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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无法到来的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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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各省办资议局，这成为士绅们参政的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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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眼光离开了帝国中央，务实地转向地方政务，地方的教育、财政、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军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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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资议局只是一个咨询机关，只有提意见的权力，没有决策权。但资议局的议员们都是省里甚有名望的士绅，比如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湖北的汤化龙、四川的蒲殿俊。中国的政治一向人事大过制度。这些人在资议局里，就让这个本来只是咨询政事的机关变成了一个权力机关，时不时地对地方政务指手画脚，而地方的督抚还不能不听。渐渐地，这些地方督抚就与资议局的士绅们搞在了一起，形成了某种默契，合成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地方自治的口号越来越响，地方主义的力量越来越强。他们开始联合行动，大肆呼喊立宪，希望借此获得更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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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平天国时代开始，地方的督抚就拥有了很大的权力，财政和军事都由地方督抚自己控制。从那时起，整个帝国的政治就出现了内轻外重的情况。地方督抚，尤其是四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拥有极大的权力，对中央政治也拥有很大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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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一直存在，慈禧当国，很有手段，威望也高，地方督抚无论权力如何大，比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都不得不听命于慈禧，忠心拥护中央的权威。慈禧死后，犹如给他们松了绑。载沣等人没有慈禧的威望和才干，但对权力的欲望一点也不比慈禧少。他们妄图通过立宪来加强中央的权力，希望能把地方的军权和财权都收归中央。这使得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骤然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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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督抚对付载沣等人政策的方法是拖，拖到根本就办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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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聩贪婪的满人亲贵们与地方督抚的关系越来越远，渐渐离心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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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立宪运动的台前人物是张謇等人，幕后推手是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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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请愿的主要内容是速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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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已经有资政院，地方有资议局，这是国会的雏形。此前的1900年，江浙士绅已经在上海搞过张园国会，他们知道怎么搞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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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会与资政院是不同的，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通过速开国会的方式，逼着清廷交出权力。这是废掉科举之后，士绅们的一次反扑，要求通过这样的方式与清廷分享帝国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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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们这样做，目的有三：一是巩固已经拥有的地方权力，希望向中央发展，更多地参与政权；二是清廷越来越糟，再搞下去，会招来亡国之祸，士绅的参与能尽快让中国摆脱困境，走向富强；三是避免革命，一旦革命，势必血流成河，且引来国家大乱，外国人有可能趁乱瓜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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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们满腔热情，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他们弄到有全国20万士绅签名的请愿书，动员了近100万人参与，青年学生是其中的主力。这场立宪风潮的动员范围远远大过孙中山的边地冒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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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地方的督抚大员也参与进来，支持请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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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梁启超，一方面发表大量文章，进行理论指导；一面让政闻社大肆活动，联络各方力量推动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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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杨度曾经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做枪手，充当中间人的正是梁启超在湖南时期的好友熊希龄。梁启超通过写作出洋考察立宪报告来影响国内的政治。杨度后来也因此得到五大臣里端方等人的保举回国做官，投奔到袁世凯门下，成为清廷与北洋派的御用宪法政治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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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政闻社被取缔之后，梁启超让骨干分子自由联络地方大员以及朝廷亲贵。比如汤觉顿、孙洪伊等人，联络岑春煊、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等，力求能用和平的方法在中国实现宪法政治，避免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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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里还有一群特殊的人物——买办。买办是洋行里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利用为洋人办事的时机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在经济领域很有影响。他们大部分有捐获的官衔，与士绅关系密切，同时与外国人有很深的往来。他们希望国家稳定，并不反帝，也不革命。郑观应、徐润、唐廷枢等是这群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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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威望，立宪请愿都称得上是晚清最有实力的一群人对国家政治的一次满怀忧虑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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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宪派看来，速开国会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在清廷看来，却是大逆不道。臣民逼迫主子交出祖宗江山，古往今来，哪有这样的事。载沣等人对立宪请愿是很反感的。他一忍再忍，将召开国会的时间缩短为6年。他认为这就已经很开恩了。但没想到立宪派得寸进尺，还要继续缩短，载沣索性把几个过分狂热的家伙抓起来，送到新疆去吹吹风，降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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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原本是协商和平请愿的立宪运动，搞成了一个战场。争夺的目标是权力。在这个战场上，中央与地方之间，满人与汉人之间，皇族亲贵与传统士绅之间，围绕着召开国会展开争夺，用智谋，用威望，用笔杆子，用三寸不烂之舌，用和平的手段，希望各自达到目的，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掌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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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基本上是集权无能，放权无胆。载沣愚蠢地使用强硬手段确实让立宪派降了温，不过下降的幅度很大——降到零度以下，彻底心寒了。士绅们不再对清廷抱幻想，开始寻求别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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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已经输掉了，革命远远地跑在了前头。这是梁启超看到的。他悲哀地说，宣统五年可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到来的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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