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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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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人卷入了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同时是一种外来人卷入了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比之清代早期历史中钦天监里的汤若望和行走于内廷作供奉的郎世宁之畴，这个时候聘来的西人则全不相侔而另成一类。他们在被雇用的同时，又会自觉地用自己的眼界、意见、推理和判断一节一节地影响雇用者，并由此造成一种累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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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中之典型，像赫德那样一身掌管中国的海关税务四十多年的人物，便在四十多年里常常要与枢府中的大佬和疆吏里的强人相往还，并以种种事关军国的题目作进讲，而引出庙堂议论的群鸣和回响。在后来的历史叙述里，他曾因此而被称作中国政府“几乎不可或缺的顾问”(60) 。就一个非我族类的英国人而言，赫德之能够长久地影响当权的中国人，是因为他用独裁的办法管海关税务，具体地因之而醒目地演示了洋税的年收入总额在他手里由8，556，476库平两增加到34，968，046库平两的过程(61) 。这些数目字与赫德连在一起，而与这些数目字连在一起的，则是数十年里持久地用洋税来支撑的“边防经费”、“筹备饷需”、“海防经费”、“造船经费”、“军备制造经费”、“各省协饷”、“淮军协饷”，以及“还神机营怡和借款”、“还郑工借款”、“解拨皇室经费”、“解拨内务府经费”、“解拨陵工经费”、“解拨江南织造经费”等等“国用”(62) 。在一个财政窘迫的时代里，洋税为朝廷维持了从国防、兵工到内廷与河工的庞大开支，从而为朝廷维持了一种可以延续的国家治理。所以，洋税的可靠便非常自然地会在总署的意中转化为赫德的可靠。而后是海关的总税务司与当权的中国人越走越近。用文字作实录，在赫德的日记里便多见“今日去总理衙门”；“整个下午均在总理衙门”；“去总理衙门，见到亲王也在该处”；“昨日在总理衙门进早餐”；“一点钟时被召去总理衙门”(63) ，还有“文祥今日午间叫我去”；“应文祥召往，中午董询来访”；“宝鋆和徐继畬日前来访”(64) 等等，记述的都是与总署里管理各国事务的大臣所作互相对话和一起共事的情节。在这种越走越近的往来里，本以海关税务为职业范围的赫德便常常要越界，用自己的见识与主张为中国人办洋务，并因之而广泛地牵动和影响同光两朝的财政、外债、海防、外交、海军、邮政、教育、铁路、币制，以及器械的采购和洋员的引入。当时人谓之“阴持朝议，显绾邦交”，“阴”和“显”说的都是一种由越界而获得的牵动力和影响力(65) 。但作为一个出自基督教世界的外来人，为中国人办洋务而致一身广涉多端而牵动八方的过程，同时又一定会是一个缠绕于种种矛盾之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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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1876）初，翁同龢在日记里评说十个外国人，而以“威妥玛最况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66) 为总结之辞。虽然其时赫德做的是中国官，但以族类分彼己，在翁同龢心里仍然是和英国公使归为一体的。与恭亲王和文祥之借重赫德比，翁同龢表达的是一种猜度和疑虑。同一年郭嵩焘奉旨出使，在临行之前的觐见中与西太后作问答，也有一段话专门说到这个题目：“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在中国办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却是英吉利人民，岂能不关顾本国？”(67) 其间与翁同龢的不谋而合都是把赫德等同于英国，并以此猜度和疑虑他在中英之间的损此益彼和心不可测。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是一种容易引发共鸣的推论，所以，前后数十年之间，赫德的主张曾不时地受到身为疆吏的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的排抵(68) 。除了是个“彼族”之外，还因为赫德的主张常常以弱枝强干和内重外轻为立场，从而常常想要改变十多年内战所造成的国家权力下移的既成之局，使身在既成之局里的疆吏要让出许多用之已久的东西。他卷入得太深，所以疆吏大半都不喜欢他。然而对于赫德来说，身在中西各立界限之间而由此入彼，这种中国人的不喜欢仅是重重扞格里的一面，与之同时存在，并以其相互对映而成为相互对比的，还有西方人的不喜欢。六十年代末期的《北华捷报》曾以“非常带有贬意”的用心评论赫德，深信“他的感情已完全是中国式的了，和中国人一模一样了”。这一类报章文字代表的是“通商口岸商人们的尖锐批评”(69) 。而文字之外还有诉讼，以至于使他作为一个中国官员与英国人交涉争执，至少三次当过英国法庭里的被告和原告(70) 。而比这种因商人和商务而起的官司更深一层的扞格，则是“马嘉理案”引发中英外交冲突之日，赫德曾受托协助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Wade，Sir Thomas Francis）议约于烟台，而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利益化作不同的是非之界和激烈的口舌之辨，直接地导致了英国人赫德和英国公使威妥玛之间私人关系的恶化，于是英国公使也不喜欢赫德(71) 。而排比年份时序，则威妥玛恼怒赫德之日，也正是郭嵩焘非议赫德之日。这种中国人的不喜欢和西方人的不喜欢交集于一人一身，构成了一个外来人为中国办洋务特有的复杂和矛盾。然而这一类矛盾犹属被动的和外在的，与之同时发生而且同样真实的，还有生成于一个为中国办洋务的外来人精神世界里的扞格，这种扞格是内在的，因此常常要自己面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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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国人，赫德在四十多年的总税务司生涯里一直清醒地把自己看成是“身受俸禄”的“中国政府的臣仆”(72) ，而且用心于从中国人身上“学会如何按中国的方式行事和参预中国公事的议论”。这个过程使他能够比同一辈的其他西方人更切入地理解中国文明，并从中文频频出现而西人普遍憎恶的“体制”一词中读出“国家尊严”的含义，并常常自我归类为“站在中国一方”(73) 。由此形成的精神联系里既有理性，也有情感，因此当他在同治五年（1866）请假回国之际，日记中写的是：“全部行李装上马车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回家去，我喉哽眼湿，一时觉得难以再见到‘同文馆里的’学生，同他们告别了”(74) 。后来的历史学家把赫德身上的这一面称作“中国化”(75) 。但“中国化”了的赫德又始终维系着一种守护英国利益的自觉。他在为中国政府作“臣仆”的时候，曾自述“我现在执行的，只是1861年英国外交部付托给我的任务”，其要义所归的“使中国强起来足以保卫自己”(76) ，正直接地联结着“合作政策”下的英国利益。英国利益是一种狭隘的利益，因此，身任总税务司的赫德常常要在中国人的地域里和事务中提防“反英”的俄国和法国(77) ，提防后起的“德国势力和权益”，以及“为了她（英国）的资本，她的子孙，为了威望，为了稳住自己，防备所有的外来者”(78) 。总括而言之，是“我们主持的工作，虽然叫做海关，但其范围很广，目的是尽可能在各方面为中国做些有益的工作；它确是改革各地海关管理制度以及改革中国一切生产事业的一个适当的核心组织，而最关重要的是它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英国人手里”(79) 。然则“为中国做些有益的工作”，其程度和限度又都以英国的利益为尺度。在赫德为中国人办洋务的过程里，这些都会成为他用来影响和导引中国人的取向。是以李鸿章晚年出使俄国而赫德引为深忧，他所担心的是“中国将要在各方面经常跟着俄国走”(80) 。与他身上的“中国化”相比，这些显然都是另外一面。四十多年之间，赫德身上的这两面构成了他精神世界里的中国意识和英国意识。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四十多年之间赫德又在年复一年地带着这两种东西劳劳碌碌，自以为在致力于“同时保护中国和英国的利益”(81) ，并因之而跌宕起伏。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与翁同龢对话论时局，曾言之苍凉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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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余年食毛践土，极思助中国自强，前后书数十上，无一准行者，大约疑我不实不公耳。今中国危矣，虽欲言，无可言矣。即如日本偿款，当时我献策，将海关洋税全扣，每年二千万，十年可了，而张大人驳我。我又献策，我可借银子五千万磅，除还日本外尚余一千……百磅，中国可办他事，而法俄出而担借以挠我。试观今日还债两倍于本，较吾策孰失孰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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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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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作旁观末论呈阅，我亦知中国万不能行，特尽我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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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里仍然有着对于法国和俄国的排拒。但他总论“四十余年”里自己“极思助中国自强”的往事与心路，则因其真实性而具有感染力。遂能使多年之前以“狡桀”称赫德的翁同龢为之枨触，他把这些话都写入当天的日记之中，并特为注明其“语极沉痛”(82) 。这是一个外国人为中国而沉痛，所以赫德打动了翁同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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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流露的苍凉和沉痛以及他一身所系的复杂和矛盾，具体而且典型地说明了一个外来人在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的过程里变成了局中人。赫德之外，还有在同文馆里做了二十五年总教习的丁韪良，为江南制造局和海关译书三百九十余部的林乐知（Allen，Young-John），既办学又译书的傅兰雅（Fryer，John），以及虽然不在雇用之列，而以赈济、编报、办学、游说与士大夫相交往的李提摩太等等。他们同赫德一样，一生中的四十多年或五十多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也同赫德一样，大半都有过各自的苍凉、沉痛与复杂、矛盾。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外交往里，这些人促成了中国的改变，同时其自身也在为中国所改变，遂使他们的个人历史成了近代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后来作《清史稿》的一班人把赫德连同戈登、日意格、德克碑一同编入了《列传》；而更后来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一书为有清一代的主要人物立传，同样也把这些外国人当成了这一段中国历史里的人。他们开列的名单并不算完整，但他们的叙述则已是在用具体的情节写照具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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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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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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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钦定大清会典》卷一百，第4页，光绪戊申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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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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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洋务运动》（一），第323页；《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71页；《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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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国使馆来文》卷34，1857年4月3日（国务院），转引自《美国人在东亚》，第19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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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交部档案原稿”，第17组，第572卷，阿礼国致史丹雷1868年1月1日之密件。转引自《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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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国人在东亚》，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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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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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国人在东亚》，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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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芮玛丽：《同治中兴》，第42—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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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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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洋务运动》（五），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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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洋务运动》（三），第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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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洋务运动》（一），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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