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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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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总理衙门制定的时间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这一天是9月20日，在接见入宫请训的袁世凯后，他将和伊藤博文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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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慈禧从颐和园动身，回到了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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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猜测没有错，光绪接见他时，御座背后，坐着慈禧派来监听的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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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接见伊藤博文，慈禧亲自坐到了御座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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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凌晨，光绪被太监从龙床上叫起，来到大殿，去参加一场政治高层的小范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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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来参会的，也是来听训的，说直白点就是来挨骂的，因为他已经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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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上灯火通明，慈禧坐在御座上，满族王爷、军机大臣等朝廷高层站在一侧，只有光绪孤零零的一人跪在另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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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开始了对光绪暴风骤雨般的痛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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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又变回了那个惊恐的小孩，只敢跪在地上，偶尔心急争辩几句，但一切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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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完了，出完了气。王公大臣们向慈禧跪下，高呼：“恭请太后临朝训政！”而慈禧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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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这个时候绝对要保持沉默，一定要有风度地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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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太后临朝训政！”光绪微弱的声音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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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这话必须等皇帝亲自开口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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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在一场政治高层的小范围会议之后，一切都结束了。慈禧宣布，因为光绪还不足以担当国事，她将重新出山，采取临朝训政的方式来亲自指导光绪处理以后的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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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过去很多的书中都把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称作“政变”，但从种种迹象看，这实在不能称作“政变”，权力本来一直在慈禧手里，只不过以前是在风景优美的颐和园，通过光绪的“事先请示和事后汇报相结合的制度”来遥控，现在换了一种方式，以后需要亲自来办公室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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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光绪来说，这对他也改变不大，甚至还可以说是更好，反正以前要请示汇报，现在换成当场指导，不用辛苦跑颐和园，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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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光绪夺权成功，那才是真正的政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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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最高层（宫廷里）的权力斗争终于取得了平衡，皇帝没有多大的损害，太后没有多大的损害，大臣也没有多大的损害，热闹之后，一切照旧，朝廷继续运转。然而政变没有发生，变政却是实实在在发生了，光绪既然犯了错误，那么他推行的变法自然要停止，在宣布变法开始后的103天里颁布的大部分政令要废除，朝廷的大政方针又将回到老路上。只有那曾经令多少人热烈讨论、欢欣鼓舞、雄心万丈的变法，真正受到了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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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虽然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称不上政变，朝廷内部却一直存在着一个政变的图谋，主导他们的正是那伙一直在造谣的人，一群特殊的人，关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图谋，我们将在接下去的故事中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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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统领衙门接到了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的命令。康有为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而且以前“屡被人参奏”，即行革职捉拿，交刑部按相关条律治罪。至于康广仁的罪名，因为他是康有为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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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会馆里只抓到了康广仁。9月19日，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第二天，康有为在安排好一切后，终于乘火车去了天津，然后在天津乘轮船去上海。在上海，康有为并没有能够上岸，听到消息的英国人将他从船上截下，送往香港。为了防备朝廷大内密探的刺杀，康有为被英国方面安排在皇家香港警察署里居住，躲过一阵时日后，他将去日本，开始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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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终于用这种方式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朝廷的政治舞台，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在海外的场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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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有惊世的野心，也能勇敢地立于时代潮头。他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变法的“激进派”，但所谓“激进”和“稳健”有时也是很模糊的，也很难去把握这个度，稳健的另一个代名词可能是保守，激进的另一个代名词可能是勇敢。事情做成了可能被认为是稳健，没做成又可能被认为是激进。只是，理想激进一点没有关系，但做事情是不能也无法激进的，因为它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过程，做事情的激进，恰恰是骨子里害怕作长期努力和长期斗争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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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这些事情是百姓的公共事务——政治时，更需要用程序的正当和正义来保证结果的正当和正义。康有为的很多想法，看上去是都是创新的“建设性意见”，而实质上也只是他翻翻书本、拍着脑袋想出来的，没有经过大范围的征求意见和讨论，没有重视其他人，甚至没有经过自我的科学论证，就急于出炉，这又和以往官僚集团的人治并没什么区别，反而陷入搞阴谋搞党争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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