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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170683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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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第十六章 袍哥的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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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义桥这个小地方，在成都和平解放中，还扮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据川西和平起义的主要角色之一，原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回忆，在起义前，他和川军另两位首领刘文辉、潘文华的心情相当矛盾：虽明知蒋政权必败，但没有预料到崩溃得那么迅速；虽明知共产党必胜，但对中共政策和个人前途仍疑惧重重，因为他们都曾经和红军打过仗。当时蒋介石的嫡系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对他们也有防备。淮海战役后，蒋介石政权岌岌可危，当时这些川军首领不希望溃败部队退到四川，但王陵基不可能与他们合作。王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心，帮助蒋作垂死挣扎，积极扩充保安团队，“不惜糜烂地方”。邓、刘、潘预见到共产党很快将进入四川，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保境安民”，“和平迎接解放，使四川免于战祸”。1949年夏，他们实际上已经和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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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上午，他们在刘文辉家聚会。蒋介石约见刘文辉，邓和刘担心可能蒋要逼迫他们上飞机去台湾，便与刘密商出走办法。当时两家门前暗探密布，出入皆受到监视，他们决定不带行李，先后出北门，邓携带猎枪，以出城打猎为借口。刘则称有病，要去医院看病。他们先后通过外北检查站，在城隍庙会合，然后在梁家巷乘车去崇义桥，次日转移到龙桥，开始进行军事部署，并联络各乡民团。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人发布告全川民众书，正式通电起义。邓锡侯后来说：“这是我们公开与蒋介石决裂、投向人民的开始，也是我们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向新生的开始。”尽管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对他们施加压力，但是川军也在崇义桥以西布置了重兵，一直坚持到月底解放军逼近成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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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解放军进入成都，川西平原基本上为共产党所控制。各郊县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也纷纷改换门庭。袍哥有着和政府对抗的丰富经验，这是他们能够发展壮大的必不可少的保障。但是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当新政权来临，袍哥庞大的组织，过去的丰富经验，以及手中的武器，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摧毁。袍哥的一般成员向政府自首后，基本可以不受冲击，但是除了那些和中共有密切关系的袍哥首领，其他舵把子的结局就很不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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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袍哥头目被处决，大量袍哥成员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当然也有一些幸存下来。这些幸存下来的袍哥，大概有几种情况：一是那些底层袍哥，本来参加这个组织就是为了寻求保护，没有任何权力，属于共产党所称的“人民”和“被压迫者”。二是那些与共产党有一定关系的袍哥，他们与国民党地方政府有矛盾，暗中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活动。[2] 三是虽然在袍哥中有一定的地位，但处事比较温和，在地方上没有什么敌人，也没有干过“坏事”。本书多次提到的蔡兴华属于第二类，所以他有机会在晚年时（1987）讲述自己的历史，说出自己当袍哥的经历。也由于与共产党的这层关系，蔡才得以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幸存，这个运动中袍哥上层几乎被一网打尽，很多受到镇压。礼号袍哥都是下层人，因此共产党不会太为难他们。蔡表示，当袍哥大爷给他带来经济压力和无穷烦恼，“真正要解除这种烦恼，只有终结袍哥这种组织。直到新中国成立，我才算脱离苦恼”。[3] 我们不清楚这是不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对失去大爷的地位是不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遗憾；我们知道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并没有多少选择。而且他与“进步人士”的长期来往，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对新政权持欢迎的态度（图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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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的舵把子们，除了像蔡兴华那样的共产党的朋友，1949年以后几乎都在劫难逃。由地方政府主持的文史资料的编撰和写作，对他们也多持讨伐的口吻。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我翻阅了四川省、市、县、区各级所编撰的几乎全部文史资料中关于袍哥的文章，特别是对地方袍哥著名人物的描写。本书多次提到的关于金堂县袍哥舵把子贺松的那篇文章，便是文史资料对袍哥的一个典型的叙事，是在《霸踞竹篙集党、政、军、匪、袍于一身的反动人物贺松》这样的标题下展开的，我们不用看内容就知道是一个地方恶人的传记。也就是说，这些资料的写作目的，就是把这样的“坏人”和所干的坏事，记载下来进行鞭挞。我们也知道了贺松最后的结局：1949年12月，解放军进入金堂县，贺松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疯狂地垂死挣扎”，多次“组织暴乱”。1950年7月被判处死刑，“在金堂县城厢镇原县立中学校园内执行枪决”。[4] 其实，金堂距崇义桥，也不过五六十公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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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龙泉驿的乡场首领，估计是一个袍哥大爷。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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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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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缺乏关于崇义桥袍哥覆灭的具体记载，但是我发现了距崇义桥不到20公里的新繁袍哥的末日（见地图1）。我有幸得到新繁县公安局于1950年9月所编制的《新繁县袍哥概况》手稿复印件，了解到十分详细的信息。从这份资料，我们知道新繁县的哥老会总名称叫“同乐社”，总部设在新繁城内，由五个码头混合改组而成，其中四个从清光绪末年就存在，即“协和公社”，活动范围在西门和东门一带；“南集公社”，在南门和北门一带；“天一公社”，在城内；“凤仪公社”，在禾登场。在清代，“社会制度非常严格”，百姓要到县政府进行诉讼困难重重，为了沟通二者之间的关系，遂由县衙门内“文武两班九房老典联合成立一个码头室”，称为“九合公社”。也即是说，这个袍哥公社实际上是由县衙吏组成的。因而晚清的新繁有五个袍哥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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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为了减少纷争”，五个社的负责人磋商研究，把五个码头合并起来成立同乐公社。1923年之后，同乐社发展到乡镇成立分社，几年之内前后成立者计有“心一社”（南桥）、“云龙社”（龙桥，即第十五章提到的吴虞经常路过崇义桥去巡视地产的地方）、“三益社”（斑竹园）、“三杰社”（竹友乡）、“琴鹤社”（青白江）、“长寿社”（清流乡）、“兴隆社”（兴隆堰）、“永安社”（严家桥）、“集和社”（王家船）、“永乐社”（新郫桥）等11个码头（但是资料只列出10个）。1942年，板板桥和公毅场各成立一个码头，分别叫“一友社”和“公毅社”。这样，连同同乐总社，共14个码头。在这个时期，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逐渐开始合流”，1948年同乐总社改选，贺海廷出任舵把子（社长），孙宏章、何载之任副舵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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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份资料，1939年之前的新繁袍哥多是清水袍哥，“除了在封建社会中有一般所谓‘忠义’形式上的活动外，别无其他”。但是从1939年始李树驿任疏散区的守备司令，侯俊德任新繁县长后，他们“消极利用袍哥”，结果袍哥“气焰为之大炽”。除了组织日趋严密，而且“人数日益加多”，同乐总社实际上是何载之、黄国栋掌权。在这个时期，各分支社的舵把子都竭力“扩充武力”，还暗中支使兄弟伙“杀人劫货”。多数袍哥“表面上是清水，而实际上都仍是通匪通盗的”。袍哥“把持掩护全县的烟馆、赌场”。凡操营此种业务者，必须要到管事那里取得同意，并抽出所获利润的一部分，捐作码头上的开支。在经营过程中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得到袍哥许可，就“有了保障”，就是“杀人放火”一类的事情也不例外。如果有人敢于出面干涉，就会受到袍哥打击，龙桥乡和新隆乡的乡长就是这样被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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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资料还注意到，“一般的民众如果没有袍哥，就会失掉一切保障，因此如入袍哥就成了会受人羡慕的光荣行为”，以至于在当时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无袍可耻”的倾向，所以“土豪地主之流都群起参加”，在县参议会的若干人，也都“掌握着哥老会的实权”。他们和袍哥的清水浑水都有联络，“坐地分肥”，甚至指使兄弟伙到邻县去抢劫，因此“成都、新都、彭县等处发生抢案，十之七八都是新繁人干的”。他们还经常以“请会”的方式来向商人“榨取”保险费，又抽耕牛税。当吕松云就任新繁县长的时候，新繁匪盗横行，弄得“商旅止步”，在“多方清剿亦无成效”之后，全体参议员到成都把何载之找回来，“管理上不三天，土匪便全部绝迹”。所以吕松云感叹说，他这个县长的法令还当不了“何载之走一趟”，可见袍哥“力量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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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新繁的袍哥在城东门外召集大会，进行改组，同时通知各乡分支社奉行，更改原来的社长制为委员制，改选结果多半仍为原来的负责人。同乐总社主任委员为贺海廷，副主任委员为何载之、孙宏章，下设仲裁、交际、财务、福利、纠查、审核、常务总务、社务等八部门，“宣誓以保卫乡土为旨”。如果个人间出现纠纷，由社员们公开解决，“不许再有私下报复的行动”，要求会员们必须做到“上下齐心，团结一致”。可以看出，在共产党接管前夕，这个组织开始注意其社会形象，力图摆脱“黑社会”组织的暴力火拼，其主要目的是“增大力量，以观察大局的演变”。在这场历史的变局之中，清水袍哥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见风使舵”，希望仍然能够“保持一部分权力和特殊地位”；但是浑水袍哥和“实力派”的袍哥，则由于“不能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办法和眼光短浅的缘故”，想乘动乱时刻，“时势造英雄”，干一番事业，或者“发一笔横财”，并和“特务土匪勾结”，进行了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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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军入川前的两三个月，何载之等便筹组便衣队，“保护地方安定”，召集开会，多方活动，制订计划，决定各乡“设立游击大队”，并筹备经费，购买枪弹，而且有的还是县参议会副议长、参议员等出面，召集各乡镇长会议，“把新繁的袍哥游击化”。又在城内关帝庙召开会议，“各码头五排以上的人都出席参加”，把全县的浑水袍哥编组为一个游击大队，何载之为主任，支茂为支队长，所有乡公所的队丁也归游击队指挥，每人月支食米石二斗，并派出管事分往各县各社联络，灌县的袍哥也派人前来联系。“土匪叛乱以后”，新繁袍哥“里应外合”，随时派人“互通音讯”，报告城内解放军的调动情形，在新繁多次的叛乱中，那些“匪首”几乎“全是袍哥”。因此资料的结论是，“新繁的叛乱可以说是以哥老会为主表现出来的”。新政权设立后，“袍哥们都知道哥老会是一种封建社会的组织，不应该继续存立”，便逐渐“销声匿迹”，在“无形中等于解散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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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繁公安局的资料，新繁县的袍哥在“暴乱”被平定后就自动消失了。可以肯定的是，暴乱的平定对新繁袍哥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其实，袍哥应该知道其势力是无法与解放军对抗的，为什么要鸡蛋碰石头呢？过去我们对解放军进入大城市的情况了解比较详细，但是怎样接管和控制乡场则比较模糊。新繁袍哥的覆灭，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1990年代出版的文史资料，补充了不少细节，使我们对其前因后果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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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繁县像成都一样，是和平解放的。在解放前夕，原国民党新繁县地方的党、政、警、地方武装、乡、镇、保、甲一整套人员均原封未动，等候解放军“前来接管”。尽管国民党在解放军进入之前进行了游击战的安排，但最后权衡利弊，加上川军首领都宣布支持共产党，对那些下级军人、地方官员、袍哥来讲，任何抵抗已经失去了意义。我们要问的是，既然这个时候袍哥和地方武装都没有打算反抗，为什么随后又发生暴乱呢？新繁县的个案，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不少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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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是1949年12月27日进入成都的，几天以后，即1950年1月2日，派了军代表、征粮工作组组长和组员“几个人到新繁县接管”。和原新繁县长张洵接了头，并说明了来意。4日，由张洵在县政府会议室召开了原县有关机关主要人员及乡镇长会议，军代表在会上讲了话，大意是：他们奉川西党委指示前来接管，今后一切重大问题，均要通过军代表同意。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征粮，“以保证入川大军和起义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各种资料表明，当时反抗征粮应该是引发暴乱的主要原因（图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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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征粮组组长曹云生的回忆，征粮工作是一场“政治运动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工作组在深入农村征粮时，依靠基本群众，“征粮对象绝大多数是大地主、大豪绅、富农，一般农民的粮赋早已交清。因此征粮工作十分困难”。正如我在第二章中已经研究过的，川西平原实际上很少有大地主、大土豪，因此，在征粮过程中，一般自耕农有时也成为对象。所以才出现了“地方上的封建势力、地主、恶霸、豪绅、土匪、袍哥勾结一起，阴谋组织叛乱，破坏征粮”。[6] 所谓的“暴乱”其实就是武装对抗征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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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题为《一九五零年新繁县平叛剿匪始末》的文章称，本来就没有征足数额的各乡田赋粮仓，又经胡宗南军的抢劫和地方恶势力的倒卖，存粮所剩无几。新繁、成都等城市粮食奇缺，奸商又趁机哄抬粮价，囤积居奇，“制造混乱”。当时驻扎成都地区的部队中，解放军和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各有数十万人，仅靠原国库中不多的存粮，“远远不能保证军需民用的”。当时征粮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在解放前享有不纳或少纳粮特权的乡、保长和地方上与官府有关系而漏纳的粮户”，但是也要“催征自耕农应交而未交的公粮”。可以这么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征粮，暴乱应该不会发生。和平接管之初，政府的政令，暂时还由原任乡、保长推行，“地方上的封建势力还未受到根本上的动摇”，因此他们可以和新政权合作。但是征粮对他们的直接利益产生了威胁，所以“他们对征粮工作阳奉阴违，采取软拖硬抗，敷衍塞责的手段，甚至暗地里与邪恶势力勾结，制造谣言，煽动群众抗交公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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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2 乡场上买粮食的农民。甘博拍摄于1917—1919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