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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组建武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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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编练一支新军的代价是很大的（时间、银子），最好的办法是将现有的可能掌控到手中的军队进行整编扩编，使它们全部归于自己麾下。既然八旗军基本上被端王集团掌控，那么荣禄能够打开缺口的，自然就是汉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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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军，首先是淮军残部。甲午战争后淮军残部主要有两支——宋庆军和聂士成军。宋庆仍然带队留在东北，聂士成由于表现出色，取代了在战场上逃跑的叶志超，被补授为直隶军分区司令（直隶提督）。而荣禄又做过直隶总督，虽然他们级别是相同的（都是从一品），但提督是武职，总督是文职，朝廷以文御武，提督要受到总督的节制，荣禄相当于做过聂士成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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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宋庆和聂士成都是李鸿章系统的，李鸿章是慈禧这条线上的，现在慈禧通过荣禄来让他们继续忠诚于她自己，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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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聂士成，荣禄任直隶总督时还节制过另外两位军方将领，他们就是董福祥和袁世凯，袁世凯大人我们比较熟悉，先来介绍一下董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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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福祥是甘肃固原人（今属宁夏），原来靠在西北贩驴为生，后加入了西北地区一支很有特色的武装——回民反清队伍。后来被左宗棠的部将刘松山招安，在刘松山的赏识下，董福祥继续招募西北地区的回民，招安收编西北马贼，组成一支作战勇猛的队伍——甘军，然后再掉转枪口帮助朝廷去“围剿”回民反清队伍。董福祥对付自己曾经的“匪友”十分凶残，“红顶子是要用血染红的”，就是这位老兄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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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时期，甘军也曾奉命开赴京畿地区，当时是作为预备队准备上前线打仗的，虽然后来仗没打成又重回甘肃，但这次短暂的京畿之行却带给了董福祥极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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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西北汉子董福祥第一次来到京畿。来到北京，董福祥也学着别人去“拜会”高官，但他太不懂官场规矩，两手空空地去登门拜访，满怀期望地去汇报军务，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董福祥后来说：“我从前以为京师贵人（那些亲贵王公）不啻天上神仙，今乃得知不过是想得我们外官几文钱罢了！”（引自台湾学者刘凤翰的《荣禄与武卫军》，刘凤翰是前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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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国难当头之际，这些满族亲贵、王公大臣对如何与日本作战，如何支持前方战事没什么兴趣，对辛辛苦苦前来驰援的董福祥却在公开“招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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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福祥深受刺激，从此以后他就有点肆无忌惮的意思，越来越跋扈，也越来越“独树一帜”，除了给自己原来只有马刀的士兵装备洋枪外，董福祥在军中禁用一切带“洋”的东西，提起洋人就咬牙切齿。1897年，当时朝野上下充满了变法氛围，连平时不知洋务为何物的大臣都在畅谈如何学习西方，董福祥却在觐见时语惊四座地说：“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洋人）耳！”要知道连八旗将领都没敢这么说啊，董福祥和甘军的“排外”竟然比八旗还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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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福祥说到做到，后来甘军再次奉慈禧之命进驻北京南苑，这里也是芦保铁路（芦沟桥至保定的铁路，芦沟桥后改名卢沟桥）的周边地带，不少洋人铁路工程师也时常出现在这里。甘军士兵就经常跟这些洋人打架，而董福祥竟然率军围攻过芦沟桥的洋人铁路工程师宿舍！在朝廷大部分军队见洋人就软的情况下，这真是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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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实上说，甘军中有不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士兵，他们对到处传播基督教的洋人是比较讨厌的。但董福祥和甘军的“极端排外”其实并不只是信仰问题，而是“另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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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极端排外，甘军仍然保留着当年头脑简单、军纪极差、经常扰民的作风，从作风上说，竟然和受招安之前的“匪军”时代没有多少区别。对此，朝廷里的言官御史经常痛心疾首地抨击，而董福祥却并不怎么在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继续放纵士兵。但有一件事情他是从来不会忘记去做的——买太后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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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福祥就是一直极力在打造这样一支甘军：这是一支很有缺点的军队，一支连洋人都敢惹的军队，他们谁都不怕，也谁都不在乎，但只服一个人——慈禧，坚决做到慈禧指哪打哪，绝对纯洁、绝对忠诚、绝对可靠。再加上董福祥自己也是以天不怕地不怕但忠于慈禧的军方老粗人物出现的。所谓不走寻常路，董福祥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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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福祥知道，他这一招应该是很合慈禧心思的。果然，慈禧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将领，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军队。头脑简单？没有关系；对老百姓不好？没有关系；思想顽固？也没有关系。对于慈禧来说，一个军方人物除了不忠于她，什么都可以不是缺点；而如果忠于她，什么都是优点。如果董福祥和他的甘军完美无缺，她反而不能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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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董福祥以别出心裁的方式，以剑走偏锋的表现，反而获得了慈禧的欢心，跟“匪军”差不多的甘军竟然是最受慈禧信任的军队之一，真是鱼有鱼道、虾有虾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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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初变法前夕，慈禧调董福祥甘军移驻近京——直隶正定府（今河北正定县），6月15日变法开始四天后，荣禄成为直隶总督，节制聂士成军、董福祥军和袁世凯军这“北洋三军”。9月，慈禧终止戊戌变法，开始临朝训政，慈禧立调董福祥军从正定进驻京郊南苑。关于这次非常时期的调兵，历史上是有很多争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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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很多的书中，人们常常认为慈禧调董福祥军是用来镇压变法的，但实际上，对付变法，慈禧不需要那么多“帮手”。前面我们知道，如果仅仅只是终止一个变法而不是开始“临朝训政”，慈禧是能够比较轻松地搞定的，慈禧的困难不是终止变法而是如何顺利地主导朝政，而她调董军进京也并不是“镇压变法”（请注意调军时变法已经终止了），而是和立召荣禄进京的目的是相同的：为了牵制和监视自己的政治盟友——端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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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董福祥本来就是慈禧信任的人，现在由荣禄进行整编，只不过是给他的甘军换个番号而已，没有任何问题，更何况，神秘的荣禄大人竟然和这位前驴贩子也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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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西安将军期间，荣禄就注意到了董福祥，有心和董福祥结交。有的史料上说他和董福祥结拜成了兄弟，有的说没有结拜，反正关系还不错。而荣禄对董福祥一直很客气，即使荣禄后来出任直隶总督，恰巧又成为董福祥的领导，荣禄的态度也是一如之前，并没有摆领导的架子，看来荣禄大人笼络驴贩子是有一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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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一直算是荣禄的“心腹”。1895年12月，从朝鲜回国后的袁世凯能够进入军界，去小站编练新军，其实就是荣禄大人推荐的功劳。虽然荣禄也很清楚小袁这个人并不像他表面上那么简单，表面上很谦恭，实际上却很难驾驭，处处表忠心，实际上却一直在骑墙，但荣禄对袁世凯其实一直是有特殊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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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力荐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他也刚刚成为兵部尚书，属于在军中培育个人势力的阶段，当发现小袁这个人很不简单时，荣禄就把袁世凯当作嫡系来培养和看待了。事实上小袁在小站练兵时，大搞军队“私人化”，又花银子无数，朝廷中很有非议，每次都是荣禄的力保才让袁世凯平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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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荣禄的关系，1895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慈禧对一直在小站练兵的那个“小袁”，印象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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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慈禧得知谭嗣同其实很早就找过袁世凯，而袁世凯一直到迫不得已时才告发时，慈禧震怒了。袁世凯所犯的是欺“君”之罪（欺的是慈禧这个“君”），她要将这个“存心叵测”的人“置之重典”（很可能是砍头），荣禄就不惜以身家性命将袁世凯保下来，其他大臣指控袁世凯“鼠首两端”，要求继续调查治罪，荣禄不知是被逼急了，还是保袁心切，竟然一反常态地强硬回绝：“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鼠首两端！”（苏继祖：《戊戌朝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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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啊，袁世凯是我的人，也就是你的人，并且是一个很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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