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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八、李提摩太：从肉体救赎到精神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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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11月，一位名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年轻传教士开始了他的东方之旅。3个月后，他抵达上海，并在中国一呆就是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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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出生于英国威尔斯省卡马郡，家中兄弟姐妹九个，他排行老末。20岁那年，李提摩太开始学习神学，后加入伦敦浸礼会并被派往中国山东一带传教。由于中西方文化及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像李提摩太这样的外国传教士并不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譬如他外出散步时，总会有一大群的孩子甚至地痞恶棍跟在后面高喊：“洋鬼子！洋鬼子！”他们甚至会收获一些石头和土块；到晚上，还有人趁着夜色在住所的门上涂上各种污秽肮脏之物。不过，李提摩太得以相安无事的秘诀是，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求助于政府官员的帮助，这总算是保持了相对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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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的接近中国人，李提摩太的前辈、麦考文牧师曾仿造当地样式做了一件皮袄——里边是长袍，外罩一件马褂——当他穿着自己的新衣服出现在街道上时，见者无不捧腹大笑：“这洋鬼子的老婆多蠢哪！”“她不知道怎样做一件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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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麦考文的教训，李提摩太决定把自己弄得更像样一些，他换上了当地人的服饰，还剃去前额的头发并安上了一条人工的辫子。李提摩太的这一次亮相更加轰动，一个卖点心的小男孩乍看到他的这幅装扮，顿时吓得跳了起来，满盘子的点心都撒落一地。李提摩太走到街上时，这个消息似乎已传遍了整个大街，每一户人家的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跑出来要亲眼目睹这一难得一见的景观。在众人的注目礼和惊呼声中，李提摩太听到背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啊！他现在看起来像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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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他认为这样的话，前来拜访他的上层社会人士或许会多一些。后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当天下午，李提摩太就被邀请到一户人家去喝茶。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之前没有人邀请他，原因是他穿着外国人服装的样子太古怪，当他坐在屋子里时，“各种各样看热闹的就会凑到纸糊的窗子前，每个人都悄无声息地用指头尖沾着唾沫把窗纸戳一个洞，在上面凑上一只眼睛”，这样一来，主人每邀请他一次，家里的窗纸就得修补一次，而外国人穿上中国服装后，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反而不值一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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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发现，要获得中国人的好感，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人治病。1875年，山东青州有很多人患上热病，李提摩太便源源不断将奎宁丸免费发放给病人，而止痛药是最受欢迎的。当时有个人的妻子感染了霍乱，家人以为她不行了，李提摩太给她滴了几滴掺在糖水里的樟脑油，不一会，病人就转过脸来，说自己感到好多了。李提摩太不无得意的说，“对周围的人来说，那绝对是个奇迹……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传说尽管很难找到我并从我手里得到药，可一旦找到了我就能像上帝一样手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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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身份特殊，当时的传教士无论做什么都会被人怀疑。1876年，李提摩太一行人前往山西赈灾，但拜访巡抚曾国荃时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曾的下属说，巡抚因他的出现非常生气。在之前的两年中，李提摩太因在山东赈灾已小有名气，山西官方为何会如此不友好呢？李提摩太感到困惑不解。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2000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办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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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之所以反感李提摩太的到来，一是因他的洋教士身份，二是因清廷已发密旨，要山西方面对洋教士“婉为开导，设法劝阻”（另一个原因是，清廷担心洋人在非常时期深入险境，万一出现人身安全，将引发外交争端，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在曾国荃是个有历练、讲究实际的干员，当他发现李提摩太一行人并无恶意而且准备充分时，于是改变态度，并派助理为他们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而且还派官员和绅士前去帮助，以便不受干扰地完成赈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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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后，华北地区连续出现旱情，先是山东，后蔓延至山西、河北等省，史称“丁戊奇荒”（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而受灾省份中，最为严重的是山西。在日记中，李提摩太以纪实的手法记载了当年的那幕惨剧：他从太原出发后一路南行，第一天就看到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第二天，看到四个躺在路边的死人，还有一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没有力气站立；第三天，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服鲜亮，却死于饥饿。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前面，摇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到后，再也没有爬起来；第四天，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第五天，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一具浸在水里，由于野狗的拖曳，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吃掉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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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还看到，“有人磨一种软的石块，有些像做石笔的那种材料，磨成细粉后出卖，每斤两到三文钱。掺上点儿杂粮、草种和树根，可以做成饼。我尝了一点这种干粮，味道像土，事实上这也是它的主要成分。吃了这种东西之后，许多人死于便秘”。这就是中国史书中经常被提及的——观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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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的景象是如此可怕，“路两边的树皮自十到十二尺以下都被剥去吃掉了，漫漫长路一片惨白……每天都碰到载满妇女去外地贩卖的大车。也有步行旅客，都带着武器自卫……在旅馆里，我听到了父母易子而食的故事，因他们无法吃自己的孩子；也听到人们议论，现在没有人敢到煤窑运煤，因运煤者的骡子、驴子甚至他们本人，都有可能被杀死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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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了这些人间惨剧后，自带银两不多的李提摩太通过各种方式向海外通报灾情，以尽可能的展开募捐。据统计，经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赈者从饥馑线上挽救过来的家庭数目达10万户，获得救济约25万人；而据李提摩太自己的记载，在外洋赈款20余万两中，他与助手负责发放了12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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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山东赈灾的经验给了李提摩太很大的帮助，当时他采取的办法是：站在城里最贫困地区的一条狭窄小巷的尽头，让申请救济金的人排着长队从身边走过，“每有一个人领到救济金，我就在他那脏兮兮的手上用墨水涂做一个不易被涂掉的标记。有些人利用充足的时间跑到巷子的另一端重新排队，每当干干净净的手伸出来，我们就会怀疑这些人早已领过救济金，只不过用力把墨汁洗掉罢了。这样，我们只继续向剩下的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放救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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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放赈时，李提摩太对灾民们说，“你们安静地坐着不要动，每个人都会获得一份口粮。”他的自信和井井有条赢得了灾民们的信任，他们就这样安静地等着，这让对面官府里的那些人大为惊异，因他们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场景，没有兵，也没有枪，这些随时可能变成暴民的饥民们是如此的顺服听话和安静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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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总有好报。李提摩太有一次在山东遇到土匪抢劫，曾受过他救济的村民们听说后，“有的手持棍棒，有的扛着草叉，有的带着更危险的武器，还有人骑在骡子上，提着灯笼”前来营救他；村民们看到他安然无恙，之后坚持让他骑上骡子，队伍原路返回，“途中又遇到了另外一些前来接我的人，他们同样调转头，参加了我的护卫队。这样，当我们到达姚沟时，便形成了一支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的巨大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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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10月，李提摩太离开山西时，曾国荃给他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词的信。李提摩太对此不无感慨的说，“他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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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历与赈灾的过程中，李提摩太发现中国官员对交通和通讯漠然视之（一方面也是财政因素的制约），就算在天津这样新近崛起的大城市，“道路之狭，不能容许两辆马车交错而过，这经常在马车夫之间引发严重争吵，争执谁该把车子退回到街头。”在广阔的华北平原，每到六七八月份，“当雨季来临时，路上洪水四溢，水与尘土混合，形成无法行走的泥沼。路上的交通都中断了，三个月里，一般来说生意也都停下来了，其间所有的资金都被锁在柜子里产生不了任何利润，对整个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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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灾荒时，交通落后的问题日益突出，很多救援粮食从天津转运而来，但尚距山西荒区二千多里，因山多路远、驮运费重，加上经手人难免中饱克扣，救援的成本很高。为此，李提摩太多加用心，他经常在空闲时观测山路的高下并画为图形，作为日后筑路做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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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山西时，李提摩太给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修建一条铁路，改变山西闭塞的局面，以便于赈济灾民；二是开关放行，让山西饥民能四出就食；三是就地募捐，以解倒悬燃眉之苦急。可惜的是，山西地方官员讨论后认为：“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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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一席话对李提摩太触动很大，李直截了当的批评他们：“你的教徒无非吃教，一旦教会无钱养活他们，自然散伙。我知道信奉耶稣教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在内”。李提摩太由此意识到，从肉体上救赎一个人意义并不大，更重要的改变他的精神和心灵，而要做的这点，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并用现代科学知识去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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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李提摩太花了1000英镑购买各种科技书籍、仪器及标本进行自修，在1881年到1884年的四年间，他每月在太原举行一次报告会，并邀请当地官员与士绅前来参与。1886年11月，李提摩太移居北京，并受曾纪泽（曾国藩之子）之托为曾氏子侄教授英文。此后，李提摩太更加深入地介入了中国上层人物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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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7月，李提摩太在李鸿章的邀请下出任天津《时报》主笔，后他利用这一舆论平台发表了众多呼吁中国改革的文章。次年10月，李提摩太赴上海接替韦廉臣为同文书会的督办。同文学会是由西方在华人士组织的团体（包括传教士、外交官、租界官员及洋商等，也有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人），人数在两百人上下，主要目的是宣传西学和联谊之用。李提摩太上任后，将之改名为“广学会”，并主张“从宗教的小圈子里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李提摩太强调，今后“广学会”的争取对象应以中国士绅和官员为重点，并对中国问题展开具体的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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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涌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数不胜数，李提摩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能被赢得极高的声誉，这与他在“广学会”长达25年（1891—1916）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在李提摩太的主持下，“广学会”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余种报刊、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它也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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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事实上，当时的维新派人士几乎都是从“广学系”下的出版物获得启蒙，康梁师徒即为《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梁启超还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私人秘书。私下里，李提摩太也自居为“维新派的老师”，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几乎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这指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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