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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人敌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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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不言退，第三个原因是他身上有安徽人坚毅、豪横、敢作敢为的性格。那是一种可以称为“合肥精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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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三个省份，是湖南、安徽、广东。湖南人是骡子性格，倔强，朴实，进取，曾国藩为其代表；安徽人锐气十足，有胆色，敢担当，能求新求变，李鸿章为其首领；广东人敢于冒险，喜欢新东西，敢为天下先，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这三省人，各领风骚数十年，求变求新的趋势越来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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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人，骨子里都有舍我其谁、以一人敌一国的霸气，是一路豪杰。即使是讲忠恕之道的曾国藩，他的那篇讨伐太平天国的檄文，以挽救数千年传统文化为己任，其组织的湘军，灭了洪秀全的国。李鸿章自然是以一人之力敌日本。康有为想拿光绪帝做傀儡，取慈禧而代之，他要敌的是慈禧的国。孙中山更是胆大包天，以一人敌整个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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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征剿捻军的时候，曾国藩对淮军就表现出了不满意，觉得淮军锐气固然很盛，但少有正统儒家的中正谦和。几仗下来，曾觉得指挥还是有些不顺。制定完征剿战略，曾国藩便向朝廷请旨，要求回任两江总督，将剿灭捻军的重任交给李鸿章。毕竟淮军是李鸿章一手创立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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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湘军，淮军将领的文化层次要低一些。如刘铭传入淮军前曾做过土匪，张树声只是个秀才。而湘军大将如罗泽南、刘蓉等都是理学家，学问底子很厚。从另外一面看，湘军将领身上传统的负担要重一些，很快就暮气沉沉，而淮军依然锐气十足。如果说李鸿章与曾国藩都属于徘徊于义理与事功之间的人物，那么曾应更偏于义理，而李更偏于事功。正因如此，淮军才能勇于求新求变，总有变革的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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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继湘军而起。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后，大部分解散。而淮军大部分则保留下来，继续平捻。他们最早装备了大量洋枪洋炮，训练时，改习洋操。直到庚子年，当李鸿章生命走向终结时，淮军后劲聂士成依然很有战力。他的部队就是用德国人的方式训练的。淮军在战斗中勇猛杀敌，就任地方官，也能勇于任事，力倡改革。如刘铭传、张树声，他们不是起于行伍，不是学究，没有道学气，后来一个在台湾修铁路办学校，一个要求学习西人根本，而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更不能对西人亦步亦趋，这样不但不能富强，反而失掉了自己的根本。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与李鸿章有不同的看法，敢于与李鸿章争论，敢于独当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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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上拥有的这种精神气质，就是“合肥精神”。李鸿章是他们的领袖，是这种精神最集中的代表。以李鸿章为核心，以利益为纽带，以这种精神为主导的军政集团就形成了。这是地方主义崛起的一个标志性的存在。晚清政局内轻外重的格局，从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为开始，以李鸿章的淮军为标志，以袁世凯的新军为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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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遇事总想着谦和退让，而李鸿章从不言退。在曾的眼中，名节比事功更重要。李鸿章不这样看，在他眼里，名节是要用事功来证明的。相比之下，李鸿章的继任者袁世凯对名节概念更为淡薄。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三位权臣的个人德行上讲，肯定是呈递减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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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事风格上讲，曾李两人很像，每天的工作一定要做完，不留到第二天，饮食起居有规律。他在总署办公时，每天按时到，工作很勤奋，据说这成为他后来被免职的原因。在总署，每次起身时，他伸伸胳膊，就动脚穿靴，一手穿袍，服侍的人不敢一刻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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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洋人，曾国藩讲究以诚服人。李鸿章则说对洋人要打痞子腔。李是个大个子，身高超过一米八。每见洋人，他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弄得洋人很不自在，场面有些尴尬。据他说，这样可以把洋人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总喜欢问洋人是否富有。他认为这是很西化的礼节，相比之下，东方的君子是不言利的。只是不少老外也被他问得很尴尬。在西方，个人的财产和女人的年龄一样，属于个人隐私，不能随便问的。陪同的外交人员总会解释：李鸿章的问法在大清国是一种很有礼貌的问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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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李鸿章的气焰一下子被国内外的敌人打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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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后，他由国家柱石一下子成了落水狗，由一个军政强人变成了企图空手套白狼的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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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贼的外交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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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李鸿章而言，办外交实际上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是国防的延伸，就像他经营朝鲜是出于保卫清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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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建立一个环渤海防线，保持大清朝廷的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两次鸦片战争，外国的舰队都打到大沽口，他希望那样的局面不会再有。甲午战争，把他几乎所有的经营都砸碎了。人们都知道海军之败，其实陆军败得更惨，也更可耻。李鸿章原定的海陆相应的策略最后沦落成陆上牵制海军，让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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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李鸿章几乎掌控了清廷的外交。他掌控外交的方式有二，一是通过影响慈禧太后，来掌控外交政策；二是清廷驻各国大使大部分出自北洋幕府，能具体落实李鸿章的主张，也能及时反映各国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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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搞外交，总想以夷制夷，最后为夷所制，实在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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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密约》的签订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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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李鸿章访问俄国，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顺便谈判联合俄国对付日本的事。引熊入室，借北极熊来驱日本狼。只是请熊容易送熊难，狼没走，熊又进屋，瓜分之祸，由此开端。这次的外交努力成为他一生最大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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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战场上输掉的，试图从谈判桌上赢回来，这种天真的想法本身就很可笑。失去兵权的李鸿章试图通过外交的方式来维持清廷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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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俄国人表现出了极为友好的意思，三国干涉还辽，俄国人是主导。当时朝野上下，包括慈禧、光绪、张之洞、刘坤一等都认为和俄国人结盟是上策。李鸿章昧于世界大势，见识自然不会高出太多。把这个错误归于他一人，恐怕也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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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中俄密约》为后来俄国人入侵铺平了道路。辛丑年（1901年），俄国人直接出兵占领了东三省。而俄法联盟，海军实力超过英国。当时英国人正受到海外殖民地的困扰，无力增兵远东，只好与日本人结盟，保持对俄法的优势。这样发展下去，最后导致日俄大战，都是这份密约惹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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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大权，举措失当，引熊入室，误国误己，李鸿章确实是个国贼。不过他本心并不想卖国，因此称其为“卖国贼”实在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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