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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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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十一章 权势的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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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的经济实力其实并不雄厚，但又必须支撑着场面。虽然经济上是捉襟见肘，但是他和沈宝媛聊天时，从来不提起“家累与负担”，只是沈从旁了解到，他最近两年来“非常清苦”。袍哥活动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经济上实际的好处。在当地袍哥这个集团中，经济活动能力最强的是管事刘大爷，其次是舵把子佟念生，雷明远基本上“未能得甚么油水”，所以只能算“瘦袍哥”。但是作为一个袍哥首领，他极好面子，对于家境的艰难，他从不提起，相反倒喜欢夸耀自己的本领和财富。遇到陌生的客人，他总要在乡场上请喝茶和吃酒菜，如果客人没有接受他的邀请，他会很不开心，认为有失面子。由于这样的挥霍，弄得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但是，在码头做大爷的人，据说就是要这样广交朋友，才能吃得开。如果舍得花钱，会吹牛皮，再加上有雄心、有武艺，就能笼络更多的人，在袍哥中的地位就会长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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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首领还得经常在各码头走动，以建立一个关系和权力的网络。1943年春天，雷大爷曾周游各地，转了一大圈，到过绵竹、大足等地（见地图3），花钱十分豪爽，“好像阔佬一般的”。别人都称他为“公爷”，达到了心理上的满足。花了一笔钱换得了江湖上的虚名，结交了若干外县的弟兄，他认为真是不虚此行。但他这次游历结交的结果，却是财务出现了极大的亏空，只好变卖家里的谷子填充缺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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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把子都是尽量获取经济利益，因为他们的权势也是靠经济实力来支撑的。如前面提到的金堂贺松，他为了控制更多码头，进一步扩大地盘，“便主动和各‘码头’袍哥交往”，对他们的活动不仅不过问不干涉，有的还“暗中支持”。最后和各码头的舵把子商量，将九个码头合并成立一个总码头。1943年春，九码头合并成立“同仁公”社，由贺松任总舵把子，总揽内外一切事务。总社成立后，有的人“除在本地抢劫外，还外出打起发”。这里所谓“打起发”就是外出抢劫。贺以各种手段，搜刮了很大一笔钱，供其“挥霍糜烂”。另外，他还唆使兄弟伙到处抢劫，他则“坐地分赃”。贺松家只有四口人，“但常吃饭的却有两三桌”，他们都是“贺的爪牙、保镖”，这些人“依仗贺的势力，狐假虎威，横行乡里，大干伤天害理之事”。而贺松也利用这些人“残暴欺压百姓，攫取非分无义之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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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资料并没有说明贺松属于“清水”还是“浑水”，但从这些描述的活动看，他似乎是属于“浑水”。不过，一般“浑水”都和政府不发生关系，贺松却有着乡长的头衔。因此，关于贺松的这些描述，或许我们可以做以下一些猜测。一是可能显示了民国时期袍哥的复杂性，“清水”和“浑水”的划分并不绝对，而且可能存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场合的合流。二是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地方文史资料的写作，可能片面夸大了贺松作为“坏人”的那一方面。正如从本书我们所知道的，袍哥的帮规和行为准则是反对抢杀劫掠、欺辱弱小的。如资料所述的这样一个袍哥首领，怎么能在地方建立起声誉和威望？三是贺松可能只是袍哥中的个案，并不能代表这个集体和成员一般的情况，也就是说，金堂的袍哥错误地让一个作恶多端的人物窃取了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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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因着家中的田产个人的财富而挥霍的炫耀过一时，也曾因着自己英雄武行的表现，而到达黄金时代中一流大爷的地位”。[4] 但是要永远风光是非常困难的。尽管雷明远使出浑身解数来维持影响，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雷明远在江湖的地位，已经逐渐不如以前，在“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江湖上，要想始终维持权势，谈何容易？雷明远也感到在外面的失意，以前的威风逐渐在丧失。虽然“望镇”的袍哥势力仍然在发展，但是他自己的威信却大不如前。心中有窝囊气，事事不如意，经常只能在家里发泄，“在家里好像一个活阎罗，动辄就上天下地的大骂”。也只有雷大娘可以制服他，但是夫妇间的关系却越来越坏。雷大爷经常早出晚归，甚至深夜才落家，显然他的整个心，都不在家庭上，不知道在哪里飘荡。雷大娘小心翼翼地维持一家的和平，但是雷明远并不在状态，“整个家庭都在不安宁的状态之下”过日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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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袍哥是一个紧密的团体，但雷明远似乎看到他周围的人在渐渐远离。可能弟兄们已经发现，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在家庭经济趋向于破产，在武功方面也不能维系原有的地位及领导弟兄们的时候”，他的声名“逐渐动摇”了。他“从人群赏识的最高峰中，骤然的跌下，由首领的地位几乎一变而为贤[闲]大爷了”。[6] 一个有钱有势的袍哥首领，得到的是实利。但雷明远的付出，得到的更多的是虚名，因为他毕竟财力不足，固然可以花钱买得一时的风光，但是难以维持长久。世间事情的变化，往往比预想的要快。有时候看起来一帆风顺，结果由于其中一环链条断裂，打击接踵而来，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要想拯救，也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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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雷明远运转机器出问题的链条，就是他没有能按时交租。说起来有点难以理解，一个前副乡长、前保安队长、当地袍哥的副舵把子，竟然被给地主交租难倒了。由于没有按时交租，住在成都的尤姓地主把这40亩田转租给了蔡家。1945年腊月，新佃户蔡家到达，接收这40亩田，雷家所住房屋也是属于地主尤家的，也要转给新佃客，还举行了“转佃的请客仪式”，左邻右舍及地方袍哥都请到了。新佃客给雷家50石米作为安抚和补偿。[7] 这说明可能当时的习惯是，如果老佃户失佃，新佃户应该给老佃户一定的补偿。也即是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老佃户还不至于无法生活。这些粮食给他和家人一定的时间过渡。后面我们将看到这些粮食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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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乡下人的“迷信”说法，腊月里切忌搬家，但新佃客已到，他们只好退出了正屋，暂时住在偏房里，由大厨房搬到小厨房，这真“好像一个大家庭要趋向于没落的预兆”。小厨房的梁上挂着一块蔡家送来的腊肉，雷大娘曾感叹地对家人说，这几天吃着这肉的时候，想到这个家正是要垮的样子，就给这块肉起了一个名字，称为“垮杆肉”。这里也可以看到，新佃户竭力弥补给老佃户带来的种种不便。老佃户固然对转佃有种种不满，但是当面对一个谦卑的新来者，也不好把气撒在他的身上。雷大娘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倒还保持着一点幽默，也算是自嘲吧。对雷大娘来说，这真算不得天要塌下来。她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状况，重新过贫穷的生活，对她来讲，并不是一个迈不过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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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经济出了问题，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子女。儿子具龙一直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继续上学对他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再加上当时的家庭情况不好，他干脆去了成都外西一个汽车修理厂当学徒。他素来很内向，与自己父母又没有多少感情交流，走后二三个月都没有回家。出去当学徒，也可能是他离开这个使他不快活的家庭和逃避读书的一个借口。学徒三年才能出师。沈宝媛评论道：“学徒制度在现存的经济形态下是资本家利用幼小劳动者的一种最畸形、最无理、富有剥削性的坏制度。”许多像具龙这样年纪的小孩，名为学艺，实则整天“作牛马养活着终日无所事事的老板和他们的家小，供他们驱役”，这三年中没有工资报酬，“差不多把他们成长中的生命力全部断送在这机械的劳动里了”（图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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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沈宝媛批评中国学徒制度的不公平，的确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老板或者师傅把学徒当成劳动力驱使的例子，许多师傅并不正经传艺，学徒只得偷偷地学，所以才有了“偷师学艺”的说法。但是问题也不是这么简单，学徒制度的建立，给许多穷人家的孩子提供了一个机会。虽然这期间没有工资，但是店里提供食宿，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而且许多行业，需要相当的时间，才可能掌握必需的技巧。而且，对需要学徒的行业来说，例如店员，跑堂，木工、砖瓦工等手工业者，如果要付工资的话，老板宁可去招熟练的工人。正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招学徒节约开支，才给那些真正想学艺的穷人，提供了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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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一个照顾婴儿的农村小孩。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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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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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媛的老师廖泰初在1941年发表过一篇讨论学徒的文章，指出中国的学徒制度，开始是以家传为特色，农工商都是如此，隋唐以后，由于店肆、坊铺、行会增多，学徒才脱离了家庭的圈子，进入社会。学徒的训练期限从9个月到4年不等。到清以后，因为同业人数增加，收徒、合同、出师等都是根据行会规章处理。当时有人估计，中国学徒人数达到3000万，但是廖泰初估计应该是1000万—2000万。“一批是真正志愿学艺的，对某行某业发生兴趣，将来得一技之长，终身有所依靠。”但是由于供过于求，所以入店并不容易，特别是要“有钱有势或是有深厚交情者的介绍和担保”。一般是十二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合同内常有“打死勿论”，“如有自缢、投河、逃亡等，均与柜上无关”的规定。的确，有的学徒“整日生活就是三壶主义”，即管茶壶，提酒壶，洗便壶。“普通学徒就是一个奴隶。”但是，“经过生活的艰苦，工作的勤劳，各种打骂模仿的教育和训练，学徒也有毕业的时候，这就是脱离牢笼的一天，术语称作‘出师’或是‘满徒’”。出师是学徒“最大的一个转机，一切地位金钱身体思想都重新获得自由，人生态度完全改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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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地方上有影响的袍哥首领，自己的儿子最后落到去当学徒，可能也是他地位下降的一个标志吧。雷明远和雷大娘应该知道学徒将来是没有大前途的，然而，他们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不过，对雷大娘来说，值得欣慰的是，淑英仍然能缴费上学，这样至少淑英还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归宿。对具龙去当学徒，雷明远好像并不认为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还自我解嘲地说要在这三年之中储蓄几百万块钱，等具龙学成以后，买一部车，让他开车做生意。如果真能达到这个目的，倒也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但是，从目前雷家的这种经济状况看，恐怕实现的可能性非常渺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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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腊月，对于雷家来说，过得真是非常惨淡。男主人终日在外不落家，雷大娘也经常在外面走动，只有淑英、长工老周以及使女俊芳在家。他们也就靠吃泡菜下饭度日。而隔壁蔡家的织机不停地响着，一副忙碌和兴旺的景象，与雷家这边的清冷，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11] 沈宝媛的调查对这个新来的佃户蔡家描述不多，但是我们也能感到蔡家是比较殷实的。首先一下子能够拿出50石米来，就不是一般佃农所能够办到的。另外，除了经营稻田，同时进行手工业活动，一看就善于持家。与雷明远不善积累、挥霍无度真是天壤之别（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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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过年了。腊月二十八，“望镇”的袍哥根据老习惯，在土地庙聚会，喝酒吃肉，猜拳行令。然后大家推牌九、打扑克赌钱。过去的惯例是，正月初一大家在自己家里过年，正月初二给正舵把子拜年，全体袍哥兄弟都要送礼，舵把子招待大家吃酒。正月初三是给副舵把子拜年，正月初四向三哥拜年，然后轮到五哥（即两个管事），依次类推。辈数小的兄弟，在正月十五以前，差不多天天都有酒席可吃，但是也需要天天送礼，这是一笔极大的开销。[12] 但今年过年，雷家已经没有能力招待百余位的弟兄，所以副舵把子雷明远很早放风，今年恕不待客，当然也就没有礼可收。当然，这也打破了多年来的惯例。新年请客拜年，都是联络感情的重要活动，也是袍哥首领笼络和感谢鞍前马后、劳累一年的弟兄的一种手段。雷家打破这个惯例，也就是说从这个感情联络的循环中自动退了出来。显然，对他在江湖上的名声和威望，无疑有着极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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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袍哥，经济基础和权力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如前面提到过的开江县的袍哥大爷蔡兴华，他在后来的回忆中，特别提到经费是苦恼的事情，组织的收入包括每年每人交三至五元会费（有困难者可以免交），外加“办提升”（他没有解释什么是“办提升”，我猜想是袍哥成员的升级）交纳的“码头钱”，以及个别人对本堂的资助三项，但主要的应酬费来自“各铺子的倡捐和摊派。如年拜会、清明会、单刀会等”。当大爷的还必须多捐款，如果少了，会被讥讽为“狗（吝啬）大爷”。蔡为了解决“当大爷后支多进少的矛盾”，运用了原来开织布机房积攒的钱，除“做临时应酬”外，还开店铺，先后开了桐油铺、盐铺、烟茶馆、“饭客铺”（饭馆兼客栈）等，“人力不够就请兄弟帮忙”。但是蔡称，“每天虽有微利进来，仍满足不了各种开支”。“饭客铺”不对外，“专供来往过客食宿”。所谓“来往过客”就是指他的袍哥兄弟。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铺子中的大多数，都是他当大爷以后开办的，也说明大爷的这个地位，促进了他生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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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乡村农家织机。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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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开支，如资助访客和本堂兄弟，“特别是逢着达官显贵既要留驾宴请，又要给钱送行”。逢年过节，还有“应酬各种倡捐和摊派”，还要“筹备许多钱粮，强装大方地赐给在场兄弟”。具体给多少，则根据人数和交情厚薄而定，当时叫做“压岁钱”或“酒钱”。总之，当大爷要“吃得开、宰得动，不仅有钱，还要洒脱，否则便是狗大爷”，因此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个位置是很难做的。蔡称他采用“高来高打发，低来低打发”的“应酬原则”，但是仍然难以平衡，只好“拆东补西”，很是焦心烦恼。蔡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和上面所提到的雷明远的情况类似，袍哥大爷必须要有经济能力款待小兄弟们。[13] 下层袍哥经济状况一般都比较差，还指望在大爷那里混吃混喝，不过在大爷需要的时候，则要为之冲锋陷阵，这点也和幕府时期的日本武士类似。平时给予他们好处，在关键的时候方能利用其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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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远没有蔡兴华这样多的渠道。虽然他也经营一个烟铺，但是并不能弥补失佃的开销。再加上他自己重新陷入吸食鸦片的深渊，因此其经济状况不但难以改善，而且变得愈来愈糟糕。雷家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也使过去威风凛凛的雷大爷，逐步失去了在地方袍哥中呼风唤雨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