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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两个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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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1900年）之后的孙中山，革命的意志更坚定了，革命的道路更艰难了，革命的力量更单薄了，革命的心态更孤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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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之前，他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清廷。庚子年之后，他有两个敌人，清廷，还要加上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清廷宣布新政，公信力大增，对革命的冲击极大，很多原本支持革命的人士开始对清廷抱有幻想。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大肆办报攻击革命，与清廷内外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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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之前，革命派与维新派尚有合作的意向。庚子年之后，他们分道扬镳，从此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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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日本东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注销宣告，从此不言革命，还要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先前他宣扬革命，说革命与保皇是一回事，实际上是借着共和的幌子来搞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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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宣告意味着梁启超彻底投入康有为的怀抱，从此与孙中山势同水火。这可以说是梁启超这一生最大的一次转变。这一年，他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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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转变前康有为借经济问题向梁施压。一直以来，梁启超的经济来源都由康有为来供给。以梁启超的才华，康有为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万不得已之时，康有为借经济上的优势来逼迫梁启超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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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轻易不会与康有为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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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梁启超与孙中山关系恶化，有走投无路之感，回到康有为的阵营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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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转变的关键原因还是在思想上，梁启超阅读了德国学者波伦哈克的《国家论》等著作，认为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现状。他认为，一旦发生暴力革命，中国会大乱，外敌会入侵，到时中国会有灭国之祸。因此，中国只有实行和平的立宪运动，采用温和的手段，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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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是梁启超最困惑的一年。他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整日忧心忡忡，没精打采。那年冬天，梁启超、杨度、熊希龄合照了一张相。梁把相片寄给密友黄遵宪。黄看着照片，很有些为梁启超担心，说梁在杨度、熊希龄之间，忧形于色，神采远远不及。这一年，梁启超刚好30出头，正是黄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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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个多变的人，思想活跃，与康有为大不同。康如磐石，一旦有主张，一生坚守，不惜堕入顽固之境。梁启超如流水，激荡起伏，总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交战，饱受时人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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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那个时代感知思想春江里水温冷暖的鸭子，很在乎时局变化之需，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能触动他敏感的神经。他的文字实在是一江饱满灵动的春水，里面漂浮着那个剧变时代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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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对他帮助最大的朋友是黄遵宪。黄是个坚定的君主立宪派，也是一位大诗人，倡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心”，在晚清诗坛有“诗界哥伦布”之称，有大作《人境庐诗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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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比梁启超大20多岁，两人是忘年交。他希望梁启超能做中国的马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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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黄遵宪去世。死前，梁启超给他写有一信，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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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及我党方针，将来大局，渠（指康有为）意盖颇以革命为不然者。然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吾以为当避其名而行其实。其宗旨曰阴谋、曰柔道；其方法曰潜移、曰缓进、曰蚕食；其权术曰得寸进尺、曰避首击尾、曰远交近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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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归结到一句话：动用一切力量一切手段来实现中国的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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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闻社遭遇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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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维新派改组为保皇会，领袖是康有为。庚子后，维新派改组为立宪派，旗手是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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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与立宪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保皇是保光绪帝，他们相信光绪是千古圣君，只要他掌权，肯定支持立宪。光绪帝掌权是立宪的前提，因此保皇是为立宪，立宪必须保皇，两者相辅相成，只不过对外宣称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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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立宪运动旗手，梁启超的活动自1906年开始到辛亥年结束，一共6年。分两个阶段：从1906年到1908年政闻社被取缔为第一阶段，为政闻社有组织活动时期；从1908年到辛亥年为第二阶段，此为无组织活动时期。相比之下，后一时期成果更多，活动策略更灵活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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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清廷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第二天，有上谕宣布即将厘定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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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梁启超决定组党来推动立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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