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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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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十五章 何处是“望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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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社会学调查，为了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沈宝媛在论文中并没有使用真名。她在“论文提要”中写道：“因为本文是研究秘密结社与其领袖人物，故对所论及之对象无公开之必要，此为社会工作者所必须有之职业道德也。所以，在此特书假名，尚祈院长、系主任、导师及阅者诸君原谅！”另外，我们从沈宝媛的论文中，已经知道她的调查地点是在“成都外西望镇”。我查了不少资料，没有找到“望镇”这个地方。虽然沈宝媛在论文中并没有表示这个地名也是为了保护隐私而杜撰，但是显然和人名一样，应该也采取了隐蔽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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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沈宝媛本人了解情况的努力失败以后，我继续从文献中寻找有关沈宝媛这次调查的信息，力图找到她进行田野调查的确切地点。我开始阅读关于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后的一切资料，意外地在《燕京大学史稿》书后列的大事记“1945年7月”条下面，发现这样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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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旬，暑假开始，以“未名”、“启明”、“可犁”团契及“燕京生活”、“燕京文摘”社成员为骨干，得华西坝五大学“学生公社”经费赞助，与华西、金女大同学组成两个乡村工作服务团，由燕大李中、卫永清分别带队，分赴龙泉驿和金堂县姚家渡，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乡村教育、卫生及抗日宣传服务，并开展乡村社会调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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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间，与沈宝媛在论文中描述的时间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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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乡下的头一天是七月十四日，一直到十九号整整五天之中，都在拜访，尤其本地执政及大爷们更是我们首先拜访的对象。……从七月十九日到八月二十四日这一个月零五天的功夫中，每天也收集我论文的材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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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沈宝媛的调查可能是这次暑期活动的一部分，她在论文中写道：“当时，藉着学生救济会及本校社会系分发同学至乡间服务的机会……与两位同学连同本校的一位助理一同进行拓荒的工作，大家坚定志向，准备在此地苦干一番。”她还提供了所做的具体工作：“我们的工作基础首先打定在友谊的交往上，先要知道的是农村生活的概况，农民家庭的情形，地方势力的梗概等，而我们所预计的工作有办农民学校，特别补习，医药治疗，防疫协助，卫生指导，代写书信，讲解时事，展览新闻图画及开放电影等等。”[3] 这里提到的“农民学校”，应该就是沈的报告中数次提到的“农村补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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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大事记提到，学生被分派到龙泉驿和金堂县姚家渡两个地方；而论文中提到，沈宝媛所去的地方，是从“西门北巷子”出城。我查了1940年代的成都地图，发现北巷子更靠近成都北门，如果是前往位于成都东南的龙泉驿，应该出成都东门，往东南方向走，因此龙泉驿当被排除。北巷子在成都东北，刚好是去金堂县的方向（地图1，图15-1）。因此，我开始猜测她所称的“望镇”，可能就是金堂县的姚家渡。在其他人的回忆中，也提到这次活动。如苏予写道：“我一个暑假都在金堂县姚家渡，参加党的地下组织‘民主青年协会’举办的乡村服务活动，当时我已读完大学新闻系一年级。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偏僻的乡村小镇，我们提前返回学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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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乡场的街上。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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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我倾向于认为沈宝媛的调查地就是金堂县的姚家渡。但是让我困惑的是，沈在调查中几次提到出“西门”或者成都的“外西”，难道是她的笔误吗？还是由于她不熟悉成都的方位？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相信“望镇”是位于成都西北方向的崇义桥，那里有燕京大学设立的一个固定的“农村研究服务站”。在成都复校以后，燕大社会学系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工作，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迁校成都后，地区特点和战争环境给服务实习活动带来困难，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这期间实习地点分为边疆、农村、城市三方面，其中农村方面，法学院在崇义桥建立了“农村研究服务处”，实习工作包括农民补习学校、发行农民消息月刊、小农借贷、农家拜访指导、农村青年集中训练等。[5] 另外据《燕京大学史稿》，1943年春“教育系廖泰初教授率师生在成都北郊崇义桥夏家寺建农村研究服务站。此后三年中，服务站开办农民识字班，进行民众教育与社会调查、小生产加工服务，举办两次农业科学成就展览”。[6] 服务站的这些活动与沈在她的论文中提到的她所参与的各种实践，基本上是吻合的（图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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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篇回忆廖泰初的文章称，燕大在成都复校后，没有设立教育系，也没开设教育学课，他便“加入了法学院的教师队伍，致力于社会研究与社会服务的同时，见缝插针地搞些乡教工作”。廖发现，成都附近农村“文化十分落后”，而且“地方上的恶势力也很大”，他选定在成都北门外崇义桥为燕大的社会系办起了一个农村研究服务站，其目的有好几个：“一、为燕大法学院学生暑期实习，采集论文资料提供便利；二、为当地失学儿童创办补习学校；三、为当地文盲的贫苦人民代写书信；四、为当地办一些生产事业，如一个制造花生酱的工厂；五、办农业展览，传授农业新知识；六、向当地人民进行公共卫生教育，并进行简易的医疗。”[7] 因此，按照第一个目的的说法，沈宝媛选择崇义桥作为调查地，便顺理成章了。更不用说，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老师廖泰初对袍哥已经有一个初步的研究，即廖1947年在英文刊物《太平洋事务》上发表的文章，而在发表之前，廖泰初把这篇文章的手稿给沈宝媛做过参考，沈的“论文提要”中也提到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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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 今日老崇义桥。作者于2014年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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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3 今日崇义桥的小店铺。作者于2014年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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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雷洁琼、水世琤的《燕京大学社会服务工作三十年》：“燕大法学院接受洛氏基金会经费补助，在成都崇义桥成立农村服务研究处，服务工作分为社会调查及社会服务两个方面。法学院师生对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哥老会’、‘私塾’、‘中国偏方’、‘学徒制’等多篇。”[9] 这里“洛氏基金”当是指洛克菲勒基金会。文中提到的“哥老会”的研究，有两种可能，一是廖的上述文章，一是沈宝媛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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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对这个机构的名称说法不一，有的称“服务处”，有的称“服务站”，可能当时两种名称并行。由于燕京大学法学院在崇义桥建有“农村研究服务站”，作为法学院的学生，到这个地方进行农村调查有许多有利条件。在沈宝媛的调查报告中，也提到过在她调查的地方有“燕大的农村服务处”，很可能就是廖泰初的这个服务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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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发现更坚定了我的这个看法。我在翻阅《成都街巷志》的时候，在“北巷子和南巷子”的条目下，看到这样的说明“今天的北巷子与南巷子的位置，是清代老西门城墙外面的南北通道”（图15-4）。[11] 这个描述提示我再去认真研究地图，竟然发现，在成都西城门外，几乎就顺着城墙，有一条西南—西北走向的小巷，以老西门为界，以北称北巷子，以南称南巷子（地图4）。显然，沈宝媛所提到的“北巷子”，就是这条北巷子，而非靠近北门的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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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沈宝媛的描述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出成都西门北巷子，通过平乡，再往前行，约五里路远的地方，就可到达望镇。”由于北巷子是南北走向，虽然是出成都西门，但其实出城后是往北走，而非朝西走。她说的“平乡”，应该就是崇义桥和成都之间的“太平乡”，是当时成都县的14个乡之一。她还说平乡是“战时疏散区域”，这里“人烟稠密”，有“城市与乡村混合之风”。再往前走“五里路之地，便是望镇的范围了”。[12] 从地图上观之，这正是崇义桥的方位。据雍正《四川通志》，“崇义桥铺”在成都县“西北二十里”。[13] 另外，“崇”与“望”在字义上相通，沈宝媛在给她的调查地取名时，可能也有某种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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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 成都西门外的城墙和马路，可能沈宝媛到崇义桥便是走这条路。照片来自法国档案，时间不详，但是根据城墙上的大幅广告“及时钟表眼镜公司——成都春熙路”可知，照片一定摄于1925年以后。1924年军阀杨森修建春熙路，江浙帮商人于1925年在春熙路开办及时钟表眼镜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