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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 [:1706867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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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 军营弄惯入军机大臣笔下的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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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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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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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因功勋卓著，封侯晋伯，官至大学士。但只有左宗棠在光绪七年（1881）初以东阁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赞襄枢机，时间虽然只有九个月，却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真宰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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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官方文献和碑传文中对左氏的这段经历记载甚为简略，大多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清史列传·左宗棠传》谓：“七年正月，入觐，命管理兵部事务，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二月，奏请教练旗兵，兴修畿辅水利，下所司议行。七月因病屡请开缺，上一再慰留之。九月，授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1]吴汝纶《左文襄公神道碑》也只有几笔：“俄事定，遂命入值军机，兼值译署。居数月引疾乞退，命出督江南。”[2]这样的表述看不出一点儿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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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野史的记载十分有趣。《清朝野史大观》卷七《文襄入朝三则》，记载左宗棠光绪七年从新疆平定阿古柏叛乱后奉诏回京，出任军机大臣，却因从未做过京官，受到同僚戏弄的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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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左文襄罢西师而入朝也，愤纲纪之不举，盛欲有所整顿，朝中诸大臣颇相忌畏，而未有以相制。已而察知议政王（奕䜣）意亦不愿，于是遂群起侮弄之，或举其可笑之端编为小诗，转相谐谑。缘左侯不习于陈对，其初陛见也，慈圣劳苦之，且曰：“汝在外久，今在京须早起，想不便。”左侯操湘音对曰：“臣在军中五更时便须弄起来。”诸人遂皆举此为笑。左又谓诸寅僚曰：“吾之妾善为盐齑，虽乡味颇可口，翌日当遣人分致。”乃仅各馈少许耳，诸人编诗亦遂入之。又左体肥，每当治事之处，喘息殊甚。诸臣伪为恭谨，相共扶掖，其实以为弄资也。又诸臣知其欲研究诸务，任其自行料检。左顾此则失彼，举端则不能竟委，数日茫无头绪。已而两江总督缺出，遂简放左公督两江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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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野史提供了正史中不曾记录的有趣细节，但因其史料来源不详，学者引用时往往颇费踌躇。其实，现在看到的野史记载，很多都是当时各种传言的一种沉淀，既然有过传言，多少也有所根据。一些情节并非无法澄清，关键是必须仔细爬梳原始文献，去伪存真，考证野史笔记的依据。我幸好找到了相应的原始记录，从中大致可以辨析《清朝野史大观》所记与事实的出入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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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返程途中，曾给李鸿章写信，谈到自己对未来的安排，认为“衰病余生，杖不去手，待漏而趋，时虞陨越。陛见后当上疏自陈，以闲散长留都寓，聊备顾问，亦不敢遽谋归田，致负初心也”。[4]而李鸿章从左宗棠行旅经过的保定官员那里听说，左“起居甚健，须鬓未霜，尚如五十许人”，[5]时年左宗棠六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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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士、军机大臣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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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六日，左宗棠到达北京，次日陛见。这阵子，慈禧太后因病休息，不理政务。慈安太后单独见起，与这位老臣说起二十年来处理危局，平定内外之乱的往事，声泪俱下。二十八日，慈安再次召见左宗棠。二十九日，任命左宗棠以大学士管理兵部，在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留京担任军机大臣，需要每天待漏而趋，十分辛苦。太后允许他晚些上朝，算是对功勋老臣的体恤照顾。左宗棠观察同僚，以为“亲贤在位，上下交孚，盈朝虽非尽惬时望，而奸佞贪诈之辈则罕有之”。[6]他向同僚打听京师花销的预算，军机大臣王文韶、李鸿藻都说每年的用度不能少于六千两银子，他也做好了筹划，[7]并在宣南上斜街租下一座宅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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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王文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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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科举的功名只到举人，同治十二年十月被授予协办大学士，入阁拜相，在有清一代，都是异数，李鸿章当时就称其为“破天荒相公”[9]。此时挟西北创下的赫赫军功任职京师，相当于以节度入枢密。然而北京官场对于这个新来乍到、壮怀激烈、头角峥嵘、屡立战功，常年在外做惯封疆大吏，不太懂得紫禁城规矩的老头，其实是怀有蔑视的。《清朝野史大观》描述左宗棠体肥气喘，起跪需要同僚扶掖，左宗棠在给甘肃布政使杨昌濬的信中坦承，到京参见太后时，“顽躯照常，惟步履艰难，能跪而不能起，每次尚须宝（鋆）相国、李（鸿藻）尚书扶助也。”[10]按他本人的体会，同僚扶掖是善意的帮助，但在军机大臣王文韶看来，左氏被扶却有另外含义。他在光绪七年二月初一日日记中，记录左宗棠首次上班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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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中堂入直，体胖身高，雪后路滑，见面（召见）时气喘汗流，余与兰孙（李鸿藻）左右扶之始能起，老者固不以筋力为礼，盖矜持亦居其半，习惯当自然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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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韶认为，左宗棠安之若素地接受其他军机大臣搀扶，显然是在摆谱，积习已久，当作自然。王文韶当官，历来圆融，慈禧太后后来还称他“琉璃蛋”，[12]但其内心却如此狭促，左宗棠一定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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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与太后的对话和小诗。郭嵩焘光绪九年十月初一日日记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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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右铭……诵李兰生为左相竹枝词。其一云：“军营弄惯入军机，饭罢中书日未西。坐久始知春昼永，八方无事诏书稀。”左相初入觐，上问能早起否，答言：在军营弄惯。“弄惯”二字，盖楚语也。又每入直，动云：“坐久了，可以散罢。”“八方无事诏书稀”，则所在军机处常诵之语也。又一联云：“细君爱听恭维语，独步京城豆腐干。”左相如夫人善为豆腐干，以馈诸要人，在军机常言语老妾云：“王爷及诸中堂大人并称汝豆腐干独步京师。”此等皆外人所不能知，李兰生常举以告人，知必兰生所自撰也。两人同为国元老，同直枢密，而轻薄如此，京师论者亦皆不谓然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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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右铭即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当时在浙江按察使任上。他告诉郭嵩焘的故事比野史更加有趣生动，属于上流客厅的谈资。李兰生即李鸿藻，时为军机大臣、吏部尚书，以理学家著称，私下竟有如此桥段，可看出左宗棠在其他军机大臣心目中的地位。以王、郭日记考证《清朝野史大观》，这条史料虽然在细节上与诸大臣的直接记录略有不同，但其基本事实显然有所依据。左宗棠不招人待见，是其以外官入军机，自恃战功，倚老卖老，言谈举止表演过火，引发同寅不满。军机大臣们都是位极人臣者，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后彼此又在玩弄一些小拳脚，这是官场的有趣，也是官场的无趣。官场上的举手投足，都会有人在背后做出臧丕评说；官场上的虚情假意，更不能当作补药喝下，各人只能自己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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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清人日记、书信被不断披露，成为近代史研究中非常宝贵的资料，值得收集和运用，一些私人诗作，更补充丰富了研究的细节。我自己对于史料，一直力图从当事人第一手的直接记载中去发掘，这种方法，有趣、生动而富有挑战，其价值也高于一般的野史。关于左氏形象和性格，日记、书信、诗歌中的记载很多，可助治学者逐渐勾勒出基本形象，重现更为准确的历史记忆。比如，翁同龢在光绪七年二月初一日日记中记载：“卯正二刻随诸公于坤宁宫吃肉。初识左相国，于殿前一揖而已。”初四日记载：“访晤左季高相国长谈，初次识面，其豪迈之气俯视一世。”翌日又记：左相“议论滔滔，然皆空话也”。三月十九日记：“左相来，宝相（宝鋆）有一团茅草之喻。窃恐左公不免龃龉矣。”次日，翁同龢遇见醇亲王，“劝以调和左相，毋令为难。王甚韪之”。[14]两江总督刘坤一光绪七年四月十二日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左宗棠“精神矍铄，须发皆元，火色腾上，举朝称为异人，各国使节甚惮之”。[15]四月三十日在另一信中又说：“王益吾（王先谦）则谓此老每接洋人，辄露嬉笑怒骂之状，译署虑其抵牾，不使常与周旋，是亦善全之道。弟亦嘱益吾兄规劝左侯宜养威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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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和左宗棠都是湖南人，曾国藩去世之后，他们是湘系封疆大吏的领军人物，刘关心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坤一在叮嘱王先谦规劝左宗棠的信件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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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相入直，固为中外所属望；第须熟思审处，宏远大之谟，造和平之福，不可徇俗人之见，以取一时之名。如华洋交涉各事宜，已成积重之势，然彼此相安日久，祇合逐渐挽回，不可遽事纷更，致虞决裂。至于语言启衅，意气相高，尤非大学问、大经济人所为。左相之嬉笑怒骂，洋人必不能堪；弟曾尝试之，久之恼羞成怒。设遇有嫉左相昵洋人者从中嗾之，则彼将设法刁难，遇事抵触，使朝廷不敢尽其才，左相不能安其位而后已。即使身去而声称极美，天下后世，惜其志之不行，言之不用，而时事愈趋愈下，终无补救之时。当此主幼时艰，左相受恩深重，揆之古大臣委蛇求济之苦衷，亦何忍出此。若不然者，因留左相一人而开罪各国，万一此唱彼和，群起与我为难，未见能操必胜之权，恐蹈南宋张魏公覆辙也。鄙意左相乘此洋人敬畏之时，开诚布公，因势利导，于时局必有补救，何必故与参差。孔子谓忠信笃敬，以行蛮貊之邦；况彼玉帛来庭，而我公孤论道乎。即如译署诸公所言，左相少与洋人接见，以期养威持重，亦是一法。务望先生忠告而善道之。古人谓：“知而不言，是我负友；言而不听，是友负我。”左相为乡先达，且为国之柱石，此节又关系极大，幸勿吝药石之投。弟固受知于左相者，第忝为疆吏，于政府不无瓜李之嫌，未敢冒昧。鄙意以左相不唯不可与各国公使龃龉，并应与合肥和衷，合肥不足于弟处最多，然为大局计，深不愿两相之相为水火耳。[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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