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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做亡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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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能忍受十几年的时间，原因有二：一是出于对孝道的理解，无论父母对自己做了什么，都必须忍受；二是出于年纪的考虑，他毕竟比慈禧要年轻36岁，这是巨大的差距，一旦慈禧死去，他便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皇帝。时间，对每个人都公平的时间，可以帮他实现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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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间突然变得经不起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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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清日大战，日本崛起，中国惨败，割地赔款。国家立即陷入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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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光绪帝带着《马关条约》的最后条款去找慈禧商议。慈禧闭门不见。光绪帝在门口跪等很久之后，失望地回到宫里。很明显，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只能由光绪自己来签。他不是当国之人，可是这个傀儡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替幕后的最高权力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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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光绪的刺激很深。是的，他是有些懦弱，有些胆小，但他不是一个没有志气的人。平常人也有自己的尊严，更何况他是一个皇帝，一国之君！我绝不能做亡国之君！他在心里暗暗下着决心。我要做一个有为之君。但是，做一个有为之君首要的条件就是拥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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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权力。他也清楚，慈禧不会主动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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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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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只有夺权，不夺，权力不会自己跑到他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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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权力的交接一直是帝国时代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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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类型：武装夺权，改朝换代，汤武革命属于此类。这种革命比较彻底，破坏性强，代价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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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类型：权臣靠实力实行相对和平的政权过渡。如王莽、曹操、刘裕、赵匡胤等等，有武力为后盾，不需要大规模的战争，政权机器基本沿袭原有的。这种方式打破了上古传说的禅让制谎言。曹丕在当上皇帝后感慨地说：“我今天总算是明白禅让制是怎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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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类型：同一朝代内的父子兄弟之间的承继。这种承继基本是和平的，就算有纠纷也是小规模的。比如像玄武门之变，像康熙时代的皇子之争等等。前者是太子的权力和能力受到怀疑，非继承人的权力太大，已经失控，导致兄弟之间的惨剧。后者是老皇帝在位时间太长，太子不能安其位，导致诸子之间的争斗。帝国时代，凡皇帝在位时间太长，都会出现继承人不安其位的情况。如汉武帝与太子之间，唐玄宗与皇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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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类型的最高权力交接都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没有武力，一切都免谈。就算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也是在流血之后，各方利益集团无力压倒对方，彼此妥协的结果。倘若有一方，武力占了绝对优势，战争就必然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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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得到最高权力，首要条件是获得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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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没有一兵一卒。兵权始终掌握在慈禧手中。相对贴心的大臣，只有一个翁同龢。翁也没有兵权。翁的周围，团结了几个年轻的名士，如文廷式、志锐等人，写诗作对都是高手，好为大言，实事恐怕也做不了。但也只有这些人是诚心诚意帮助皇帝的。他们鼓励皇帝掌权，但除了上一些让慈禧生气的折子，跟这位老佛爷讲讲道理，他们也帮不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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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一直脚踩两只船——慈禧和光绪。当年他的父亲翁心存是肃顺的政敌，肃顺被清除，翁心存得以复官。他一向被认为是太后一党的。他做了光绪的老师，自然也会心向学生。这样他自认为成了调解双方的重要人物。等弄好了这份差事，他还不忘趁机报复一下李鸿章。像这样的领袖，能为这个徒有其名、虚有其表的帝党带来什么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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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皇帝实在是太可怜，他只能依靠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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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年，《马关条约》签订，一批读书人进入了光绪帝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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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员和士绅们掀起的上书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显得很突出。他们上书要求迁都、再战、变法，豪情满怀，深深地打动了光绪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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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给两个人带来了希望，一个是光绪帝，另一个人就是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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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去康有为这颗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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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后，受刺激的中国开始思考国家的问题。不少重臣和“太子党”都要求改革。这是公车上书后国家的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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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臣中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陶模、陈宝箴、李端芬、张荫恒等都是要求改革的。太子党如沈瑜庆（原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之子）、陈三立（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谭嗣同（湖北巡抚谭继询之子）、徐仁铸（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之子）等，都是重臣之后，青年才俊，感于国事日衰，有发奋图强之热心。如果康有为能够把这些力量团结起来，变法的形势在乙未年便可以开始。这时候的慈禧很有些慌张。毕竟国家弄成这样，臣子们要求变法图强，这是很可理解的。强学会当时的势头就很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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