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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二十、使馆之围：宣战背后的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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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0日，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北京的各国公使们陷入了恐慌，他们更加坚定的认为，清廷要对他们进行有预谋的屠杀，于是立刻取消了撤出使馆的计划，并打算在北京使馆区固守待援，等待天津出发的各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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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距离英法等主要使馆较远，比利时、荷兰、奥地利三国使馆的外交人员随后离开了他们的使馆，来到防卫较好也比较宽敞的英国使馆。当时的英国使馆是使馆区中面积最大也是房子最多的，院子里有个很大的花园，还有五口淡水井和两口咸水井。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在京的外国人（近900人）也都纷纷躲进了英国使馆，很多传教士也带着他们的一些中国教民来到使馆区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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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使馆原本只住60余人，这些人来后让使馆完全变了样，就连马厩里都挤满了人。不过，避难者也带来了他们的私人物品，其中包括150匹马和骡子，一小群羊，还有一头奶牛。另外，英国使馆还囤积了大量的食品，200吨的白面和大米，成箱的葡萄酒，必要时还可以屠宰马和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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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6月20日这一天，清廷发布上谕，称“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麇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成如何收拾，殊难逆料”。随后，清廷又将上谕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发给各省督抚，要求各省“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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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当天下午，清军向使馆区发动了进攻。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攻打使馆的主要力量是义和拳，而清军则在暗中保护使馆，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6月20日（下午），“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交民巷，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击动天地”。由此可见，拳民们并没有亲临攻击第一线，他们虽然人数众多，却只能“升屋而号”，这说明他们是完全被隔离在战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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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拳民们进入北京到使馆最终解围，除了极少数拳民的零星活动外，义和拳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够直接的、大规模地进攻过使馆区，这远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义和拳并不是不想去焚烧或进攻使馆区，而是他们做不到。因早在6月16日时，荣禄的武卫中军便奉命保卫使馆，义和拳根本就靠近不了使馆区。就这点而言，英国公使窦纳乐的报告、普特南，威尔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和中国教民鹿完天所写的《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中均为反复讲到清军的进攻，而对义和拳的进攻行动却只字不提或匆匆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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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下午进攻开始后，首先遇到攻击的是划在主要使馆之外的比利时使馆和奥地利使馆，由于这两个使馆的人员已基本撤退到英国使馆，因此留守的卫队士兵几乎未经抵抗便撤出。当天晚上，这两个使馆被大火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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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卫队紧接着放弃的是荷兰使馆和意大利使馆，因荷兰使馆在使馆区外，而意大利使馆处于使馆区防线的突出部位，兵力薄弱，难以防守，因此清军一进攻便被使馆卫队主动放弃。为此，意大利公使萨瓦戈事后还极为恼怒，称这是一个“误解造成的极大失误”——意大利人撤出后，使馆便被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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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此诏书使用的是离骚体，曰：“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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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以光绪名义发布的诏书是耐人寻味的。首先，清廷以洋人强行索要大沽口炮台为由进行宣战，殊不知此时大沽口炮台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过直隶总督隐瞒未报而已。换句话说，联军在6月17日攻占大沽口炮台的行为，其实是构成了事实意义上的侵略，而6月21日清廷的宣战反落在了后面，换句话说，庚子年的战争完全是列强一方挑起的；其次，诏书宣战的并没有具体对象，而只是使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因此，这在国际公法上并不能算是对外宣战——事实上，后没有任何国家宣布正式应战——而认为清廷不懂国际法上的宣战形式也说不过去，因在甲午战争时，中日双方都发布过正式的宣战书；其三，这个诏书向国民解释了朝廷为何要做出如此决策并呼吁共同御敌，这更像是一个对内的战争动员令。由此，说清廷在庚子年对十一国宣战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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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在21日发布诏书后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将义和拳称为“义民”，并声称要将之编为民团，由端王、庄王和刚毅统率。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清廷“由剿改抚”的根本转变，表明清廷已与义和拳合流，但吹开历史肥皂的泡泡，其背后的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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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简单的事实，义和拳被招抚后并没有完全投靠到清廷门下（如前文所叙），他们仍旧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无组织的特性，那种认为清廷试图依靠义和拳来保卫政权的观点显然是极为荒谬的。而且，清廷即使在公开招抚义和拳之后，这也并不代表对义和拳的能力加以信任。当然，颟顸而不识时务的刚毅和载漪等人是例外，在褒奖义和拳为“义民”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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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动机而言，刚毅可能因见识短浅的原因（或者说根本就是上当受骗）相信了义和拳，而载漪等人可能是抱有利用义和拳赶走洋人并制造混乱局面以乘机夺取皇位的私心。譬如在6月25日早晨，“端庄二王（载漪和载勋）与贝勒载廉、载滢，率领义勇六十余人，胆敢闯入大内，搜拿教民……大声鼓噪，云以我等颇愿见皇上，因有紧要之事等语。言毕口出不逊，竟敢詈上以二毛子。”所幸的是，慈禧太后及时赶到，这场试图弑君的政变才被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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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清廷此时对义和拳的招抚看来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安抚拳民、防止拳民暴动，而其对外宣战则给了拳民一个怒气的宣泄口，同时也在失控的局面中维护了清廷的合法性地位。换句话说，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清廷必须顺应义和拳扮演一个“爱国爱民”的朝廷，如果贸然剿杀义和拳的话，恐怕等不到外国干涉便已亡于拳民之手了。只有领悟到这点，才能体会到清廷“宣战诏书”的深刻含义，这也是这个所谓的“宣战诏书”对内而不对外的原因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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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清廷的用意。就在6月20日发布的上谕中，清廷便提到“近日京城内外，拳匪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而导致的“剿抚两难”困境；6月28日，清廷又向列强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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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朝廷向各省督抚解释“宣战”的原因：“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祸起肘腋”的含义，读者自当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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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了慈禧对当时失控局势的描述：拳民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著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法不及众之忧，尾大不掉之势”，在面临危机考验时，决策只能暂时顺应民意所指，不然即会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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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常寺卿袁昶曾奏称：“现禁城有拳团三万余人，来者穰穰不止，日久必生变，既不能部勒使受约束，不如导使随往津御洋兵，少两得之”；《石涛山人见闻志》也有这样一段记载：“闻各路兵及庄王、荣相、董军门、各统兵大臣，皆设密法收抚团众。有不受抚者，均遣至各处攻打前敌，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实露半抚半剿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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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昶后因载漪“抚拳”的政策而被杀，但他的说法是很值得玩味的。所谓的“两得之”和石涛山人说的“半抚半剿”正好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用意不过是在表面“招抚”的名义下将大批拳民引出京外，以减轻朝廷的危险和压力；同时，又可以通过拳民们暂时抵挡一下洋人的军队，稍微延缓其进军北京的速度；同时又借洋人之手消灭义和拳，或者清军干脆直接上阵剿杀。很显然，慈禧太后这种“中外平衡、一石双鸟、多重功效”的阴险策略，绝非是拳民的智商所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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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策略在7月22日清廷给东北地区大吏的上谕中明显的透露了出来：“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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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了这个内部问题后，再看庚子年中的这个“使馆之围”就没那么复杂了。很显然，清廷对于外国公使们决无加害之意，而他们一再要求公使们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用意，不过希望在局面失控中尽量减轻自己的压力或者试图甩掉这个包袱，而绝不是公使们认为的“有预谋的大屠杀”——这其实也证明了这些公使们对中国事务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如果做一大胆推测的话，假定公使们真的在6月下旬在使馆卫队和清军的保护下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庚子年的灾难可能会小得多。当然，在义和拳蜂起的局面下，公使们怀疑清军的保护能力甚至动机也不是没有道理，因历史本就是由太多的偶然性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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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基本前提之下，使馆之围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当时参加围攻使馆的主要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直接指挥的武卫中军，另外还有少量由庆亲王奕励指挥的军队。在整个进攻过程中，荣禄和奕劻很聪明，他们心里十分清楚攻击外交人员会在日后带来极大的危害，想必也能体会慈禧太后的良苦用心。至于董福祥的甘军，他们仇恨洋人是发自内心的，但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正如当时一个笑话说的，李鸿章得知进攻使馆的军队是董福祥的甘军后，他大笑着告诉外人：“尽管放心，使馆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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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福祥当时和端王载漪等人走得很近，他在接到进攻使馆的命令后自然尽心尽力，但问题是慈禧太后在围攻使馆的决策中也相互矛盾，围攻使馆时断时续，并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正如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的，慈禧太后曾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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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说的“他们”，显然指的是载漪等人。尽管中间可能会存在失控的情况，但慈禧太后对载漪、董福祥他们终究还是能掌控的。事实上，慈禧太后的做法也很阴险，她在事后也是把围攻使馆的责任推到了载漪等人身上，殊不知她才是最后的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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