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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凳上诞生的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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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2月5日，孙中山走进了大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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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15世纪的低地国家是人文主义者的乐土一样（如斯宾诺莎和伊拉斯谟等），19世纪的英国也是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所（如马克思和佐拉等）。在英国，这些流亡者可以寻求帮助，阅读书籍，发表文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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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政治流亡者孙中山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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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带着诸多的问题走进这座知识宝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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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孙中山，领袖的品质具备了，英雄的声望也有了，但是缺少一个支柱性的东西，那就是革命的纲领，真正的思想的指导。这是一个现代国家赖以建构的基本理论，也是一个革命政党的灵魂所在。没有这个革命的纲领，革命就没有方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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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说过，看着光复会就不能成事，因为他们连基本的纲领性的东西都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医书里是找不到的，在康德黎老师那里也没有满意的答案，而长期以来这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真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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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动家著称的孙中山能坐近3个月的冷板凳读书，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现存的对档案资料的记述中，根本找不到当年孙中山借书的目录，只能笼统地说是关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再具体一点的就只有亨利·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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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里，他确实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至少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他后来回忆，三民主义思想的雏形是在英国开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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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却非空洞的说教，其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现代民主。这确乎是孙中山在英国的见闻经历阅读思考的结晶。走宪法政制之路，也是中华民族近200年追求的梦想和主题。在这样的旗帜下确实催生了一个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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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英博物馆，他结识了一位日本朋友——生物学家南方熊楠，两人很投缘。南方有很浓厚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想，希望黄种人能联合起来对抗白种人，希望日本能够帮助中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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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很赞同这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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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他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这些人成为他革命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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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英国朋友，也是他的恩师兼救命恩人——康德黎医生似乎并不支持他的革命事业，他认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康德黎希望孙能专心研究医学，日后可以在英国做一位绅士，过中产阶级的好生活。这完全有可能，也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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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孙中山之所以是孙中山，是因为他有锲而不舍的性格——只要认定自己做的事是对的，绝不会因旁人的劝告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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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堆上的晚清帝国 第六章 改革也需要流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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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已被权力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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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大师弗雷泽的《金枝》里有一个关于权力的故事：在那棵象征权力的大树下，有一个祭司。他面目凝重，心事重重，四处搜索，捕杀试图接近大树的来访者。因为一旦这些人接近大树，折取了树上的金枝，就获得了和祭司决斗的资格，祭司的生命就有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维护这种权力，他必须日夜不停地消灭来访者。他不允许有任何竞争者的存在。他是一个被权力诅咒的人，或者是个被权力绑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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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就是这样一个被权力绑架的人。在帝国时代，任何坐上那个权力宝座的人，都是被权力绑架的人。他害怕失去权力，拼命消灭竞争者。无论这些竞争者是谁，包括至亲至近的人，如父亲、儿子、丈夫、妻子。只要他们成为绊脚石，都必须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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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残酷而血腥的游戏。参与者没有人生的快乐，时刻生活在焦虑和恐怖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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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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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慈禧已经掌握最高权力37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她清除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从而获取了没有制约的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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