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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840-1912 四十七、阿Q的辛亥年：那个圈没画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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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是未庄唯一听说并亲眼见过革命党的人，但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或者与生俱来的观念，“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因而一向“深恶而痛绝之”。城里杀革命党人，阿Q看后兴高采烈地向未庄的愚民们炫耀：“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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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真的革命来了以后，城里的举人老爷为转移财产而与“素不相能”的赵秀才家攀了“转折亲”，阿Q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都对“革命”如此害怕，不免有些“神往”，在见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后，更让阿Q感到“快意”，而他“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这一飘然，阿Q便觉得革命党似乎就是自己，而“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得意之余，阿Q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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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未庄的人都用惊惧的眼光看他，这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使他“舒服得如六月天喝了雪水”，于是他就更加高兴地走并且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得得，锵锵，得，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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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骑在阿Q头上作威作福的赵老太爷，这时候也只能怯生生的迎着阿Q叫：“老Q！”而那个为虎作伥的赵白眼也惴惴的尊称阿Q为：“阿……Q哥！”革命的快感给阿Q带来了“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在微醺的酒意下，他回到土谷祠后进行了“革命的畅想”：“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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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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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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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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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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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私仇、分财产、得女人，这就是阿Q的革命纲领。在此之前，未庄除了小尼姑外，谁都可以而且敢于欺负阿Q。阿Q由不得的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同样是最底层的小D（阿Q认为他抢了自己的饭碗并与之做过殊死的搏斗），还有王胡（阿Q认为自己的虱子不如他多而且有被王胡揪住辫子撞墙之辱），所以他们也都成了阿Q名单上的该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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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曾在辛亥革命中做过某义军的文牍，这支队伍虽然只有“一二百人、八十来支后膛枪”，但影响却很大，周围四五十里的劳苦大众都赶来请求为他们申冤报仇。可惜的是，好景不长，“我们在家乡闹过的那一幕便成为悲喜剧了，我们自己被人告发，官司足足打了两年，打到省的阶段，才靠人事关系，和平了结了。”在折腾与被折腾后，郭在《感时》诗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兔走鸟飞又一年，武昌旧事已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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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巴金的回忆，在四川光复后，他那个大家庭的成员们也反应迥异：小孩子们因剪了辫子而大都觉得高兴；祖父因革命而感到悲哀；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官，三叔则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盛京时报》有则趣闻，说某人数十年来破家营运，好不容易捐了一个候补知府，他听到清帝退位的消息后，忍不住拿着报纸痛哭，因为这项耗资不菲的政治投资眼看就要打了水漂，好在共和后他终于补了官缺，“现为黑龙江之首府”。写稿人行笔与此也不胜感慨：“吾始知反对共和者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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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中说，“对于皇冠的飘落，农民居然没有丝毫的惋惜，即使满口阿弥陀佛的老太婆，也至多发出一声态度暧昧的轻叹：‘皇帝江山从此送掉！’这声农民的叹息，用在日后的岁月，几乎具有谶语般的功效。诚然，辛亥以后的农民照样会巴望一个好皇帝，但‘皇帝的江山’却确确实实永远地被断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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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把农民对辛亥革命的期待分成三种类型：一是要求减免租税。辛亥革命期间，各地抗租抗粮抗税的活动此起彼伏，形成一场非常普遍的“民变潮”。在农民们看来，“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当新政权依旧派人下乡催租收税时，即发生“被佃户聚众攒殴”连皮袍也剥去了的事件。在此风潮下，地主财产被焚掠之事多有发生；二是否定地主所有制的土地要求。一些更为“不安分”的农民认为，“朝代一换，此田非故主所有”，江苏吴江同里镇七十二芋农民联合抗租，强迫地主交还“方单”，并宣布田地不应归原来的地主所有，“地方绅董畏其蛮横，不敢与较”；三是趁乱发财。扬州革命时“革命党人”孙天生，他连张告示都写不出来，但仍带人趁乱占了官衙，分了库银，还对老百姓说：“官署内的家具什物，你们随便去取，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个假革命党被捕杀后，后还演成了一首民歌：“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做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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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革命党人白瑜的口述回忆，安徽怀宁县在武昌起义后一片混乱，有一个叫王瞎子的巡防统领胡作非为，大白天抢劫民财，掠官宦家女子为妾。革命党人易白沙上告到安徽都督处，并建议某次都督召王瞎子议事时动手。可到了约定时间，都督处卫兵知道王瞎子是悍匪出身，不敢对他下手。易白沙忍无可忍，便带领他的青年军前去突袭，他先是打折了王瞎子的右臂，王瞎子站起来，用他的左手拿着小铳，上前击打易白沙，易闪到一旁，众人一拥而上将王打死，怀宁县这才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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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故事，辛亥年里还有很多。革命未必是真的，但无论多精彩的过程都无一例外的发展为抢掠、争权、夺权的大结局。不管是轰轰烈烈还是畏畏缩缩，也不管是主动迎合或是半推半就，这些光荣或神圣或贪婪或根本就荒诞可笑的历史假说与真相，林林总总拼贴在一起，透过历史的长镜头，后人们才能窥出这样一个未必那么完整的辛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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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过后，一地鸡毛。当假洋鬼子扬起“死踢客”（stick，俗称“文明棍”）不准阿Q革命时，阿Q竟然“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以示“报复”，他甚至痛恨而怨毒的想：“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我总要告你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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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沈从文这样描述了家乡湘西凤凰县的辛亥年：十岁的他，“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屯田制度也没有改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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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的失望，不仅仅是因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也未必是“革命党”们没叫他一起“革命”，其真正的原因恐怕是革命后的“照旧”：“革命党虽然进了城，但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人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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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纪实的散文《范爱农》里，鲁迅与主人公在绍兴光复之后，“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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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衣到皮袍，自然是一种革命性的蜕变，但其中又是谁来支付对价，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浙江光复后，军政府刚刚宣布减免辛亥年的租税，都督蒋尊簋一转身就贴出告示，要求全省各地依旧例完纳钱粮。对于农民们来说，那些共和后的官员们除了脑后没有辫子、头上没有顶戴花翎，实际上和前朝官员并无本质区别。他们的主要任务，仍旧是以“催租征税、拿办乱民”为要，正如时人讽刺的：“新朝气象百弊无，唯有租赋难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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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曾在革命后自承：“在没有革命以前，大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以为只要推翻满清之后，就是中国人来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就是极有思想的同志，赞成三民主义，明白三民主义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想用革命手段来实行三民主义；在当时以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住做去，没有别样枝节。所以他们对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当时都没有过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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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大家为什么当初又来赞成民国，不去反对共和呢？这个顶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由满清投降到革命党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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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时任内阁总理秘书的顾维钧与袁世凯有这样一次谈话，袁问他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说“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者民有的国家”，但袁认为中国老百姓怎能理解这些道理，他举例说，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东西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说，民众的无知可以通过教育、法律、制度等来推动发展，袁说那岂不要几个世纪。顾由此认为，袁世凯并不懂得什么是共和国，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优越，而且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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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认为袁世凯对共和国的性质完全不懂，但试问当时的中国人，理解共和制的又有几人？袁世凯的担忧和几个世纪之说，如今看来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推翻帝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免为拔苗助长的操切之举，而在1912年即仿照西方建立民主共和政治更像是在毫无基础的沙滩上建空中楼阁，当时倡导的人也没有全盘规划，在帝制垮台后，他们其实也是一片茫然，并不知道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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