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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很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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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自即日起实行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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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文告上明确指出，康有为、梁启超所谓的变法是乱法，如今朝廷所行的新政才是真正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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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内容基本照搬三年前康梁变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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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天后，慈禧又接连下谕旨，处理了支持义和团的150多位守旧派官员。端亲王载漪等被罢职流放，领头的如刚毅、启秀、徐桐、赵舒翘、李秉衡等十几个重臣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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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赵舒翘死得格外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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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岑春煊奉慈禧之命，到赵府宣示谕旨——让赵舒翘自尽。赵接旨后，先是吞金，耗了半天没有死，接着是喝毒药，还是没有断气，折腾了好几个时辰，家人哭成一片。赵的身体底子好，可是好身体这时候只能增加痛苦，活受罪。岑春煊等着回去复命，天快黑了，事还没办妥，很有些不耐烦了。家人也苦苦要求快些了结，最后用打湿的宣纸贴在赵舒翘的鼻子上，让他窒息。良久，赵舒翘终于断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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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是个正直清廉的读书人，进军机处是刚毅举荐的。虽明知义和团不靠谱，却又不愿意违背恩主刚毅的主张，向慈禧提出了对义和团“抚而用之”“因势利导”的建议，被侵略者们指为义和团的“祸首”，最后落得这般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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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的恩主刚毅在西逃的途中病死，这倒让慈禧省了事。从1898年戊戌政变后，刚毅疯狂地抓权力，甚至与荣禄斗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到1900年，不过两年的时间，他被削职，剥夺了一切荣誉。真是应了那句谚语：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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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将这些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定为战犯，处理战犯是实行停战的前提，而且处理顽固派官员的黑名单也是由这群洋人拟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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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顽固派本应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是被洋人强迫，兵临城下，对于这个长期被欺凌，又爱面子的帝国来说，实在是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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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对顽固派官员的清洗与戊戌政变后对维新派官员的清洗，是晚清官场两次强震级别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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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官员们来说，几百个官宦之家顷刻间家破人亡，荣华富贵，顿成空梦一场，门生故吏风流云散，不能不平添许多感叹与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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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即将开始的新政，这次清洗是一个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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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科举出身的读书人死去使科举考试失去了一大批热心而有实力的支持者。当科举被废除时，士绅们的反应并不强烈，反对的声音也很微弱。时间才过去3年，他们似乎进步了很多。其实一方面是出于对慈禧强力推行的害怕，另一方面也确实感到了亡国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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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开始之后，他们也试图去寻找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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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迟来的新政，使慈禧当权的晚期能够有所作为，也使这个垂死的帝国似乎有了枯木逢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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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慈禧的评价也有了变化，认为从此之后，慈禧成为中国改革派的主导，而之前，她是个坚定的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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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样去看慈禧，实在是不清醒。慈禧最看重的是权力，什么对掌握权力是有利的，她就怎么做。如果说硬要给她定个派别，她肯定是权力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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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政治理念一直都是重利害而轻是非。凡是威胁权力的事与势力，就算违背是非也一定要铲除，比如她发动政变，镇压变法派。凡是可以稳定权力的事，就算违背本心，而可以顺应民心的，也可以做，比如庚子年后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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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戊戌政变开始，慈禧太后掌权的合法性就一直受到质疑，甚至是动摇。己亥建储，上海经元善的电报暗示着士绅们不满意；庚子年向十一国宣战，南方各省搞东南互保意味着地方实力派督抚不满意；弄来义和团杀洋人，招来了八国联军，这表明洋人们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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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各国都认为光绪帝是中国走向立宪的开明君主，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希望，都认为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走向世界的老顽固。这个印象如果不改变，列强很难再支持慈禧当权。在八国联军与李鸿章开始和谈的时候，联军中有人把慈禧列为头号战犯，强烈要求惩处她，甚至杀掉她，否则就不停战。由于李鸿章的力争，慈禧才没被列入黑名单。这次让她着实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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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个懂得审时度势的人，搞新政就是迎合这几派的意愿，改善和他们的关系，进而重新确立统治的合法性。回京后，她经常搞宴会，邀请西方的大使夫人们参加，不断地献殷勤，有时候还痛哭流涕，忏悔自己不该轻信旁人，向“友邦”宣战，以致铸成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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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大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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