用资料的缘故，我也仍然使用“秘密会社”这个词，但是更多地使用“袍哥”或“哥老会”这个组织本身的名称。因此，本书把袍哥称为“秘密会社”并非是一个严格意义的限定，特别是1940年代的袍哥，已经算不得一个秘密社会组织，虽然它沿袭了过去的组织结构、仪式、语言（其实以上方面也多少发生了变化）等，但是在意识形态（反满）、政治目的（复明）、行动方式（秘密）等方面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袍哥从一个反清的秘密组织，演变成在四川分布最为广泛的公开活动的社会团体，经历了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1911年辛亥革命应该是一个转折点，民国时期虽然政府仍然明令禁止，但并没有真正采取严酷的镇压措施。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袍哥在军阀统治和战乱的环境下蓬勃发展起来，地方政府已经完全没有力量控制这个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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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数众多，四川袍哥势力和影响到底大到什么程度？以1946年重庆第一届参议员的选举为例，参加竞选者，“差不多有四五十人，均为袍界人物领袖”。而不是袍哥的候选人，觉得获选机会渺茫，为了竞选成功，“大肆活动，临时要求参加袍界组织”。曾有某人平时“自命清高，看不起袍哥”。但是此时“以千万元之代价，要想入门拜某堂社，请求支持其竞选”，但是数次被拒绝，被拒的理由是“袍界不为利诱”和“袍哥不为人所利用”。后来经过各方面的“恳请”，才答应协助，而且并不要金钱，说是“袍哥们都是够朋友有骨气的，以利诱之，反而要遭拒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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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袍哥本来是“下层民众的一种无形的组织”，但是其在四川的势力之大，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中等阶层的各色人等，为了适应环境也乐于参加，中上等人为增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声望，也有人不惜与‘袍哥’相周旋”。[14] 所以有人指出，袍哥“是民间的中间份子，有领袖的威信与领导作用，只要好好利用，不让他沦入普通帮会之路，是非常有力量的群众组织”。据说立法院院长孙科都称“袍哥是一个有力的民众集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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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试图探讨四川袍哥壮大的原因，发现“袍哥之所以具有坚强的团结力量，数百年而不绝，其原因乃是一个‘义’字”。袍哥最重要的信条是不奸淫，尤其是对自己弟兄的妻女，“如犯有此种罪行，往往格杀不论”。另外，袍哥也不允许掳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有人说这还不是最基本的原因，“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四川连年内战，强梁载道，民生不宁。如果不是用团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实在使大家都没有法子活下去”。例如一个普通人被欺侮，要到法院去打官司，非但弄不清法律，而且是既费时又费钱。可是如果采取“吃讲茶”的办法，请出“大哥”来评理，“无论天大的事情，‘大哥’都有一言立决的力量，从没看到过‘不服上诉’”的情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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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民国时期关于袍哥的各种民间记载，固然反映了袍哥保护弱小的事实，但是也有着明显的理想化的色彩，因为袍哥毕竟是一个包括三教九流的复杂团体，后面也将讨论到，它分为清水和浑水，后者也时常从事包括抢劫等非法活动。对袍哥的这种复杂性，本书将力图进行充分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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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势力在四川的扩张，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它从清初反清复明肇始，到辛亥革命风光一时；从清朝被严密查禁的非法团体，到民国时期成为半公开的组织；从早期边缘人群的秘密活动，到后期渗透到党政军各级机构，这些都表现了这个组织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其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各个时期的政府为摧毁这个组织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但都没有成功。直至1949年之后，这个组织才最终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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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组织的起源，可以说是莫衷一是，各种文本有不同的描述。在清代的文献中，他们这样被描述：“袍哥，即烧香结盟之会党也，流于匪类者谓之会匪，普通之名词皆称袍哥，或曰袍几哥，又曰帽顶。”[17] 可见清代袍哥又有“哥老会”“会党”“会匪”“帽顶”等称呼。哥老会的来源一直模糊不清，历来颇有争议，但似乎也有蛛丝马迹说明哥老会与啯噜的某种渊源关系。如啯噜的首领也多称“老帽”“帽顶”，清人和近人也多称两者产生于四川。左宗棠则直截了当地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匪之别名也。”李榕也指出：“窃按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湘楚，而变其名曰江湖会。”清末编辑《成都通览》的傅崇矩也认为：袍哥“南路谓之棒客，北路谓之刀客，东路谓之啯匪，省垣亦谓之棒客”。[18] 关于“棒客”这个说法，在沈宝媛的调查中也得到印证。在“望镇”，所谓“棒客”就是浑水袍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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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对他们的起源却有自己的一套解释。沈宝媛的调查报告“附录一”，简短讲述了和上面提到的袍哥与《海底》之“缘起”类似的故事：“袍哥”又叫“汉留”，它的兴起始于郑成功，他“悯明室之亡，痛生父之死”，所以于顺治十八年（1661），“与所部兵将，约会金台山，效法桃园，崇奉圣贤，以汉留为号召，约盟来归者，四千余人，秘密结社，开山立堂，是为袍哥之始”。当时的文件称《金台山实录》，“即当时之组织书，亦为今日汉留之历史教材也”。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兵攻克台湾，“郑子克琰（应该为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恐先人遗物，被敌攫去，遂将此书用铁匣装妥，沉之海底，故后称社团之组织书为《海底》者本此”。[20] 沈宝媛这里的说法，大致和刘师亮在《汉留全史》中的描述是一致的，其实都是沿袭《海底》的故事。说明当时袍哥普遍对自己的起源采纳了类似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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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确定这个说法的可信性，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文献对袍哥的扩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虽然哥老会组织是在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段漫长历史中逐渐发展而来，但显然在19世纪下半叶其成员数和影响力都有极大扩张，这很可能与其经典文献的“发现”（或“创造”），并成为其思想意识和沟通工具有关。袍哥《海底》、“汉留”以及对自己组织之起源的说法，可以看作是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所指出的“被发明的传统”的一个过程。他们利用“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21] 这种“被发明的传统”成为他们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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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清朝地方官和官方的文件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与袍哥对自己历史的起源完全不同的说法。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同的说法是因为各有着不同的目的。官方把袍哥的起源说成是地痞流氓、江湖强盗，除了偏见外，还有着政治的目的，即有利于对这个集团进行打击。而袍哥对自己历史的描述，则是形象塑造的一部分，也是一种身份的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是他们扩大组织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我们现在无法确认官方和袍哥各种描述的可信度，但毫无疑问，两者都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也都存在人为的历史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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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真正的袍哥成员来说，精通《海底》成为证明其身份的前提。虽然这个文件的来源和可信度难以判定，但它作为这个组织的经典和媒介，对反清、反满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调查报告的“附录六”关于袍哥的书籍举例中，沈宝媛列出了五种书目，即《汉留海底》，“胡朗秋署 光绪三十三年孟春月出版”；《江湖问答》，“博爱山人校正 仁昌书局代印”；《海湖言词》，同上；《新海底》，同上（上下二册）；《革命宗旨》，同上。[22] 另外，应该提到的是，《海底》有许多版本。我手头目前有三个不同的《海底》版本，但是都不是沈宝媛上面所列。这三个版本是：一，民国廿一年仲春中浣新镌《成都江湖海底全集》；二，成都刘双合刻版《成都江湖海底》，民国廿三年六月重刊；三，李子峰编著《海底》，1940年版。前两本都是本地印行，木刻版。第三本是铅字排印本，达334页，流传最广，篇幅也最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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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百年间，袍哥一直与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争夺地方的控制权，与地方政权的演变共进退。同时，这个组织与地方精英、保甲、团练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川西平原，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由于移民的流动性，宗族的权力不如中国南方那么强大。国家通过精英间接行使权力来对乡村进行控制。[24] 从清代到民国，县以下的地区控制是通过保甲制来实施的，十家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一保之内，守望相助，成为地方控制中强有力的手段。[25] 据嘉庆十八年（1813）《巴县团首牌团条例》，各场镇还设立梆锣并木架一座、高脚牌一面，牌上书写“严拿匪徒”四字，造上方下圆青岗木棍四根，上写“专拿匪徒”四字，插立木架之上，“以壮威势”。还要求各家制青岗木棍一二根，“以备捕贼防身”。若有“匪徒入境”，立即“鸣锣击梆”，各牌头一闻锣声“即率牌众，各持木棍齐集，协力擒拿”。道光三十年（1850）巴县又制订《编查保甲条规》，规定每牌头对所管十户凡有无产业，其亲属、奴仆、雇工人数，有无职役，田地若干，现住房屋系自业、当业、佃业，以及父母、伯叔、兄弟、妻妾、子女、子侄、孙子等是何名氏，共有男几丁、女几口，“逐款察明，按照牌册格眼，备细填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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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牌头、甲长、团首等都由有一定地位的人担任，如规定牌头“必须素无过犯，才过九家者，方可充当”。团首“不拘绅士粮户”，但必须选择“品行端方，为人公道；素为一方敬服者”。保甲制实由地方精英实施，任职者由地方保举。除保正外，还有场约、乡约等名目，与保正会同办理乡民诉讼，办差徭公事等。他们一般由乡绅推荐，官方给照，“以平民充之”。[27] 其实，保正往往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非但无薪俸，而且处于地方、乡村势力与国家之间的夹缝中。当政府强加额外征收或民众因歉收无力缴纳赋税时，保正职责便更难执行，他们在国家权力和地方利益之间进退两难。不过，虽然担任保正这类维持地方秩序的职务有种种难处，但毕竟在地方上有了一定的“身份”，而且也可以因此捞到一些好处，所以有不少小绅还是乐于出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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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练衍生于保甲，因此与保甲在编制、职能等方面有相似和重合。但也有不同。团练的规模较保甲有所扩大，如成都附近新都县之团练分为：牌（头目为牌首）、甲（甲长）、团（团正）、场（总监正）。其中最后一项“场”就是保甲制所没有的。团练的编制力求与乡村社会既存的组织规制相一致。如成都县全县分为二十四里，复为三十四保。井研县的基本单位是镇，在光绪年间全县先分为17镇，然后在此基础上以团保混合。团练与保甲的另一个不同在于，保甲由官办，大权在中央，各地保甲运作的每一个环节，由地方官掌握。而团练则由官绅合办，办团士绅虽经中央简派，但其组织规模及运作机制则基本上由士绅决定。他们往往在一个村庄或城镇建立自己的办公场所——团练局，表面上由官总其权，绅董其事，但是实际上多由士绅操纵团练大权，官权在其中的作用十分有限。[28] 1935年，四川实行新县制，保甲也重新编制，根据1945年四川第五次编查保甲的概况，“望镇”所属的成都县，共有14个乡镇，分为255保，2511甲（图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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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渐炽是在嘉庆以后，到咸丰、同治年间，势力迅速蔓延，川省“匪徒无虑数十百股”，而且均有“匪首”，他们大多是“无知妇孺、会匪、饥民，聚党数十人或数百人便图起事”。这里提到的“会匪”，即是哥老会。如果是“大兵进剿”，他们则“不耐一战，弃械狂奔，混入居民”。[30] 哥老会经常“开山”纳徒，据晚清四川省咨议局关于解散会党的议案中称：“会党之增加党类，必在开山结盟时，开山一次，新入会者辄数十百人，如是不已，会党安得不多？其开山必在深宵僻地，又有衙蠹为之牒蒙，盖似不易察。然每开山，少者人以百计，多以千计，来程至数百千里。”在集会之前，“大约皆藉期会或生辰燕会为名，发布红柬，遣人邀请”。[31] 这是对袍哥势力扩张的一个生动描述，反映了官府对他们无可奈何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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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龙泉驿小乡镇上的消防队。他们穿着制服，精神抖擞、自信满满，和我们过去印象中的小乡镇相去甚远。照片由美国《生活》（Life）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Carl Mydans）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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