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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170687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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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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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文化扞格同时发生而同样不可用历史经验作方比的，是源源而来的西方人以及他们伸手攫取的不止不息，正以其漫无边际而使昔日的“内中国而外夷狄”变成内外交杂混沌而无可界分。当奕訢在北京城里眼看着英法联军退回天津，纷纷南驶，并由此对比前代而发生感想的时候，冯桂芬身在洋人坌集的上海已见得更多，而由此筹想于中外之际也思之更远更深。因此，其时庙堂议论谋划夷务，犹以“杜其窥伺之渐”(24) 为愿想，而自冯桂芬看去，则西方人正在带来的那个世界已经是中国人摆脱不了的东西，并因之而是中国人无法“杜其窥伺”的东西。他曾大处着眼而言之透辟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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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可灭，夷不可灭也。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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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是一国有盛衰，而由“百夷”汇成的西方世界则始终长存于天地之间，从而始终长存于中国人的眼前和四周。而与这些不可摆脱的“百夷”连在一起的，则一定会是一种了无止境的迫来和逼入，从而是一种无从堵，也无从“杜”的“窥伺”。这个道理不久之后便以沿海沿江华洋交涉里的种种“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衅”(26) 为实例，使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弄明白了。咸丰年间的那一场中外战争英法结成联军而来。英国和法国之所以能够结成联军，是前者以扩展通商为要务；后者为传播西教作护法。由于通商与传教成为战争中的意志，因此英法联军战胜之后，通商与传教都随之扬厉恢张而“恣意纵横”(27) ，成为60年代之后西方人在中国不断进取的意之所注和力之所注。这个过程在“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的同时，又以其水银泻地一样的无孔不入明了地显示了西方世界的不可摆脱和西人“窥伺”的不可摆脱。当日署理法国公使的伯洛内（Bellonnet，Clande Henri Marie）曾对中国人言之侃侃地说：“所有外国人到中国来有何可贪？亦不过通商、传教二件”(28) 。他以西方世界为常态以说明通商传教的惯行之而熟见之。但在此日的中国，则通商传教的自外而入始终是一种强入，并因之而始终是一种翻搅和惊扰。由此激成的动荡遂与之一路伴随而沤浪相逐，此起彼伏，在通商传教所到的地方，层层不息地起于东西南北之间，其中的人情物理皆别成一路而不能用中国人的老办法相对付，与“边患相寻”的“前代之事”作比较，尤见其全不相侔。而后是通商传教都成为中国人的艰难竭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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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传教成为艰难竭蹶，是因为两者始终都以具体的中国人和普通的中国人为对象。作为一个过程，通商和传教只能实现于这种和一个一个的个体交往之中。因此它们进入中国，便一定会不停地进入内地，进入社会，进入人群，走到中国人的生活空间里面，之后是通商传教都会与中国人的社会和生活交相缠结。咸丰末年张集馨署闽藩，已历数“花奇、佛兰、合众、吕宋、红毛、大西洋英吉利等国，来往贸易”于福州的人多势众。其间因商业上的往来所造成的“夷人与粤人相熟悉”，曾致彼族屡屡涉入闽人与粤人的争斗之中，演为“广商拖欠厘金，偷漏税课，官若绳之以法，夷人则出而左袒”，而“广人与漳、泉人争竞”，则“夷人又袒护广人，而漳、泉人不能心服，寻衅争竞，互有殴伤”。其中醒目例子，是“夷人借炮与广人，助其凶斗”(29) 。然后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一片血腥。在这个例子里，西人因通商而入中国，又随贸易利益而卷到地方社会的恩怨之中。而且身入其间，逐利的远人便常常成了造祸患的人。而对于民间社会来说，则相比于打破锁国的门户和藩篱，这种因洋人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空间而造出来的乱象是一种切近的搅动，从而是一种更深入的搅动。庚申之变以后，通商口岸愈多，西人入华愈多，华洋杂处也愈多。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奏议里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而西人之随处麕集游走，皆“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30) 。其言次之心不能宁和意不能平，正出于审视既久之后洞见利害而无可措手的焦灼。后一年薛福成“应诏陈言”，说的也是这个题目：“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31) 。他用“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说事状，比李鸿章的“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更逼真而且更切入地写出了这个过程里的 纠结和无从控驭。在汉唐以来二千多年的“犹有中外界限”之后，是此日西方人走进中国人的生活空间之中，已经在实际上淹没旧垠，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没有界限。通商传教的西方人走进中国人的生活空间之中，其直接的意义与深层的意义，显然都在于一种远来的异态和无序走进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常态和有序之中。商人到中国来逐取物利，教士到中国来重造信仰，对于中国社会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因此而是中国人既有的和自有的经济结构与精神结构而言，则两者都是在用异态来改变常态，从而都是在用无序冲击有序。而逐取物利和重造信仰的没有限度，又会非常容易地使逐取物利和重造信仰演为“恃其诈力，要挟多端”，随之是通商传教都变成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逼拶。因此，在西方人一路走来的同时，与之形影相随的常常是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的排拒和堵截。由于通商传教都以具体的中国人和普通的中国人为对象，是以逼入触发的排拒大半起于民间。然而其本性上的异态改变常态和无序冲击有序，却又一定会越出民间，注定要与守护常态与有序的地方权力相撞，并因其冲击而激出地方官的堵截，比之民间社会的骚动，其中又会更多一重士大夫的自觉意识。排拒与堵截产生于同一个源头，所以在当日的历史场景里两者往往声息相通而互为感应。夏燮作《中西纪事》，曾以其亲身经历记述同治初年士民打南昌教堂，赣抚沈葆桢引为大快，称道之曰：“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也”。然后以“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32) 为一身之担当。其心念中的道理显然与打教堂的士民是一样的。一年以后法国传教士由水路到南昌，途中遭遇“聚有多人，抛石迎击，且声言定要害命”，遂不得不掉头“折回九江”。在法国人的这一场来而复去里，一方的驱逐和另一方的被驱逐都实现于群聚一哄之中。但法国公使柏尔德密（Berthemy，Jules Francois Gustave）照会总理衙门，则非常明白地直指“滋事众人内实有该省沈（葆桢）巡抚所辖兵役等人，其为奉行巡抚之命可知”(33) 。以照会所提供的情节与夏燮记述的情节作比对，显见得当日发生在南昌的地方民众反西教，其群聚一哄的过程中和身背后一直有着地方官鲜明的个人意向。因此后来江西士人称颂沈葆桢，这一段历史便成为常被渲染的故事(34) 。而士人以此称颂地方官，亦见地方官的意向正是当日士大夫共有的意向。因此，在沈葆桢以后，抚闽的丁日昌也卷入过这种排拒与堵截声息相通而互为感应的场面。光绪初年，福州乌石山英国教堂因“圈占公地”并“伤碍全省风水”而被当地人“焚毁。”福建的疆吏事后奏报朝廷说缘由，尤以“前抚臣丁日昌于交卸回籍时，拟以城外电线局空屋基地与之对换，议有头绪”，而洋人反复，又在山上“添造楼屋”为士民激怒之因果。但知悉内情的李鸿章彼时曾致书总署，说是当初丁日昌既与英国领事议“互换”，又特为“访出”当地举人之能够掀动一方者，“令具公呈陈诉妨碍”以期别成声势而用作挟迫。“原系多方设谋，不料事未办成，丁已去任”，而英国之领事“借词延宕”，英国之教士“更添盖洋楼”，遂使找来“具公呈”的人变作领头烧教堂的人。原本的一场筹划也因之走入了“初欲借绅禀以胁制洋人，继则贻口实以激成众怒”(35) 的局面。比之疆吏的奏报，李鸿章的信函显然为这个过程里的因果和本相提供了更多的真实性。虽然这个过程里的后半段不在“多方设谋”的预想之中，但这个过程里官与民的指臂相连而动则是非常明白而且非常典型的。在当日的中国，沈葆桢和丁日昌都是能识洋务而先脱否塞的人物。就这一面而言，他们比庚申之变以前中国人由单面看西方，并径直沿用旧法以作深闭固拒已经并不一样。因此“多方设谋”和“胁制洋人”之借用智术，正是在已脱旧日范例而又并无新则可循的时势里别出心裁而自成手段。其间的曲折显然反照了心长力绌下的侷促。然而这类别出心裁的自成手段又是一种非常个人化，并因此而不能不随个人为转移的权谋和权略，从而是一种全无法则可言的东西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用这种东西对付西方人，说明了他们心目中的西方人仍然不够十足的清晰。在这些场面里，全无法则是与知己而犹未真能知彼相对应的。因此，以沈葆桢和丁日昌为实例，可以看到：时当“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而致西方人不停地进入内地，进入社会，进入人群，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空间和地方社会的生存空间之际，正在辨识西方世界的那一代士大夫与之相迎于狭路，遂不得不在辨识尚未深入的同时，已不得不起而堵截西方人的“纷至沓来”和“盛气凌轹”，而后是应接之际便多见仓猝而生的各凭智术以成手段。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矛盾，因之是一种不可选择的矛盾，而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则那个时候的中西交通和中西交冲又正是实现于这种矛盾之中的。是以在南昌和福州之外，当日地方权力“唆使士民”、“唆使百姓”(36) 与阑入的外国人作节节相抵的事便常见于南北之间。其中最厉害的，是同治末年贵州巡抚田兴恕“屡次带兵攻击贵阳等处天主堂”(37) 。他以武人管地方，不甚留意于别出心裁以自成手段，举止遂多了一重兵气。其实以吏治而论，同治一朝言路论事，已常常举“军兴以来各省督抚因饷需不给”而“变更成例”，遂“违例征收，苛扰闾阎”，致“民不堪命”；以及听讼“徇情枉断”，致“小民负屈含冤，无从申诉”(38) 为大病。由此描画出来的民生和世情，正说明其时在官府和“士民”、“百姓”之间常多怨望丛积。所以，以此映衬这些在中西交冲里起于地方的事实，则这个时候官府与“士民”、“百姓”在排拒堵截之中的彼此因依和联为一体便格外引人注目。这种共有的敌忾因西人所到之处的地方不能太平而生，因此这种共有的敌忾之此起彼伏和绵延不绝，又写照了西人所到之处地方不能太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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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地方应对西人，则排拒和堵截大半是从一地一事而起，也以一地一事为止。绵延不绝和此起彼伏的外观之下，其实都是一个一个不相连接的历史场景。而这种不相连接造成的时间上的有限性和空间上的有限性，又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中西交通和中西交冲里的局部、个别、一隅、片段，并因之而无从伸张和扩展。但在西方人带来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可摆脱之日，排拒和堵截虽起于一地一事，面对的却是出自那个世界，而旨在从整体上笼罩中国的意志。这种意志与暴力相表里，因此，在这种不相对称的颉颃里，局部、个别、一隅、片段都会引出那个世界中的“猖狓”和“鸱张”，并由此演为中西之间的“衅端”。若其间枝蔓旁生，由此及彼，还会导致“一国生事，诸国构煽”(39) 的合纵连横。“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之所以成为忧患，说的正是这种由排拒和堵截演为“衅端”的可怕。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后来追叙19世纪60年代末期中英之间的错综关系，曾枚举“短期内发生”的“三桩事件”，以论述当日英国领事对付中国人的排拒堵截，多半喜欢用“炮舰政策”来表达利益和主张。其中一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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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的台湾港一系列仇恨教会的攻击和当地道台没收了爱利士洋行的一船樟脑之后，吉必勋领事在女王陛下的舰船“阿尔吉琳号”和“巴斯塔得号”保护下，于1868年11月21日占领了当地的港口。这次占领即刻产生了效果，吉必勋不仅取得了损失的赔偿，而且还废除了樟脑的专利权。(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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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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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末年，李鸿章说：“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而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49) 。奕訢说：“从古驭外之道，非扫穴犁庭，我诚有以制彼，即闭关却敌，使彼无以乘我”，而在庚申之变以后的中国是两者皆已无法做到(50) 。他们说的都是西人的浸灌之不可杜塞和西人的缠绕之不可脱解。其意思正与冯桂芬说夷务的识断非常接近。但比之冯桂芬的旁观环视，则这些话出自他们积累的个人体验，又多了一层局中人备尝磨难之后的甘苦和愤郁。由于中国人不能用排拒堵截的办法立界限，把自己同西方人和他们带来的那个世界从空间上分隔开来，于是中国人便不能不在自己的土地上行步蹙促，与西方人的“纵横出入”(51) 艰难地比邻共处于咫尺之间。这种被李鸿章称作“同居而异心”的状态是西方人用两次战争锻造出来的，所以“同居而异心”的背后始终蹲伏着战争的阴影。然而就其历史内容而论，则是“同居而异心”对中国人所造成的影响比直接的，并因之而是有限度的战争更富广度与深度，这种广度和深度所展现的是一个没有间歇也没有尽头的过程；一个从内里影响和限制中国的过程；一个在侵蚀和抵拒的纷争中颠簸地延续的过程；从而是一个西方人拖着中国一步一步卷入世路动荡和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些历史内容都在使中国脱出常轨，因此这些历史内容都是现世里的中国和传统中的中国所不能容纳的。但与西人比邻共处于咫尺之间，这些历史内容却又已不可逆转地与现世里的中国和传统中的中国连在一起了。对于那一代被强推硬拽着进入这个过程的中国人来说，由此形成的局蹐是一种真正的困境和深深的困境。随后，在越过了蔑视、愤怒、畏惧、痛恶和惊讶之后，是那一代人在深深的困境中产生和形成的深深的困境意识。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由“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对举作起讲，以筹议“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52) 。他笔下的“变局”一词显然是从困境意识里派生出来的。次年奕譞作奏论，说“夷务为中原千古变局”；世铎作奏论，说“庚申以来”是“千古未有之变局”(53) 。这两个人彼时尚不在深究洋务之列，而瞻顾于中西之间，他们同李鸿章一样，用来作写照的也是同样的东西。此后王先谦论时务，以西国合纵“构难中土”为“千古未有之创局”，又以“千古未有之创局”为中国人的“智勇俱困之秋”(54) 。就其辞意所指，“创局”一词本义应当是与“变局”同归一类之内的。在这些人以外发议论而与之成为共鸣和群鸣的，还有李宗羲说的“千古未有之创局”(55) ；罗应旒说的“天地自然之运会至于今而一变其局”(56) ；曾纪泽说的“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57) ；薛福成说的“亘古未有之奇局”(58) ，等等。而郭嵩焘使西归来之后因事赋诗，则曾用“万国梯航成创局”(59) 作咏叹，以表达中西交往和交冲所造成的奇异。相比于他的同一辈人，其咏叹之中当然已多了一种个人的阅历。李鸿章、奕譞、世铎、王先谦、李宗羲、罗应旒、曾纪泽、薛福成和郭嵩焘分属亲王、疆吏、京官、候补道与出使大臣，其各自的见识和取向原本不尽一样，然而他们引以指称世相的“变局”、“创局”、“奇局”和“智勇俱困之秋”说的却是同一个意思。以“千古”、“亘古”、“数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运会”为背景，其间的每一个词汇所映照的都是从未有过而正在发生的巨变和剧变。这是一种由西方人主宰而为中国人不识的巨变和剧变，因此，与之俱来而最为显目的便是那代人在困境里的周章和徊徨。薛福成曾有一段文字非常典型地写出了这种周章和徊徨笼罩下的心头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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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事变如此之棘，时局如此之艰，皆肇端于此数十年内。自开辟以来神圣之所缔造，文物之所弥纶，莫如中国。一旦欧洲强国四面环逼，此巢、燧、羲、轩之所不及料，尧、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今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厌；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以旧法应之，则违时而势有所穷；以新法应之，则异地而俗有所隔。(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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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文字之所以典型，是因为这一段文字富有代表性地诠释了那代人心目中的“变局”、“创局”、“奇局”和“智勇俱困之秋”，从而富有代表性地诠释了当日困境意识的涵义所在和紧张所在。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此数十年内”，士大夫与彼族作往还，已历经了战争与议和，会剿与折冲，排拒堵截与排拒堵截之后的“收局匪易”，其中的每一段经历都有过挫顿和窘迫，同时是其中的每一段经历都获得了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都出于彼己之比，因此挫而后知和学而后知重心都在中西之比。然而以“巢、燧、羲、轩”和“尧、舜、周、孔”为典范与西人“环逼”下的中国相对比而说异同，则显然是中西之比的重心已移到了古今之比一面。这种从横看变为竖看的移易说明，在晚清中国的思想历史里，中国人的认识过程和认识逻辑是先作中西之比，后识古今之比。由中西而古今，是一个观念变为另一个观念。其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显示的是差异，而后者显示的是嬗递，就认识的程度和向度而言，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嬗递所内含的是历史的时序，因此，当“千古”、“亘古”、“数千年”、“五千年”和“天地自然之运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来描述当时人心目中的巨变和剧变的时候，郁结于他们困境意识的深处，并通过这种困境意识而表现出来的，其实已是他们在屡经扞格之后获得的时代意识了。虽说当时初生的时代意识里还有许多朦胧和悬想，但由此提供的理路，却能够使中国人一步一步地识得中西之比里内涵着的古今之比，并因之而一步一步地识得中西之争的真义和要害皆在古今之异。而后，中国人不得不学着用古今之异来理解和应接中西之争，时人谓之“风会所趋，虽造化之奇，亦若听命于智巧之数，其不能不相随转移者，时也，势也”(61) 。然则以“相随转移”说世局，显见得正是在这种一程一程的理解和应接之中，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才得以惨淡经营而周延铺展；也正是在这种一程一程的理解和应接之中，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为古今之比所牵引，其追求自强的一路起伏同时又非常艰难地促成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但时代意识与困境意识相表里，又十分明白地写照了这种逼扼下出现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一种在张皇里移来的近代化。逼扼和移来都决定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因此，由近代化促成的中国社会新旧嬗递的漫漫长路将不仅会是多难的和崎岖的，并且会是扭曲的和变形的。而贯穿于其间的则始终是延续于人心中的周章与徊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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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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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七），第2455，2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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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子正义》（下），第567页，中华书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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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第371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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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第26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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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国藩全集·书信》（四），第2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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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邠庐抗议》，第5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