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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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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地方吏治在州县的“轮署”和“委署”之中变得无复旧日模样。然而以缺分之有定为限度，更多候补的做官人犹在“轮署”之外久俟而不可得。这些没有俸禄的职官既已分发到省，便成了疆吏所管和应管的人。于是从南到北，“各省候补人太多，浇裹无出，势须给以差使”(64) 。“差使”不同于缺分，就候补的本义是候缺来说，这是在别开路径。与缺分之有定相比，“差使”数目无定，是一种可以由疆吏自为兴作而直接支配和随意支配的东西。咸同两朝十多年的内战造成了疆吏管地方的集权之势和种种变动改作，这个过程催生出各色以“局”“所”立名而不在官制之内的机构，而后是缺分系于有定的官职，差使则系于这种自创自立而不在官制之内的机构里。因此，在州县的“轮署”和“委署”之外，还有“每局每卡多者辄数百人，少亦数十人”的奉札委当差。局卡里的“数百人”和“数十人”能够各奉札委，是其各有功名，从而都是候补官(65) 。19世纪后期的中国，这一类因权力的变动而产生的机构一经在内战中出现，又会在后来的时势变迁里不断增多，与此同时，则是附生于这些机构里的候补官也在不断增多。光绪十年（1884），户部曾列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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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各省散置各局，已报部者，于军需则有善后总局、善后分局、军需总局，报捐总局、筹防总局、防营支应总局、军装置办总局、制造药铅总局、收发军械火药局、防军支应局、查办销算局、军械转运局、练饷局、团防局、支发局、收放局、转运局、采运局、军械局、军火局、军装局、军器所、军需局等名目；于洋务则有洋务局、机器局、机器制造局、电报局、电线局、轮船支应局、轮船操练局等项名目；于地方则有清查藩司库局、营田局、招垦局、官荒局、交代局、清源局、发审局、候审所、清讼局、课吏局、保甲局、收养幼孩公局、善济堂、广仁堂、铁捐局、戒烟局、刊刻刷印书局、采访所、采访忠节局、采访忠义局等名目；其盐务则有各处盐局、运局、督销局；其厘卡除牙厘局外，则有百货厘金局、洋药厘捐局，暨两项各处分局更不胜枚举。其未经报部者尚不知凡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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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管不到这些机构，所以代表朝廷的户部称之为“各局林立，限制毫无”，而尤其不满于其间的“事应责成司道厅州县者，亦必另设一局，以为安置闲员地步”(66) 。户部以地方立局“安置闲员”为非，而其间的矛盾在于“闲员”由冗官而来，冗官由捐纳而来，捐纳由度支不给而来，溯其源头，闲员之多，本出自户部助成捐纳而来。因此，户部批评地方虽言之侃侃，而手里的道理其实只有半截。但用“安置”一词来表述正在这些机构里当差的众多候补官，则又真实地说明了那个时候的“差使”常常是不立规矩而大小由之的，从而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一则记载说由捐职而候补，“道员到省后，督抚以其官大本大，无论何人均有一差，每月薪水银百两，或五十两，由厘金项下支取。知府二三年中，亦必有差遣”(67) 。在这一类按捐官的资本分等类的场合里，“差遣”或“差使”大半成了别具样式的周济。当日的一个京官意不能平，则直白地称之为“赡养”(68) 。显见得借助于“各局林立”，大批本属游离的候补官才能够找到托身的地方，从而在清代官制原本有限的空间之外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世纪后期出现于地方行政系统里的种种新立的机构，与19世纪后期汇积于官场之中的成群候补官之间自始即共处于历史造成的连接之中，而在其内里，则这种历史造成的连接之中同时又有着历史造成的因果。在咸同之交的内忧外患迭连迫来之际，被接纳到“各局”里来的一群一群候补官，其初本是一起营造了这些以“局”立名的种种机构的人。当内战搅动天下之日，同时又是国家调度兵事和财政的权力一节一节移入军中的营务处、地方的粮台和督抚的幕府之日，出入于这个过程之间而垒砌起新的权力结构的多半皆属可以由疆吏札委的候补官；时当西人的逼迫促成了中国人的自强意识之日，自强促成了效西法买船买炮、造船造炮，出入于这个过程之间而为洋务别开一重门径的，多半也是可以由疆吏札委的候补官。比之朝廷里的六部堂官，疆吏更容易表现一点善待候补官的心愿，其间的渊源，大半起端于此日的同舟共济。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推重久在湘省做候补官的黄冕，说是“湖南设立厘金盐茶各局”，多系其“创定规模”并一手提调，而后能得“筹饷之力”，以成累年之“供亿浩繁”(69) 。当内战蔓延之际，像这样的人和事在湖南以外的地方都应有而且都会有。而以后来国家度支之法的大幅变动作比照，则黄冕一班人此日“创定”的“各局”，正是在另立一类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衙门，把朝廷下移的财政权力绑定在地方。一旦绑定，这种权力便成了朝廷再也收不回去的东西了。在当时的中国，这一类事脱出了祖宗家法而不在成例之内，显然是只有不在缺分之内，从而无需恪守成例的候补官才能够放手做和做得好。而日后疆吏渐居天下之重，其面对新问题和老问题，新权力和旧权力互相舛错，于别开生面之中犹能行之井井有条，则正是通过这些人的“创定”和提调才得以实现的。于是这些本应被算作冗官的人们，在身逢其时里便深度介入了晚清中国权力结构的变迁，从而深度介入了晚清中国的历史变迁。与湖南的“厘金盐茶各局”比，淮军初入苏南之日，要的是立局“专办制造事宜”。这种事比“厘金盐茶”更难下手，从广东被调到上海的“同知衔江西候补知县丁日昌”遂以其善能效法“西人秘巧”而一时见长，成了李鸿章非常倚重的人(70) 。后来“设局制造”的场面从小到大，从少变多，并且由制造派生出航运、电报、矿业、铁路，而继丁日昌之后督管这一类局务，并因之而姓名经常被列入奏章的人物，以功名而论，则一个一个都身属“江苏补用道”、“江苏候补道”、“分发补用道”、“三品衔候选道”、“直隶候补道”、“选用知府”、“补用知县”等等之列，仍然是一群有官职而没有缺分的人。像这样以制造为专业以及由制造推衍出来的各色洋务衙门从一开始就出自野生，并因其出自野生而与彼时既有的官制全然不可对应，于是不在缺分之内从而游离于官制之外的候补官，便以其群体的存在而现成地成了机构里的主事人和办事人。所以，以历史过程论人物之走势，则西潮浸灌催生出中国社会新陈代谢之际，这些人曾比官僚群体里的其他人更早地介入和更深地介入新陈代谢的曲折和起伏之中。同治末年李鸿章深感科举不能出洋务人才，曾主张“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71) 。然而就其主持洋务运动三十年之间所委用、调度和识拔的众多候补官而言，显然是“考试功令”未必真能阻格洋务。在科目还没有到达能够“变通”的时候，一群一群的候补官其实已经汇成了一种别样的另开“进取一格”。比之二十世纪初期废科举、开学堂所产出的游学生和新学生用心于鼓荡思潮，则这些人留下的事功虽多在形而下一面，但直观而见，已不能算少。因此，就历史事实而论，正是冗官之宽为李鸿章弥补了科举之狭，而后能成其“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煤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路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等等的“凡所营造，皆前此所未有也”(72) 。然则以“厘金茶盐各局”和“设局制造”为实例说19世纪后期的历史变迁和新陈代谢，则彼时大量产出的候补官里，是常常有人在做实缺官所做不了的事。此谓之“天下有事，功名多途”(73) 。在一个尚事功的时代里，捐纳保举虽人品各异，但以办事和做事而言，则大半更能应时。作为一种对称，是当时人常常说的大吏“喜用军功捐纳”(74) 。由此形成的，已是一种官制史上非常奇特的现象。而户部在奏议里列举的“各局林立”虽然五光十色，其实大半都是从这个源头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当满坑满谷的候补官为一世所指而久被訾议的同时，“局”中的“总办”、“会办”和“委员”依然是进进出出的候补官。这一类事实的存在和延续，说明了周济与“赡养”之外，被看作是官场多余人的候补官有时候会被卷到历史过程的深处，并以自己的施展手脚与其间的成败得失相为因果。而这种留在了历史中的痕迹与周济和“赡养”共存于19世纪后期的中国，又写照了晚清候补官员之各式各样和不可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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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咸同之交的数十年里，捐纳和保举造出了清代二百多年里从未有过的冗官群。他们中许多人的光阴大半都是在等候“轮署”和“差委”中消磨掉的。而“候补人众事少，非钻刺夤缘，请托求乞，不足以合上官之意而动其怜”，且“又困于挤排，以故工巧之术，软美之态百出其途，以求迎合。为大僚者又无术以救正之，因而相习成风，中才之质尽入下流”。显见得与光阴一起被消磨掉的，还有立身的节操和仕路的“官箴”(75) 。后来官界在时人笔下被当成龌龊的地方，以其递相传承的一路演化而言，则是节操和“官箴”不立之后“钻刺夤缘”和“请托求乞”太多，致“中才之质尽入下流”的结果。然而“以求迎合”虽“相习成风”，其实“求”者太多和应者太少成为常态之日，“求”与应之间常常是不能合得拢来的。赵尔巽作御史之日曾说：“各省候补中司紧要公事与地方官一律差委者诚不乏人，而终身不得一差者所在多有”。这种“终身不得一差者”既是年复一年苦苦候补的人，也是到死都没有得到一点结果的人。而“所在多有”则说的是他们在南北官场中的屡见和普遍。这些人选择了官场，但官场始终不肯选择他们。是以他们在漫长的守候之中实际上的生活状态只能算是世间的穷民。其中的大批“因称贷困守一官”者，便成了“始则因贫而仕，继则因仕愈贫”的人(76) 。因此，与“未得则汲汲钻营，既得则孜孜为利”(77) 同样引人瞩目的，是数十年间候补官里普遍可见的贫与愁。同光年间一个久在湖北官场的士人曾记录过鄂省巡检中“候补数年，无一差，贫苦甚，命其十一岁小女乞食”的真人真事，以及久候差遣不可得，致冬日“衣单无棉”而“妻一子四女一，三日内皆食红薯七文而已”的真人真事(78) 。他们虽然已经列入了官界，但其一身一家则犹在饥寒交迫之中而不能脱苦海无边。另一个士人也记录过同一类真人真事，说的是候补官中的“饥饿而死”者：“予在沈方伯署中，某日，有人禀某候补知县死，方伯委员往验因何而死，回禀曰：某员到省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实冻馁而死。其身上惟留一破衣破裤，床上惟眠一破席，被帐俱无”。按记述人作客幕府的行迹，这件事应当发生在福建。在同一段文字里，他还记录了四川一个“饥寒不堪，吞烟自尽”的“候补知县”和江苏一个“典质俱尽，遂自经而死”的“即用知县”(79) 。这些人各自候补到死而不得善终，说明了候补的路不容易走得通；而其各自以一死了之，则又说明，一旦身入候补一途，已是既难回头，又难脱身。与这些人相比，他们中不肯一死了之的人同样身在困顿之中而又耐不得长久等候，便很容易于四顾无路之中出格求活于法度之外。出自那个时候的一种笔记和一种判牍，都曾叙述过作贼于市井之中的候补官，而叙述既毕，叹为“嗟乎”。(80) 这种由官到贼的变化虽是极端的例子，却真实而且具体地写照了冗官的落魄以及身处落魄之中德行、纲纪和法度的都不足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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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举、捐纳、轮署、差委一点一点地改变了清代的官界法则，这个过程与历史嬗蜕相交缠并留下了许多悲欢故事。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官场世界一节一节的失范和失范之后日深一日的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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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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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一，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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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史列传》第二册，第480页；《花随人圣庵摭忆》，第1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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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墨余录》，第2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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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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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1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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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漏网喁鱼集》，第24—25页，中华书局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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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永宪录》，第333页，中华书局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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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十三，《道府州县四项毋庸减成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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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1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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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75—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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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清稗类钞》第三册，第1358—1359页，中华书局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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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清人谈荟》二编，《墨花吟馆感旧怀人诗·怀人诗》，第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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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1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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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许大龄：《明清史论集》，第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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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春冰室野乘》，第11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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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6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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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许大龄：《明清史论集》，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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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二，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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